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统一挡不住！台积电在大陆狂赚，赖清德挑衅，国台办严历警告

2026年10月10日，赖清德发表“双十”讲话，再次强调台湾的政治立场，并将两岸关系与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联系起来。同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晗回应，批评其渲染大陆威胁、挑动两岸对立。两种表态针锋相对，反映出经济交流与政治立场之间依然存在明显落差。

更值得琢磨的是，台湾经济并没有因为政治分歧而停止增长。10月15日，台积电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50.9%，净利润同比增长68.7%，人工智能产业的红利依然强劲。

那么，既然两岸产业链联系如此紧密，经济往来又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为什么这些利益没有自动转化为统一意愿？

2025年，台湾对美国出口约1983亿美元，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出口约1705亿美元。美国重新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大陆及香港依然是重要贸易伙伴。

台湾中央银行的相关统计还显示，台湾对东盟出口从2018年的581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1183亿美元，出口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这组数字说明，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紧密，真正重要的是，两岸多年形成的产业分工、供应链联系和市场往来，仍然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台湾企业需要市场，大陆企业也需要相关零部件、技术和产品，双方在商业层面存在相互依存的现实。但经济合作有个特点，企业关注订单、成本和利润，政治决策却还涉及身份认同、安全认知、制度安排以及执政者的利益。

在我看来，经济往来能够创造合作的物质基础，却不能代替政治互信。如果双方在政治认知上存在长期分歧，那么贸易可以继续增长，政治立场也可能继续对立。用贸易额直接推算统一意愿，本身就少了一层关键解释。

2025年，台湾经济增长8.68%；202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15%。这些成绩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扩张密切相关。台积电2026年10月15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合并营收约1.494万亿新台币，同比增长50.9%。

税后净利润约7631亿新台币，同比增长68.7%。其中，7纳米及更先进制程贡献了晶圆销售金额的79%。

这份成绩单确实说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半导体产业增长，不等于全社会每个人都能按同样比例增加收入。

台湾统计部门公布的2025年薪资数据显示，本地籍全职员工月经常性薪资平均数约5.06万新台币，中位数约3.99万新台币。平均数高于中位数，说明不同劳动者之间存在收入差异；2025年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为6.17倍，也反映出家庭收入分布并不均衡。

真正需要分析的是，产业收益如何分配，以及不同群体怎样理解自己与两岸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

台湾经济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出口市场和产业链布局的变化。2025年美国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对美出口达到约1983亿美元；同期，对东盟出口也达到1183亿美元。

这说明台湾企业正在利用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扩大销售，同时分散市场布局。大陆仍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市场。

台积电的布局同样体现了这种多重联系，先进芯片制造离不开庞大的国际供应链，企业既要面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需求，也要考虑先进设备、技术研发、资本支出和不同地区的生产安排。

美国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以及其吸引半导体制造投资的政策，都对台湾产业布局产生影响。企业扩大海外投资，不只是政治表态，也涉及客户需求、供应链安全和商业风险。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台湾经济越是融入全球产业链，政治选择反而越不能单纯用大陆市场的大小来决定。

企业可能希望继续扩大两岸贸易，同时争取美国市场和其他地区的订单；政治力量则可能把安全合作、对外关系和身份认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同利益主体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经济利益自然不会自动变成统一意愿。

不过，市场多元化与两岸经济联系并不矛盾。对企业而言，增加美国、东盟等市场可以降低单一市场风险，但这并不能消除与大陆之间已经形成的产业联系。

我认为，台湾政治选择受到两套逻辑共同影响，一套是企业和产业链追求市场、利润与稳定供应的经济逻辑；另一套是政治人物、社会群体对身份认同、安全和未来制度安排的判断。两套逻辑可能相互影响，却不会自动得出同一个结论。

两岸经济联系紧密，但双方市场开放程度和政策安排并非没有分歧。

2023年4月12日，商务部启动对台湾地区限制大陆产品进口措施的贸易壁垒调查。调查期间，涉及产品由立案时的2455项增加至2509项。2023年12月15日，商务部公布最终调查结论，认定相关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

这件事说明，两岸经贸往来规模很大，不等于市场准入已经完全畅通。对大陆企业来说，部分产品无法进入台湾市场，意味着潜在交易机会受到限制。

对台湾部分行业来说，限制进口也涉及本地产业面对外部竞争时的压力和政策选择。商务部的调查结论明确指出相关措施构成贸易壁垒，这也是两岸经贸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制度性争议

2014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的“太阳花运动”，则展示了另一种矛盾。协议涉及服务业开放，但台湾社会部分群体担心行业竞争、审议程序和政治自主性等问题，抗议最终使协议审查进程受阻。这表明，经济开放带来的潜在收益，并不能自动消除不同群体对竞争冲击和政治安排的顾虑。

从这个细节判断，经济合作的难点不仅在于能不能赚钱，还在于谁获得收益、谁承担调整成本，以及相关安排能否建立足够的社会信任。

如果企业从市场开放中受益，而部分劳动者或行业担心自身受到冲击，政治争论就可能围绕分配、公平和自主性展开。经济利益本身是真实的，但人们如何评价这些利益，同样会影响政治态度。

贸易增长能够证明市场联系存在，却无法单独回答社会是否接受某种政治安排。要让经济合作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认同，还涉及利益分配、沟通机制、制度信任和安全认知等问题。

2026年10月10日，赖清德在讲话中继续强调台湾的政治立场，并将两岸关系放进安全与民主叙事中。

国务院台办同日作出回应，对其相关言论提出批评，并重申大陆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双方表态说明，政治认知上的分歧仍然突出，经济合作并没有自动消除这种分歧。

台湾政治态度调查也能提供一个观察角度。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趋势数据中，2026年上半年选择“尽快统一”的比例为1.3%，选择“暂维现状、以后走向统一”的比例为6.3%。

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特定调查中的政治选项，却说明政治选择有其独立的社会背景。

说到底，经济依赖与政治认同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自动转换机制。一个社会可以在商业上高度重视某个市场，同时在政治上对未来安排存在分歧；也可以一边享受国际产业链带来的经济机会，一边围绕安全和身份问题形成不同立场。

2026年10月10日赖清德的讲话、10月15日台积电的亮眼财报，以及两岸贸易和市场准入的现实，都说明经济合作与政治分歧可以同时存在。

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贸易额继续增长多少，还包括经济收益能否更广泛地改善民众生活、两岸市场能否减少制度性障碍，以及政治互信是否出现变化。经济联系是重要基础，却不是政治选择的唯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