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书房|潘攻愚：别拿周作人附缀鲁迅，变节投敌不能“中立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九十年过去，一个人的名字还能被一次次翻出来、引用、争论，这本身就是分量。

可每到这样的日子，另一个名字总是影影绰绰地跟着出现，那就是周作人。

谈新文化运动，谈那一代文人的群像，绕不开周氏兄弟；谈二人的文学气韵、人生脉络，学界早已写得很多，也写得很细。

但这几年，笔者留意到另一股暗流。它不是公然翻案，那太直白，办法是“中立化”：把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附逆，放进一种看似客观平实的叙述里。说兄弟分道扬镳也许是思想上的必然，说鲁迅一路照顾弟弟，把他带到北京、安顿下来，说周作人的路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然后把这一切嫁接到鲁迅那一代人思想价值的“总量”上，仿佛这是新文化大家庭里一种可以理解、可以并存的取向。

北京赵登禹路8号，周氏兄弟旧居

这个十一假期，笔者读完了止庵先生的《周作人传》，掩卷之后想了很久。那样克制、细致的笔法，把一个人的一生摆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想，这是好传记该有的样子。可笔者想到的恰恰是这样的叙述一旦被挪用，很容易变成一块软垫，把一件本不含糊的事垫得含糊起来。

周作人可以读，也值得研究，他的文章好不好另说；但他在民族大难面前的选择，是一个早有定论的事实，不该被“客观”二字搅成一锅粥，更不该借着鲁迅的名头，给它抹上一层思想史的温情。

兄长的影子

兄弟二人相差四岁。1906年，周作人东渡日本，投奔的是已经在那里的哥哥；三年后，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问世，这是两人最早的一次并肩。1917年，周作人到北京，经鲁迅推荐进了北京大学；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的院子，把母亲和弟弟一家接来同住。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里，周作人起步的那一程，是被哥哥带着走的。鲁迅以《狂人日记》劈开一道口子，周作人随后以《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重要的理论发声者。一个冲在前头，一个在后面立论，早年的亦步亦趋，到这时已变成并肩。鲁迅给了弟弟一条路，路上怎么走，是弟弟自己的事。

可骨相上的差别，早有端倪。孙德鹏的文章（《疲劳的颜色——周作人小记》，曾发表于《读书》杂志）里引了鲁迅评《语丝》的一段话，说它“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又说“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

周作人早年一直“亦步亦趋”跟着兄长的步伐，直至1917年二人一同去了北平，周作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以下有关书页的截图均来自止庵《周作人传》）

孙文读出的是鲁迅借《语丝》的格调，曲折地谈对周作人的看法。看得明白而不肯出手，和看得同样明白仍然出手，从那时起就是两种人。

1923年夏天，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杨念群（《周作人的“原罪”》，发表于2019年的《读书》杂志）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再不相见。有人由此说，兄弟分道是思想上的必然，一个走向左翼，一个守着趣味。作为对失和的一种解释，这话未尝没有道理。但从“路向不同”到“附逆”，中间隔着一道跳不过去的沟：和鲁迅意见相左的人太多了，胡适与他后来分歧甚深，可抗战期间，胡适出使美国，为抗战奔走；留在北平的钱玄同，则坚决反对周作人出任伪职。分歧从来不是附逆的理由。

同样的悲观，两种姿态

为周作人辩护，最常用的一张牌是悲观。说他把中国的前途看得太透，把民众看得太清，对革命不抱幻想，所以退回书斋，最后“失足”。

汪晖评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把这条线索讲得很透，辛亥以后，周作人觉得“官威如故，民瘼未苏”；1928年，他又发现青天白日旗下的北京样样依旧，改朝换代而没有革命。于是对“革命”、对“民众”、对“思想革命”，一步步幻灭，认定历史不过是一场循环。

这些幻灭是真的，我们也可以不认为他的悲观是装出来的。问题是，悲观能不能当理由？

汪晖在同一篇文章里已经回答了。他指出，鲁迅对中国历史“循环”与“轮回”的体验，比周作人更早也更深刻，“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样的话是鲁迅说的，里头的绝望一点不少。可鲁迅的回答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唯一有意义的，是对绝望的反抗。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居然有去解放区的想法，不过被我党回绝

汪晖的结论很干脆：两人对世界和事业成果的判断并没有太大差别，真正把他们分开的，是做出相似判断之后的姿态——一个选了“绝望的抗战”，一个选了“有趣的消遣”。

还有人把周作人对革命的反省看作远见：革命文艺像“念咒的妖法”，革命一落到行动，又会划出界线、制造仇恨。孙德鹏也承认这类文字“显示出难得的冷静”。冷静是真的，可冷静不是免责的凭证。一个人反省革命，可以反省到任何地方，唯独不该反省到侵略者的门下。

更有意味的是，周作人自己立过一条标准。孙德鹏文中提到，他早在1928年前后就把中国人进步的先决条件定为：知耻，并且深自追悔。在他看来，一个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民族，若不知耻不悔过，怎么崇拜强权也永远强大不了。

后来轮到他自己了。黄裳先生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见过他一面，问起他投敌以后写过那么多文告、讲话，做过那么多表演，他的反应是不屑地说：那些不过是做戏。要求别人知耻追悔的人，面对自己，说的是做戏。这一幕，比任何推论都更说明问题。

“柔弱”是人设，“书斋”被偷换了

另一张牌是人设。周作人善谈宽容、大同、人情物理，是个温和甚至柔弱的读书人，只是经不起时代的风浪。在这种叙述里，闲适和趣味是他的本色，附逆是本色的失手。汪晖说闲适“诚然是极难得的智者境界”，却也是对世事人生“无奈何”的一种体认。无奈，人人都有；有人在无奈里选了反抗，有人选了督办。

可汪晖文章里的那份清单，恰好让“柔弱”站不住。周作人对旧道德、旧伦理持久地批判；“六·三”事件、陈独秀被捕、“三·一八”惨案之际，他的姿态相当激烈，汪晖甚至说他时时爆发出比鲁迅更为激烈的“流氓气”；他为保卫李大钊的英名和遗孤仗义出头；1927年“清党”时，他愤怒于蔡元培、吴稚晖、胡适的态度。这样的人并不缺勇气，知道怎么骂，知道怎么站出来，知道什么叫仗义。所以“柔弱”不是天性，而是后来的选择：激烈过，仗义过，到了真正的大难临头，把闲适留给了自己。

更要紧的是，“书斋”这个词在辩护里被偷换了。替周作人说话的文章，爱用的是闭门读书、苦雨斋、隐士、不问世事。1929年，周作人提出“闭门读书论”和“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汪晖看到的是他把对社会的关注，转成了个人的自我充实与自我拯救。如果他真的一直在苦雨斋里闭门读书，没有人会为此审判他。

1946年，周作人被押往南京受审

可事实是，他走出了书斋。周作人就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黄裳列得更具体：做敌伪的贵官，登台检阅，晋京朝拜。周作人把这些统统看作“游戏人间”，同他自己“正经”的思考互不相干。黄裳把这种心态叫作“坚硬的壳”：他躲在壳里做着安稳的白日梦，至于偶尔探出头来干的那些事，在他自己看来不值一提。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他想不想读书，而是读书的间隙，他坐过什么位子，替谁说过话。书斋，替督办的椅子作不了证。

苏武的比方，和法庭上的辩解

周作人为自己辩护，有个著名的比方：自己在沦陷区扮演的是坚贞的苏武，却被错当成了叛徒李陵。杨念群先生复述这个比方时，说他陈述的理由“也不无道理”。笔者以为这恰恰是最需要检点的地方。

苏武被扣匈奴，持节不屈，没有一天做过匈奴的官。周作人呢？前面说过，他做的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常委、教育总署的督办。贵官与牧羊之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个立场。何况他拿苏武自比，恰恰说明他清楚什么是气节，只是把气节留给了比方，没有留给行动。

法庭上的情形也对不上苏武。黄裳记得，自己当年问周作人，既然一向佩服倪云林的“一说便俗”，为什么在法庭上作出那么多说不圆、讲不通的辩解，周作人这才颓丧地没了话。他没有认罪，这是整件事里笔者最不愿轻轻放过的一点，一个口口声声要国人知耻追悔的人，轮到自己的案子，选的是辩解。

再说他对儒、佛、道的那些深刻议论，得看是在什么处境下说的。周作人就任督办之后，开始把儒教当作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基础”来重新阐释，尽管他已是“落水”之人，这种阐释的方式和动机却有“教主”意味，而且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现代儒学”与大东亚“中心思想”贯通起来。木山英雄从他沦陷期的文字里读出“隐含特别政治主张”，其实他已失去与读者共有时代苦乐的起码条件。

他的悲天悯人、踌躇不安，也未必是假的。黄裳读他借炒栗子的典故写的那几首诗，读出了禾黍之悲，同时也看出，这样凄哀欲绝的诗出自一个已经落水的人之手，本身就是绝大的矛盾，是他祈求内心平衡流露出来的心曲。真诚的伤感，可以和真实的投敌并存，这并不稀奇。伤感不能抵罪。

“原罪”之说，错置了责任

杨念群先生写《周作人的“原罪”》，杨文并未翻案，这一点要公平地说；但这类“理解式”的叙述，是把责任一点点挪到了别处，所以不得不认真说几句。

杨文开篇就以帽子作比，汉奸是帽子，文化的种子是帽子，利己主义者也是帽子，戴上去容易，摘下来难，而给不给周作人戴帽子，是“代表国家的民国政府才说了算”的。这个比方的毛病在于，它把一项判断说成了外加的、任意的“戴帽”。帽子是别人给的，选择却是自己做的，周作人坐上督办的位子，并不是谁把帽子扣了上来。

杨文的核心，是“国家”这个紧箍咒一旦套上就摘不下来；周作人主张“大美无界”，向往“文化大同”，在国家主义者眼里成了“虚幻”成瘾，纯粹有病。可批评国家主义，和追问附逆，是两回事。不信国家的神话，陈独秀当年就说过要打碎这个偶像，但不信神话，不等于可以替侵略者的政权做事。沦陷区的学校、学生和教育，归谁管、替谁管，是实实在在的边界。“无界”的话，放在一座被占领的城市里，往往恰是占领者最乐意听的话。

周作人对被判汉奸罪是不服的

杨文说周作人在汉奸审判后保持沉默，不做任何自辩，“失语”是难觅解人，不如不言。这与史实不符。审判当时，黄裳记下的是他在法庭上那番说不圆的辩解；审判以后，铁荣评倪墨炎的传记，指出《知堂回想录》里“元旦的刺客”一节，本就是他为自己做的辩解，越是遮遮掩掩地表示避免辩解之嫌，越是在卖力地辩解。沉默不是事实，辩解才是。

杨念群的文章拿电影《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来比周作人，说都是只想靠书斋成就自我、对世事恐惧的人。这个比法本身就有问题。余永泽是不肯出门的人，周作人是出了门的人。文章把抗战年代的民族情绪，说成“激荡煽情”的政治化学问，把落水附逆的结局说成“活不逢时”，甚至让那张“东洋味道的脸孔”平添了“原罪”的气质。照这个逻辑，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时代、国家、面孔欠了他的。

案翻不了

黄裳先生早就说过，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这句话到了今天，仍然需要有人再说一遍。

案翻不了，不等于周作人不能读。他的文章越到后期越好，孙德鹏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承认；他的学问、他的译笔、他那些平实冷静的见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遗产。黄裳讲得最清楚，今天研究周作人、重印他的书，不是为了把他从耻辱柱上放下来，而是为了研究史料，也为了看清知识分子身上的致命弱点，让后来的人别再重蹈覆辙。

鲁迅生前写过一篇短文，说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黄裳说，这个脊梁其实就是旧日所说的“气节”，对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二重人格的病，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九十年了。鲁迅留给后人的东西很多，其中有一样最朴素：大难临头，站在哪一边，是不能含糊的。周作人当年的选择，已经写进历史。纪念鲁迅，不必拉周作人来陪衬；谈周作人，也不必借鲁迅的光，去冲淡那一笔账。

【本期“星期六书房”推荐书目】

《周作人传》 止庵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

《鲁迅的饭局》薛林荣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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