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日常化、庸俗化，会损坏一个社会的根基

文丨张丰，专栏作家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患者送给药房医师一罐价值1.9元的健力宝，医生明确拒绝，但由于当时正搬运东西，无法将饮料退却。患者后来打电话给当地12345举报。

最终当地进行了调查，没有处罚医生。但是，如果你读通报，一定会从字里行间感到悲哀：“医院高度重视……”

可以想象，为了这一罐健力宝，医院有关部门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与精力进行调查。

10月15日，朋友圈还有一则与举报有关的消息刷屏，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通报社会组织违规违法案件，该地的诗词学会“因内部管理不力导致运转失灵，学会存在内部派系对立、互相举报问题，未按章程召开理事会，未规范开展人事及财务管理工作”。

这无疑是一件小事，但公众会惊诧于“诗词协会”这样看似闲散的民间文化机构，也会有互相举报的问题；而且，严重到使机构瘫痪、无法运转。

前段时间，东北某大学还传出有大学生为了保研，发力举报排名在自己前面的同学“翻墙”。大学生为了自身利益而“批量举报”自己的同学，也让人感慨：举报的行为有泛滥之嫌。

如果说大学生举报同学，多少还“有法可依”的话，佛山患者举报药房医师收一罐健力宝、内蒙古诗词协会内部派系相互举报，这都提示我们：举报已经出现了日常化、庸俗化的迹象。

“诗词学会”这样的机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利益可言。我们能够想象，其内部派系的相互举报，涉及的无非是一些“文人”的是是非非，一点点经费的分配问题；但是，对立的双方都把“举报”当做有效的武器。“举报”和“派系”之间，其实已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一个机构内部成员忙着相互举报，自然也就山头林立，无法进行日常运营。

看到这条新闻，它不仅让人发笑，也让人担忧了。

为何总有人热衷举报？自然是因为举报可能对他们有用。

举报，其实不是正式的法律行动，各地都设立了12345电话，本意是倾听民意、收集群众的声音。原则上，人们可以向12345打电话反映任何问题。

12345接线员，并没有权力处理任何问题，但他们会记录下来，反映给有关部门。

12345转来的线索，下级行政部门必须认真回复——仅仅是这样的处理程序，往往也能给基层部门带来压力。比如，卫生部门转来的“举报”信息，毫无疑问会让一个医院紧张。

这个渠道本身是中性的。合理的“举报”，会成为有效的救济手段；但别有用心的“举报”，有时也会产生效果。

不管是怎样的举报，其实都是法律之外的“权力运作”：一个人在进行举报的时候，就是向权力部门求助。12345这样的机构运作比较规范，它会有详细的流程记录。相比之下，高校等机构对“举报”的调查，往往是“内部”的。举报与对举报的处理，都是不公开的。

这让“举报”行为，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你被“举报”了，往往并不知道是谁干的；你被“调查”和询问，即便最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也往往会遭受精神上的重创。

更重要的是，这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模式，如果过程是非正式的、不公开的，可能为有些人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非公开举报”，其实就是一种告密。

“送给医生一罐健力宝，反手就打12345”，或者内蒙古诗词学会的“派系对立，互相举报”的事件提示我们，当举报开始荒诞、可笑时，“举报”行为的合理性已经大大降低，对社会信任的破坏也到了一定程度。

很多人对这样的举报心存警惕，也是因为在历史上，“告密”的流行曾导致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

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一书，就揭示了苏联历史上告密盛行时，人们小心翼翼地生活，很多谈话不得不在厨房进行。父母说话的时候，要小心自己的孩子，夫妻之间也无法彼此信任。

一个社会要走出“举报”带来的副作用并不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人们可以把纠纷诉诸法律，而不是告密。

“告密”，在民间往往具备某种道德上的贬义。即便是小学生，也会看不起“打小报告”的小伙伴，其实这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道德重建的努力。

回到本文开头的事件，最近我经常去医院，发现很多医生桌子上有咖啡，我猜有一些可能就是病人送来的；有一天我也给医生带去了一杯饮品，且是我自己做的。

关于医生收红包，医院有严格的核查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杯咖啡，就更不用说1.9元的健力宝，根本不会“腐蚀”医护人员；病人自愿送的一杯饮料，不仅不是腐败，反而是社会信任的某种表现。

建立社会信任并不容易。在能守住社会底线的时候，人们应该付出更多努力，对“暗箱中的举报”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