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将军回老家，当地领导盛宴款待，贺炳炎扭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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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01

1951年11月，贺炳炎带着妻子和儿子，从青海动身回湖北探亲。那时候他是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离家已经二十多年。

路过宜昌，码头上来接他的人，是宜昌专署的专员刘真，也是他当年带过的老部下。专署的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条件很差。刘真觉得过意不去，挑了一幢从国民党手里接管的洋楼，请老首长一家去住。贺炳炎一口回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

刘真又想着尽地主之谊，几次提出请他吃顿饭，都被谢绝。可老部下终究觉得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这一下把贺炳炎惹恼了，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真只好作罢。

到了松滋刘家场，区上组织了腰鼓队，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贺炳炎勒住马缰，不肯往前走：你们不要放鞭炮了，我蛮怕鞭炮炸到我，不然的话我就转身回去。带队的人愣了一下，只好让鞭炮停了。

一个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人，说自己怕鞭炮。这话听着像玩笑，可要真懂他，就知道为什么了。

02

1913年，贺炳炎出生在湖北松滋刘家场的一户雇农家里。父亲是个铁匠，家里穷。十六岁那年，他在镇上向元丰铁匠铺当学徒。

1929年春，带兵的人在湘西拉起来的红军转战到了松滋，打团防、惩土豪。父亲想去当兵，把儿子托付给铁匠铺的师兄，自己先跟着队伍走了。没想到贺炳炎天不亮就悄悄起床，背个背架子，不声不响追上了红军。父子俩就这样一起当了兵。

队伍一开始不想要他，嫌他年纪小、个子矮，把他分去喂马。他不肯走，站在那里嚎啕大哭。正好带兵的那位首长路过，看他哭得伤心，说了一句：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去提糨糊桶子吧。这年9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冬天，部队在松滋杨林市被敌人重兵追剿，总指挥部陷入险境。他看见父亲赶着一匹驮军饷的骡子往前跑，急中生智，冲上去一刀挑破了骡背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撒了一地，追兵见钱眼开，你抢我夺，挤成一团。趁着这个空当，警卫部队掩护总指挥部脱了险。

03

他打仗的胆子，比他的个子长得快。

有一回骑兵连偷袭一座空城，缴获了一批战马。部队撤出城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司务长。他单枪匹马又杀回城里去找。敌人已经进了城，他骑马穿街过巷，看见那个还在店铺前买东西的司务长，一把把人搂上马背，挥着大刀杀出重围。这以后，他被叫作“红军中的赵子龙”。

1932年，他被送进湘鄂西的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当上了手枪大队的区队长、大队长。第四次反“围剿”里，他主动带着人冲进敌人的包围圈，把被围的红八师接了出来，所部被总指挥部授予“模范大队”的称号。

1934年忠堡战役，十八团团长负了伤，他临危受命接过去指挥，带着这个团守了阵地一昼夜，并俘了敌方的纵队司令。1935年湘鄂川黔反“围剿”，他一个人突进敌人的阵地，得了个“孤胆英雄”的名号。

1935年，二十二岁的他当上了红二军团主力第五师的师长。在红二军团里，这个年纪坐到师长位置的人不多。

04

也在1935年，他丢掉了右臂。那一年红军正在长征路上，他刚带着部队从湘鄂川黔的山里往北走。

12月，瓦屋塘战斗。他跟着战士们一起冲锋，一颗子弹打中右臂，骨头全碎了，血流不止，包扎都包不住。战斗还在打，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经转移出去，不马上动手术，人就保不住。这是他的第六次负伤。

军团的卫生部长找来一把木工锯。没有麻药，本来准备给他打吗啡止痛，他不肯，说吗啡会影响他日后指挥打仗。他让卫生员把自己绑在门板上，嘴里咬一条毛巾，说动手吧。

这一锯，锯了两个钟头。手术做完，大家才发现，他嘴里那条毛巾已经被咬烂了。

一条胳膊就这么没了。他的老首长把锯下来的两块碎骨用红布包起来，一直带在身上，跟旁边的战士说：这就是党的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截肢以后，他在担架上只躺了六天，就下来跟着队伍走路。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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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一条胳膊，他照样带兵。

1937年10月，部队改编成八路军一二〇师，他任七一六团团长，奉命率部插向雁门关，伏击日军的运输队，首战告捷，国民政府还通令嘉奖过这一仗。百团大战以后，他升任三五八旅副旅长。

1945年，他到延安开会。举手敬礼的时候，他抬的是左手。

解放战争里，他做过晋绥军区副司令员，也做过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1947年，他指挥部队打进蟠龙镇，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人，缴获了全部军需物资。还有一次他去纵队指挥部上任，半路跟国民党的保安团撞上，马和骡子都被牵走了。消息传回去，老首长给下面下了死命令：宁可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

他带的部队，战士们叫作“一把手部队”——一个只剩一只手的人，照样冲在最前面。从1929年参军到1949年，他先后负伤十一次，身上留下十六处伤疤；平时他把那条空袖管扎在腰上。

06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第一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后来做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他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成立时，司令员就是他。这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他人生里少有的几次回乡，1951年那一次是其中之一。他从青海一路转到湖北，二十年没见的乡亲还在，父亲的坟也还在。

临走的时候，刘真又提出陪他回老家。他抿嘴一笑，跟这个老部下打趣：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

在成都的那些年，他家院子里种菜、养猪。每年春节杀了猪，自家只留猪头、猪蹄和猪尾巴，猪肉分成四份，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幼儿园各一份，年年如此。

他在战场上往前冲的那个样子，和他在饭桌边掉头就走的那个样子，是一回事。他认的理很简单：仗要往前打，排场要往后放。

07

他的身体早就不行了。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哮喘，几样病缠在一起，几度危及生命；可病一好转，他就又去上班。

组织上拨了一笔专款，要给他盖宿舍。他把这笔钱拿去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一直住在一所简陋的旧房子里。组织上退一步，要给他的房子装暖气，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医院。直到去世前一个星期，他还住在那所常年漏雨的房子里。

1960年6月下旬，他再次病危，昏迷了好几天。醒过来以后，他要了一碗面，让人把刚从基层调查回来的军区后勤部长叫到床前，问的还是部队的营房和战士的吃穿。他对这位部长说：我是不行了。等我死去后，那些先去见马克思的老战友问我，贺炳炎，革命成功了，你掌权了，你为大家做了些什么好事呀？我说我的部下还没房子住哩！难道我就这样去见老战友吗？

这是他留下的话。面吃了两口，碗掉在了地上。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去世，四十七岁。那一天正是党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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