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被秘密处决，徐向前晚年吐露真相：他是个好人

说起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知道他的人不多。他在三十六岁那年被秘密处决，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老首长徐向前到了晚年，提起这位部下，只说了一句最朴素的话：李特是个好人，应该给他平反。

2026年赶上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纪念活动办得热闹，我们更该把这位倒在半路的参谋长翻出来，好好讲一讲他的故事。

李特本名叫徐克勋，1902年生在安徽霍邱县白庙乡牛庙村。父亲徐书城是清末秀才，还跟着队伍干过辛亥革命。家里有这样一位长辈打底，徐克勋从小耳濡目染。少年时期他跟着父亲去了湖南，中学念的是长沙的学校。

1921年考进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是那种典型的读书苗子。1924年赶上一次机会，党组织从唐山交大里挑积极分子送去苏联深造，徐克勋在名单里。他先进了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1925年入了党，还当上支部书记。

1927年秋天，李特转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所学校是苏军培养参谋人才的地方，开的课有合同战术、参谋业务、军队政治工作等。

一起在这所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有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等十几位。李特在这里苦读了三年，1930年秋毕业回国。中央先把他派到上海，安排在工人中间做工作。

1931年4月，组织上把李特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学校的建制是照着苏军的样子搭的，学员从各部队里挑尖子抽调过来。

李特亲自编教材、上讲台，把苏联学的那套参谋业务、情报侦察、行军序列，一点点灌到红军干部头脑里。鄂豫皖最早一批懂现代参谋业务的人，不少都是他带出来的。

从1932年开始，李特在红四方面军里的位置一步步往上走。先是七十三师参谋长，后来做了红二十五军副军长。苏家埠战役中，他带部队强渡淠河，把敌警备二旅打垮，青山店突围的敌军被歼灭大半。

1933年秋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用三十五个团的兵力，十个月干掉敌人八万多。这时他是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手里还要带着彭杨学校的学员一起打。

1934年11月，李特升为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任红军大学副校长。徐向前后来回忆这位部下时讲过一段话：李特在苏联留过学，人很好，心很细，想问题比较周到；四方面军的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

几句评价，字数不多，可从一位元帅嘴里讲出来，分量够重。四方面军几场硬仗背后，少不了这位苏联回来的参谋长的笔。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部队重新编为左右两路军，李特跟着右路军走。可会师没多久，张国焘和中央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吵了起来。

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央带着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先行北上。消息传回来，陈昌浩急了，派李特带一队骑兵去追。这一追，成了李特后半辈子被反复提起的一桩事。李特真追上了北上的队伍。他冲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学员喊话，要大家跟他回去。

彭德怀挡在前头，俩人吵了起来。中央领导走上前劝解，告诉李特，想回去就回去，北上的队伍先走一步，往后还有机会汇合。李特没有强行拦截，带着一部分四方面军人员往南返回，跟了张国焘。这个节骨眼上，他执行了命令，可心里是什么滋味，谁也说不清。

1936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及直属部队，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渡河行动从10月24日晚开始，到28日拂晓前主力过完。

黄河刚过去，敌情突然大变，宁夏战役计划被取消。11月，中革军委决定把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担任参谋长。

西路军的任务是向西挺进，开辟甘北根据地，再往西打通苏联援助通道。作为参谋长，李特要起草行军计划、部署作战方案、协调各军动作。

河西走廊那一年的冬天冷得邪乎，部队没有后方依托，补给线又拖得老长，马家军骑兵在戈壁上来回包抄。两万多人的队伍，一路向西拼杀。

打到1937年3月14日，部队退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剩下的人已经不足三千。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陈昌浩宣布几项决定：徐向前、陈昌浩两人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现有兵力分三个支队打游击。

李先念管军事指挥，李卓然管政治领导。这群人各自领了一份近乎绝境的担子，一步一步往西挪。李先念带左支队向西突围，李特跟着左支队一起走。1937年4月24日，左支队到了安西城南的石堡城，打算攻打安西县城。

马步芳早就估计红军要进新疆，严令各部堵截，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已经派了一个团进安西。有位给红军送情报的商贩进城发现敌人加兵，出城来报信。工委大多数人怀疑这人是奸细，不敢轻信。

李先念作为军事指挥员，决定按原计划攻城。攻城打得很吃力，部队受挫后停了下来，向通往新疆的王家围子转移。多年以后，李先念专门为李特澄清过：安西是我决定打的，责任不能推给李特。

这段话出自一位亲历指挥员的口，比任何旁证都管用。1937年5月，西路军余部四百余人到达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

部队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叫＂新兵营＂，借着苏联援助盛世才的那批装备学航空、装甲、通信等技术。延安方面要求西路军余部人员自己选去向。李先念等人表态回延安，李特和黄超留下了。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李特当年在托尔马乔夫学院读书时，同批中国学生里有人后来被扣上＂托派＂帽子，他跟这些人有同窗之情。

王明到迪化后，一口咬定把李特和黄超也划进＂托派＂。邓发在迪化主持学习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李特和黄超在会上提了不同看法。两人很快被隔离关押。

1938年初，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李特死时三十六岁，没留遗书，也没有向中央递交任何申诉。

一位在苏联读过六年军事院校的参谋长，一位给四方面军起草过无数作战命令的苏联留学生，就这样在西北一座城里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中间经过了什么，他连一句解释的机会都没得到。李特走后，他的老战友从来没停止为他说话。

李先念亲口讲过：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开国中将程世才讲，李特政治上没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高，革命坚决，能吃苦耐劳；1935年9月他奉命追中央，这件事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中将杜义德也站出来讲，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

徐向前晚年几次提到李特。老元帅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过学，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很能吃苦耐劳。后面又补上一句：李特是个好人，应该给他平反。

宋侃夫同样为他说过话，讲西路军打了败仗跟李特没关系，当年把李特当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几位亲历者，口径几乎一个样。能在那段历史的众多争议里拿到这样一致的评价，并不容易。

几十年的一桩冤屈，到这一刻才算有了一个郑重的说法。2026年赶上长征胜利90周年。从于都河的红军渡口，到各地新办的90周年主题展览，走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

走的时候，不能只记住胜利那一刻，还要把像李特这样倒在半路、名字曾被遮住的人翻出来好好记一记。一位能起草大兵团作战命令的参谋长，死得那样寂静。

徐向前晚年留下的那句＂他是个好人＂，字不多，却够把这个名字扛过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