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5年9月，北京，清廷一纸裁撤宝源局的谕令，牵动的并不只是一个铸钱机构。它背后，连着户部、工部两套钱法系统，也连着铜铅供应、工匠管理和军饷发放等一整套财政安排。
有意思的是，清代正式官制里，并没有“钱法侍郎”这个独立官名。可在官场称谓中，这四个字却并不陌生。原因很简单：户部、工部各有钱法堂，分别管理宝泉局与宝源局，而两堂都由本部右侍郎兼管。
所以，所谓钱法侍郎，通常指的不是另设的一品级官职，而是兼理钱法事务的户部或工部右侍郎。清代六部侍郎为从二品，若按钱法堂的实际主官计算，掌印和决策者正是这两位右侍郎。
户部钱法堂始设于顺治元年，即1644年。起初由户部汉右侍郎兼管，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改为满、汉右侍郎共同管理。钱法事务关系国计民生，后来民间称其为“钱法侍郎”，便由此而来。
钱法堂下面的人员并不庞杂。满、汉主事各一人，负责文书往来和具体承办，通常两年一换；主事之下设经承四人，分理印房、火房、案房等事务。名额有限，事情却很细，既要核查钱料，也要处理公文账册。
宝泉局是户部钱法堂的下属机构，职责集中在收铜、验料、铸钱和督察工匠。局内设满、汉监督各一人，通常从六部司员中选任，两年更替。监督品级不算高，却直接掌握铸钱现场，责任并不轻。
监督之下，有满缺局大使一人，管理库藏；笔帖式四人，负责翻译与缮写；经承四人，办理日常事务。局内还分循环房、案房、钱库、铜库等处，彼此配合，构成从材料入库到成钱出库的流程。
真正承担铸钱任务的，是宝泉局所属东、南、西、北四厂。每厂设满大使一人、经承四人。四厂分开设置，并非徒增名目，而是为了分散生产、便于核验，也方便监督钱料消耗和成色重量。
宝泉局用铜量很大。按定例，云南每年供应铜四百一十多万斤，贵州、湖南等地供应黑白铅三百二十多万斤。铜铅从产地运抵京师，途中耗费人力财力，入库后还要经过验收、熔炼、配料等环节。
宝泉局平年额定铸钱六十一卯。“卯”是清代铸钱生产中的计算单位，并非单枚钱的名称。按照相关定额，宝泉局一卯为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串，六十一卯合计约七十六万二千余串。改元之年往往另有加铸，数量不能简单套用平年定额。
工部也有自己的钱法堂，同样始设于顺治元年，康熙十八年改由满、汉右侍郎共同管理。康熙十九年，还曾增设给事中、御史各一人承担稽查，至雍正二年裁撤，说明朝廷曾试图加强对铸钱过程的外部监督。
工部所属宝源局规模小于宝泉局。局内设满、汉监督各一人，满监督可由宗人府、六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司员保送，汉监督则由六部司员保送，均为两年一换。
宝源局下设大使二人，由工部堂官从笔帖式中保送，三年更替；另有经承五人，分掌案房、兑房、钱房、算房、循环房。与宝泉局相比，宝源局的机构更紧凑，承担的铸钱量也小得多。
按定额，宝源局每年使用京铜约三十三万三千斤，黑白铅约二十六万四千斤；年铸十二卯，每卯六千二百四十九串，合计七万五千串左右。这个数字约为宝泉局平年定额的十分之一。
两局虽然都铸制钱，去向却不同。宝泉局所铸钱主要用于全国经费，尤其是八旗兵丁俸饷中的制钱部分；宝源局则服务于工部工程，主要支付工匠薪资和相关开支。雍正元年后，宝源局每年还需拿出两万串搭放兵饷，乾隆十九年增至三万串。
到了咸丰时期，财政压力加重，朝廷发行纸币并铸造铁钱，传统铜钱体系受到冲击。宝源局所铸钱后来全部解交户部，工部工程所需钱款改由户部统一发放。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宝源局正式裁撤，清代两套中央铸钱格局至此发生变化。
民间日常使用的制钱，主要来自各省铸钱局。京师宝泉局、宝源局所铸之钱，多数用于官府经费，并不直接成为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来源。至于“钱法侍郎”，若指具体官员，便应是兼管钱法堂的户部或工部右侍郎，而不是一个单独设置的官职。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