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战功赫赫，却3次被降级，主席不忍心，让元帅问他想要啥军衔？

电话打到刘子奇那里，罗荣桓没有绕弯子，把评衔的难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然后问他想要什么。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回过来的话很短：组织上怎么定就怎么定，能干活就行。

这个让评衔小组拿不定主意的人，1900年生在湖南浏阳，1930年就是红军师长，到1955年，还是师长。二十五年间，他的职务在师长、团长、营长之间来回起落，降了又升，升了又降，三次降级的记录明明白白写在档案里。

刘子奇原名陈永塘，浏阳古港区廖家湾村人。八岁丧父，母亲改嫁，他进了县城的织布坊当学徒，工头手里的藤条抽在背上，一抽就是好几年。1926年，叶挺独立团打进浏阳，刘子奇带着一帮工人出城去迎。第二年，白色恐怖最凶的时候，他入了党，回到浏阳老家，从几十个人开始拉队伍。他走乡串户，队伍滚雪球一样扩到上千人。

1930年，三十岁的刘子奇带着浏阳赤卫军配合主力攻打长沙，红旗插上城头，彭德怀拍着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好你个刘子奇，比老子当年还猛。这一仗打完，他从赤卫队长直接被任命为师长。从织布工人到红军师长，用了不到三年。

师长当上没多久，刘子奇跑去找彭德怀，说他想读书。彭德怀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打仗这么猛，读什么书。刘子奇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打长沙的时候，地图看不懂，差点耽误了战机，胜仗是靠运气打的，哪天运气没了，怎么带弟兄们。

彭德怀沉默了一会儿，答应了。刘子奇脱下师长的领章，进了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半年后出来，师长的位置已经有人坐了，他从团长干起，职务是湘赣独立第五师十三团团长兼政委。

老部下替他抱不平，他说能学本事就行，当什么官不重要。行军路上有人拿他打趣，说别人官越当越大，你倒好，师长当成了学生，他拍了拍挎包里的书，没有接话。

从学校出来之后，刘子奇在湘赣苏区打了几仗，1933年前后重新升到了师一级。但这一次降级来得比第一次沉重。

事情出在一次战斗之后。刘子奇所部俘获了一批国民党士兵，按照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这些人应当被看押、教育、遣返或者收编。但刘子奇在战场上情绪失控，擅自下令处置了其中一部分人，违反了纪律。事情报上去，处分决定很快下来：撤销师长职务，降为团长。

这件事在刘子奇的履历里不算光彩。他不是因为仗打输了被降，而是因为违反了纪律。从师长到团长，这一次不是他主动要求的，是组织上做出的决定。

长征路上，刘子奇是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1934年湘江边上，五十三团奉命阻击追兵，十倍于己的敌人压上来，打了三天三夜，伤亡过半，任务完成了。战斗结束后的庆功会上，上级宣布了一项处分：刘子奇降为营长。

原因是撤退过程中，一个连长传错了命令，一个排被敌人截住，没有撤出来。传错命令的是那个连长，但刘子奇是团长，他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没有辩解，也没有往下推。从团长到营长，第三次降级。

如果把刘子奇1930年到1949年的职务连成一条线，会看到一条反复起落的曲线。1930年师长，学完回来当团长；1933年前后升回师一级，违纪降为团长；长征中当团长，替部下担责降为营长；之后又慢慢升回团长、代师长。

抗战爆发后，他在120师359旅当参谋长，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后来都是上将，他夹在中间，做的是制定路线图、部署作战计划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去了东北，当过哈西军分区司令员、牡丹江军区司令员、独立第八师师长，1949年整编后是第四野战军一六五师师长。

二十多年里，他反复在做同一件事：哪支部队打残了、散了，他就去当团长或者营长，把队伍重新拉起来；拉顺了，再调去下一个需要补的地方。别人沿着台阶往上走，他在同一层楼里来回替人补窟窿。

1955年评衔，罗荣桓的为难就在这里。按入党时间和早期职务，刘子奇比不少中将的资格都老；按解放战争时期的岗位和战绩，他又够不上太高。三次降级的记录摆在那里，每一次都有具体的原因，但叠在一起，就把一份本来很漂亮的履历削去了一截。

罗荣桓把情况报了上去，毛主席听完，说了一句：你定不合适，我也不合适，不如让他自己定。于是有了那通电话。刘子奇在电话里的回答后来被反复说起，他没有提要求，没有诉苦，只说服从组织安排。也有说法是，他后来得知拟授少将时，点了点头，说少将就够了。

1955年9月27日，刘子奇接过少将军衔命令状。同一天送到他手里的，还有三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予的少将里，同时拿到这三枚一级勋章的，是十几个人。

授衔之后，刘子奇历任湖南军区郴州军分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参谋长，1956年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他1963年到龄退休，晚年住在长沙，日子过得安静，不写回忆录，也很少跟人提当年的事。

1976年10月23日，刘子奇在长沙病逝，七十六岁。他的档案里，职务一栏从师长开始，到师长结束，中间隔着二十五年和三道降级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