江西
1979年冬，江苏一处县城，徐宇澄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原先压在身上的结论意见被重新审查。几年前，他还是军队高级首长身边的秘书，转眼却到了江边捕鱼队。命运转折得太快，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真正支撑他走过那段日子的，竟是一封封来自吴信泉的信。
徐宇澄1974年到吴信泉身边工作。当时，吴信泉担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并负责炮兵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分管武器装备科研与试验。
秘书这个岗位，常被误解为替领导处理文字事务。可在吴信泉身边，徐宇澄最先学到的不是写材料，而是怎样接触实际。吴信泉带着他到部队、工厂和试验场，查看装备，询问官兵，参加试验。
吴信泉有三个习惯：亲自看，亲自问，亲自参加试验。设备哪里不合要求，数据有什么疑点，他不会只听汇报。有时一项工作结束后，别人已经疲惫不堪，他还要继续核对资料。
有意思的是，吴信泉虽然长期在军队工作，仍把学习看得很重。他要求徐宇澄熟悉业务，阅读资料，做好笔记，还会定期检查。吴信泉常说：“不要只跟在我后面转，要有自己的本事。”
这句话并非普通的提醒。炮兵装备涉及机械、材料、火控等多个方面，秘书若只会记录，便很难真正理解首长的工作。吴信泉让年轻人下功夫，实际上是在培养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吴信泉也不喜欢特殊照顾。1975年10月，他随徐宇澄到南方部队检查工作，地方上按照较高规格安排食宿。得知情况后，他要求按规定交纳伙食费，不因自己的身份改变标准。
吃住如此，工作更是如此。吴信泉年纪渐长，写报告时仍坚持自己动笔，不愿让秘书代写。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却不摆架子，生活上始终保持着普通老兵的作风。
这种相处方式，使徐宇澄对吴信泉有了更深的认识。吴信泉谈战争年代，也谈老同志为革命牺牲家庭、承担风险的往事。他反复叮嘱年轻人，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动摇，要相信组织，认真把本职工作做好。
变化发生在1976年之后。吴信泉因在有关问题上提出个人意见，处境一度十分困难。作为他的秘书，徐宇澄也受到牵连，被确定为转业干部，原本可能安排到省级机关的计划随之落空。
后来，县级机关也没有接收他。最后的安排，是到距离县城几十里的江边捕鱼队工作。对一个长期在机关和部队工作的干部来说，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化，生活方式、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都要重新开始。
一家四口住进茅草棚，徐宇澄不会骑自行车，汽车又没有通到那里，只能步行往返。风雨天尤其难熬，他只好自己掏钱在郊外租房，让家属暂时住得宽敞一些。
更难受的，是周围人态度的变化。过去见面主动打招呼的人，忽然变得沉默；一些熟悉的关系，也像隔了一层墙。徐宇澄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心理压力很大，甚至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吴信泉没有让他消沉。由于当时不便公开来往，他便托人转达意见，也通过书信不断鼓励徐宇澄：“相信党，相信组织，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话不长，却让徐宇澄明白，自己并没有被遗忘。
徐宇澄在捕鱼队的表现并不差，组织上曾几次考虑把他调回县里，但因为原有结论尚未解决，事情反复搁置。吴信泉写信提醒他，要虚心向地方干部和群众学习，不能因为遭遇挫折就把工作放在一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开始得到纠正。到1979年底，徐宇澄原来的结论意见被撤销。1980年2月，他正式调回县机关，家属户口也从江边迁入县城。
吴信泉恢复工作后，专门写信让徐宇澄到北京，处理政治结论、职务和待遇等问题。面对多年积压的不平，吴信泉仍告诫他：“作为共产党员，要正确对待，不要闹情绪。”这既是劝慰，也是对其政治品格的要求。
1986年，吴信泉从广州回北京途中，专程到南京、扬州看望老同志和老部下，并安排与徐宇澄见面。多年后重逢，吴信泉详细询问他的工作和家庭，临别时叮嘱他安心工作，为党和人民继续尽力。
吴信泉逝世后，徐宇澄一家悲痛不已。那几封在困顿年月里寄来的信，留下的并不只是几句安慰，更记录着一位老将对身边工作人员始终未变的责任和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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