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论儒家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郑克中先生，是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荣休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老五届毕业生，也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

国庆节期间，我与无锡来的朋友谈到，儒家文化可能成为山东经济发展的包袱问题。他看到后也有同感。他说40年前.他就研究过这个问题。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东岳论丛》上。

我请他从电脑上找出来，发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40年前的文章中，已经对儒家文化的弊端看得非常通透，总结得也很系统。因此就节选了一部分，在我的公众号上再发表一下，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作为一种非宗教的、入世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影响之深远广大，在世界文化史上亦属罕见。

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还时时感到了它的巨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自从1840年以后，每当中国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时候，人们无不回过头来，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当然反思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事实上全盘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

但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新时代所面临的任务，检讨昔日的文化遗产，排除某些思想文化障碍却是完全必要的。

下面让我们从发展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一看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

(一)相互依赖型的社会关系泯灭了 人的自强自立精神

以仁、礼、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哲学。这种哲学的要义就是把人束缚在等级制和封建宗法关系中。

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学家们宣扬的对待君要如何的忠，对待家长要如何的孝，对待他人要如何仁义等，这一系列的规定，无非是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出发，保持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至于这样做，是否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全不在考虑之中了。

在这种伦理哲学的浸润下的民族心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高于一切。人在社会上可以不追求事业的成功，但绝不能置这些关系于不顾。

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亲朋之间，邻里之间，组成了一个多维的、多层次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每个人都在这网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所以人们的荣辱升迁，都与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中以父子关系为核心，旧社会里常讲，前半世子以父贵，后半世父以子显。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最精当的概括。

事实也是如此，人的前半生，儿子是靠老子取得社会地位的；后半生，等儿子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老子自然也可以沾光。

这一关系的继续延伸，就可波及到亲戚朋友和乡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意思。

相反，一个人如果行为不轨，触犯王法同样也要株连九族，祸及乡里。

一个人的成功与荣耀，就是所有人的成功与荣耀，一个人的失败与屈辱，也使许多人蒙受屈辱抬不起头来。

如果某个家庭出了一个什么人物，不仅是他父母妻子儿女的光荣，而且是全村全乡乃至全县的光荣。

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鲁迅笔下的阿Q穷困到那种地步，为什么还要附会自己也姓赵，是赵太爷的本家。这是一种极深的相互依赖文化。

在这种状态下，某些人也有进取心，追求事业，但更多人则希望通过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如果一旦没有这种机会，则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地度日。

因为即使你做不出任何成绩，只要能在关系网内好好生活，也会有极大的安全感；相反，如果进取心极强，想创一番事业，那么在未行动之前，首先要想到失败。因为失败不仅是自己的事，也与其他人有关联。

正因为与别人有关联，在未征得别人同情、理解、或支持的条件下，任何人都极难办成哪怕是自认为非常正确的事，可能这些事与别人并无关系。

这种文化状态使人们缺乏自立精神，冒险精神。因为在集体之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安全感，则人们便不愿意做出冒险和牺牲。

所以世界上伟大的探险家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字，黄河、长江这两条中国人的母亲河也只是最近几年才有人试图只身去征服它们。

缺乏探险、冒险精神，在开发经济、研究科学方面(这一点后边还要谈到)就难于获得巨大成就。

这种文化状态也使得人们难于迁徙和流动。因为迁徙和流动，特别是开发边疆，或由生产力水平高的地区向低的地区转移，意味着不依恃旧的关系网所造成的庇护所，而要自强自立，只身去闯荡天下。

做出这种抉择是冒险的，是一般中国人的感情所承受不了的。

所以中国的西北边疆开发是非常缓慢的，而历史上从未形成象美国人开发西部，英国人开发澳大利亚那样的气势，但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没有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没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因为信息、科学、技术、文化只有在人员的不断交流中才能交流，普及和提高。

(二)平均主义的普遍要求压抑了 人们的进取精神

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财产私有、阶级对立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比如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们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中，总是不同程度地把平均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

但是只有生活在我们中国这个环境中，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平均主义观念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份量。

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老子说：“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则把“不患寡而患不均”作为治国的一条原则。

这之后许多农民起义领袖都把“均贫富”作为自己的口号提出来。如著名的北宋王小波提出：“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说得更精彩：“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我们说，在封建社会中，政治要求平等，财富分配要求平均，对于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是说到底，平均主义只不过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但是平均主义作为一种腐蚀剂，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惰性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压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

远的不用说，只说建国以后，因为平均主义多次猖獗，致使我国经济发展深受其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概括农村的情况是：“穷、摽、靠”三个字。“穷”是大家都贫穷，“摽”是大家捆在一起，谁也别想先富，“靠”是依靠政府救济。

城市中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低工资，高就业上。不管什么人，只要够了就业年龄都要就业，不管国营、集体、街道，反正必须人人都要获得收入。

就是说每人都有权力从“大锅饭”中舀出差不多相等的一勺。

农村改革以后，出现了一些千元户、万元户，但是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民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均贫富”的压力。

从政府、部门、机关，到左邻右舍乡亲，都以各种正当或非正当的理由揩他们的“油”。动员办义学创义举者有之，借债者有之，巧立名目罚款者有之，要求赞助者有之，写恐吓信者有之，勒索者有之，等等。有的报纸透露了万元户们的苦衷：没有钱不好受，有了钱更不好受。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去帮助别人或带领大家一同致富，只要这种帮助是出自于自觉自愿，就完全应该鼓励。

应该反对的是那种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必须努力克服的。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得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重义轻利，妨碍了生产流通的发展。

（三）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妨碍了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却人为地将“义”和“利”对立起来，给人以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且人为地把追求“义"与追求“利”看成是高尚与低贱的分野，看成是君子与小人的界限。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等等，集中反映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也许孔子说这些话在当时是有其良苦用心的。他看到，贵族官僚不惜用一切手段来聚敛财富，追逐享受，而广大奴隶、平民却辗转沟壑，生计渺茫，于是他便企图用一种道德范畴的“道”与之抗衡，以便钝化社会矛盾。这是需要肯定的。

但问题是当孔子被后来的统治阶级所利用，他的一切言论都变成了没有任何时代背景的“语录”时，人们对语录的利用和解释是随心所欲的。

把社会财富都搜刮进自己腰包的人，告诉别人决不可有非分之想，否则即使得到了，也是不合孔夫子之"道"的，是不义之财；落魄失意的文人学士，发财无望，则干脆以贫穷来自慰、自傲、自欺。他们终于也在孔夫子那里找到了避难所。

虽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利害关系，但人们或真或假地都鄙视它，用一种超物质的精神来抵消它。

人人以不谈钱、不谈利为高尚，以谈钱说利为小人，为了表明自己是君子而非小人，就大谈诗、谈琴、谈棋、谈书、谈画。

有人为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名士学者如云，竟没有产生价值理论而惋惜，其实岂止价值理论，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又有几本经济著作呢?这种现象不能说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

这种传统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历来鄙弃商人。因为商人是最明显的把追求“利”作为生活第一要义的人，违反了儒家的教诲，于是种种限制、侮辱纷纷降落在商人的头上。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致富划分了三种情况：一种是搞农业生产，说这叫“本富",第二种是经商，这叫末富，第三种指靠作奸犯科的手段致富，叫奸富。

自汉以下几乎所有的统治阶级，只要一提发展经济，无一不是鼓励农桑，打击商人。这实在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剧。

马克思说：“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因此，商业对于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

由于中国的商业难于发展，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这就使得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统一的生产方式愈益巩固。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是那样的困难。

(四)轻视生产劳动，鄙薄科学技术 导致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

由于儒家传统思想注重的是道德修养，伦理关系，因而对于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采取了一种轻视的态度。

在孔子的时代有人就批评他本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学习种田和种园的技术，他讥讽樊迟是“小人”。他的主张很清楚：“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郭沫若说："严格地说来，先秦诸子可以说都是一些政治思想家。(他们)学为仕就是学为官，不是学为农、学为工、学为商。工农商之能成其为学，又是资本主义成立以后的事了。”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对的。问题是后来孔子被捧为圣人，他的话变成了金科玉律。

社会上为人才开放的路又只有做官一条，人们的眼睛就只有盯住做官了。只要做不上官，人的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至于农工商那是百姓们做的事，有知识的人是不屑一为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作官，社会上以官论人，以官职大小来论人的价值大小。但是官僚机构再庞大，冗员再多。也毕竟有限。大家蜂涌而来，争夺那么几个有限的职位，失败者必然是大多数。

失败了干什么?搞生产经商?被社会看不起，搞科学研究?又被说成是“奇技淫巧”,为圣人所不齿。

怎么办呢?那么多有才华的人，那么多的闲暇时间，只好去写诗，去作画，去刻石头，去为圣人的经学作注，去搜集古董等等。

这些事之所以被选中，一方面可以表现学问和才气，另一方面对统治者无害，可获得他们的认可。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贬低传统文化，我只想说明我们的文化发展是一种畸形的。

下面看一下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是很有意思的。

山东省最近出了一本书，列举了从公元前26世纪到解放前这4500年之中的出生在山东这块土地上的著名人物，计有356名。

其中当官从政的有138名，占总数的38.7%;搞文、史、哲、经、金石、书画等的有116人，占总数的32.5%;农民起义领袖和军事将领有64人，占18%;科学家、医学家、农学家、著名工匠、天文学家等全部只有17人，占4.7%,搞经济理财出名的人物只有2人，其余为各种方士、杂家。

我认为，这种人才结构不仅是山东社会情况的反映，恐怕也是符合全国实际的。这确实是一种畸形状态，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请看，做官的和搞文，史、哲、经的竟占了全部人才总数的70%多，剩下的就数农民起义领袖和战将了。

而这类人才越多，只能说明社会越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然科学家之少则说明社会无力也无从发展生产力。

(五)炫耀性的消费习俗导致了 生产投资不足

按说孔子本人是主张节俭的，反对辅张浪费。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还主张办理丧事时，“称家之有无，苟无矣，敛手足形”。殡葬了也就可以了。

他的爱徒颜渊死了，有人劝他卖掉车子为颜渊治丧，他不同意，别人把他厚葬了，孔子还表示了不满。

这一切说明，孔子是讲究实际的，也是节俭的。但是，他的那一套关于礼的繁琐主张，却为后世人的铺张开了先河。

郭沫若说，墨子提出"节用"与“节葬”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反对儒家的“礼”。中国人在生活上来讲，特别是劳动人民，是非常节省的，勤俭持家，生活俭朴是做人的一种美德。

但是生活中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炫耀性消费，就是在一些其他的场合，比如婚丧嫁娶的时候，则倾其所有，进行铺张地消费，以夸耀于乡里。

就世界而言，许多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炫耀性的消费，但我们国家的这种习惯势力似乎更严重一些。有时为了一次消费，不独要倾其所有，甚至还要举债。

为了一次体面的结婚，要花去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积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屡见不鲜的。并且这种耗费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另外还有大治丧事的消息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炫耀性消费呢?我认为，除去一般的庆贺，凭吊等理由以外，还有这样两个原因。

(1)与相互依赖型的人际关系有关。

因为人际关系是相互依赖型的，一个人的事便是大家的事。从好的方面讲，人际关系融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使人有一种安全感。

但是这也是须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每个人都欠着他人物质的或感情的账，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予以偿还。如果在婚丧嫁娶的这样重大时刻不作出表示，表现得过份“吝啬”,那么必将受到别人的非议，面临着舆论的压力。

(2)是表明自己社会地位的最好时机。

因为人们世代居住在一起，自己的行为最能招致直接的社会后果。为了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实力和社会地位，人们不得不去硬撑这个门面。如果叫别人看不起，将影响到今后的社交与生活活动。

作为上述说法的直接证据就是，越是生活比较困难的农户娶亲时费用反而不能低，他必须努力向中等或中等以上的花费水平看齐。

人们的消费方式，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增长。因为消费方式不同，使社会再生产资金的来源也会不同。一般说来，消费越节俭，用于发展生产的储蓄越多，经济增长就会加快，特别是在经济起飞的初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就是归结为日本家庭储蓄率高的缘故。

他说，五六十年代，日本工人家庭的储蓄额，占其年收入的15%左右，而美国是8%,英国是3%。后来到七十年代日本更进一步增加到20%多。“这种储蓄的增大可以看作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资本的源泉。

日本的消费者并不是以减少储蓄来购买电视机和电冰箱的，而是在扩大消费的同时扩大了储蓄。

这就是说，消费革命具有双重性格，它一方面刺激设备投资，另一方面使储蓄率提高。这种双重性格，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们也有启发意义。由于我国传统中的炫耀性消费的存在，使生产性资金筹集困难。人们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笔钱统统为了应付生活中的那么几件大事上了，因而对如何筹措资金去发展生产，想得并不多，甚至全然想不到。

另外由于农村信用的不发达，人们日常节省下来的钱也很难转化为生产资金。

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如何引导农民进行生产性投资，仍然是改革中的一项艰巨任务。

应该说明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已在日益弱化，特别是实行开放搞活政策以来，弱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新、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已势在必行；反过来，传统文化更新和改造的成功，将大大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毫无疑义的。

本文原载：《东岳论丛》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