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企，厂长半年后再出山创业

现在很多人估计想不到，八十年代的中国，说公有制企业会破产，绝对是天方夜谭级的消息。可1986年，沈阳就出了这么件震动全国的大事，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赶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刚到门口，还忍不住嘀咕，这破院子能出什么值得拍的大新闻。

郑鸣就是那个摄影记者，他从西安连夜赶过来，本来想拍上千工人排大队领救济金的场面，结果只看到一个还没北京四合院大的平房院子。他往里走没两步，就听见里屋传出吵架声。

吵架的人就是这家厂的原厂长石永阶，他那天特意来办救济金证，结果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问题还在调查，暂时不能发证。石永阶火发完，一屁股坐到窗边，掏出烟点上就闷头抽，脸皱得都能夹死蚊子。

郑鸣当下就反应过来，这画面必须拍下来。怕惊扰到对方，他绕到屋外，找了个自行车上的纸箱垫相机，没看取景框就悄悄按下了快门。其实大伙常说的“第一家破产国企”说法不准确，它准确来说是公有制集体企业，只是传着传着大伙都习惯叫国企了。

正式宣布破产的日子是1986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开了新闻发布会，通告只有两百多字，宣读花了三分多钟。通告写得明明白白，厂子从当天起破产倒闭，收营业执照，注销银行账号。

这家厂总共七十二名职工，资产三十万零两千元，负债整整五十万三千元，有两百一十九个债权人，已经连续亏了十年。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整个会场静得吓人，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有个老职工坐在台下抽烟，手一直抖，点着烟居然把烟头叼反了，烫到嘴才反应过来不对。

那时候“破产”两个字，在国内基本就是个禁忌词，上上下下都在问同一句话，社会主义怎么还会有企业破产？这事往前倒一年，是当时沈阳市的市长拍板要搞的试点。1984年沈阳有四十三家集体企业亏得资不抵债，市长批示说，活不下去的企业能不能试试破产，得拿出个可行的规定来。

当时负责操办这事的韩耀先，看完批示心里都打鼓。他脑子里本来全是书本里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工厂倒闭、老板跳楼工人饿肚子的画面。家里人也劝他，社会主义搞破产，哪天再来运动，第一个被批倒的就是你。

韩耀先咬咬牙还是扎下去做调研，拿出了规定初稿，改完之后1985年2月，沈阳就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关于企业破产的地方性法规。按规定说，连续亏损两年、亏损额超过总资产八成的企业，先给黄牌警告，整改一年还没起色就直接宣布破产。

法规出台之前，市委常委会吵了好几个轮次。有人说破产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结果一查历史，古罗马就有了破产法的雏形，清末宣统年间都出台过《破产律》。又有人说公有制企业破产无法可依，政治风险太大。最后大伙达成一致，改革本来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沈阳是国家批准的改革试点，总得有地方先探探路。

规矩定好了，就得找企业试第一块石头。市政府筛来筛去，从十一家候选企业里挑出了三家，一起发了黄牌警告，限期一年整改。三个厂长接警告的时候，手都控制不住地抖。

压力最大的是五金铸造厂的女厂长周桂英，两百多万资产，三百多工人的生计全压在她身上。她当场哭了，说外国报纸都发了消息，我这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哭完她把全厂职工召集起来，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跟大伙捆在一起干，一年之内把厂子救活。

从那之后，周桂英一整年没睡过一个整觉，没歇过一个星期天。厂里上新产品缺钱，七八十个工人自己凑了八千三百块出来。厂里要换下水道，雇人挖要六百块，工人们就趁着夜里自己干，十冬腊月天寒地冻还下大雪，棉袄湿了能拧出水，没一个人提要夜班费。

一年之后，五金铸造厂不但不亏了，还盈利一万五千元，破产警报直接解除。另一家被警告的第三农机厂，也顺顺利利渡过了难关。只有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真的倒了。

这家厂最早是职工家属生产组，二十多年换了十任领导，隶属关系改了六回。石永阶接手的时候，厂子刚有点起色，结果没多久就三天两头换主管单位，他稀里糊涂就被提前退休了。被黄牌警告的这一年，厂子被一家效益好的富厂代管，大伙靠着人家给的劳务费过日子，没几个人想着整改自救，全抱着吃大户的心思。

所以一年后黄牌变破产通告，石永阶一肚子委屈，说二十多年换了那么多领导，这黑锅怎么就砸我脑袋上了。这话虽说有点甩锅，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之前几十年从来没人认真算过这家厂的盈亏账。可同样一块黄牌，人家拼了一年，这家等了一年，结果能不一样吗。

后来郑鸣拍的那张石永阶抽闷烟的照片，登在了《中国青年报》头版，标题叫《倒闭后的滋味》，一下子火遍了全国，海内外媒体疯狂转载，石永阶一夜之间就出了名。那段日子石永阶过得特别难，情绪激动的工人把花圈挂在厂门口，还有人说要给他判刑。他半个月不敢出门，连厂门口都不愿意靠近，吃饭都吃不香。

破产后厂里的工人按待业人员管理，半年内发原基本工资的七成五，第七个月起两年内每月发三十块救济金，鼓励大伙自谋职业。这些工人后来的出路也各不相同，车工张希永后来转了行，成了小有名气的喜剧演员。技工徐长生凭本事考进了当地的大企业，当上钳工班班长，还连续好几年评上先进。

石永阶在家里猫了半年，外界说他病了，其实他没病，就是老工人都住在一个院里，他抹不开面怕撞见人。想通了之后他决定再出山，借了一千五百块钱，去旧货市场买了台旧车床，带着全家在原厂对面开了个小厂，叫长城电器开关厂。

为了攒钱办厂，他还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全家以后不吃肉，改吃豆腐，后来索性直接开了个豆腐坊。当年指着他鼻子骂他无能的老工人，后来都开着小轿车来他这儿买豆腐。谁也没想到，当年的“中国第一破产厂长”，二次创业居然成了，还是国内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的标杆人物。

更重要的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大半年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这份法律的蓝本就是这个破产案。整整二十一年后，正式的企业破产法才在全国推行。

后来韩耀先当上了沈阳市兼并破产办的主任，十几年里经手送走了一百多家破产企业，还有当地领导打趣他，说别人去企业都是送喜，你一去就是送破产，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过了十年，沈阳再有中型企业宣布破产，台上台下已经没有哭声，全是掌声，那时候大伙都懂了，淘汰落后产能，才能让好企业活的更舒服。

韩耀先和石永阶后来还成了很好的朋友，1999年两个人还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了合影。2008年秋天记者再去沈阳，原址早就改成了居民小区，连一点工厂的痕迹都找不到，八十一岁的石永阶还闲不住，天天帮当年的老工人办医保，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老工友的名字。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报 《倒闭后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