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6年前后，湖南湘潭韶山冲，少年毛泽东白天在田间劳作，午后却抱着一本书坐到古墓旁。扁担放在一边，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书页。对这个农家孩子来说，书不是消遣，而是通向外部世界的一扇门。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父亲毛顺生早年家境并不宽裕，后来靠勤劳经营，逐渐置下田产。父亲看重实际收益，希望长子熟悉农事、学会记账，将来能够料理家业。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农村家庭里并不特殊。
矛盾恰恰从这里发生。毛泽东进入私塾后，很快显露出对读书的兴趣。经书、史书、古典小说，只要能够借到，他都愿意翻看。父亲却认为，读书必须服务于谋生，若只是埋头看“闲书”，便可能耽误田里的活。
白天干活，晚上读书。砍柴、放牛、挑水、施肥，一样没有少做，可只要手头的事情完成，他便把时间留给书本。父亲看到他常常捧书不放，难免生气，父子之间的争执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父亲发现他又躲到僻静处看书，便责问道：“田里的活做完了吗？”毛泽东回答：“该做的已经做完了。”父亲仍不相信，追问他到底挑了多少担肥。毛泽东报出数目后，父亲到田里一查，确实没有少一担。
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在于父子谁占了上风，而在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做事要有交代，读书也要争取时间。父亲的严厉，使他不能只凭兴趣行事；读书的执着，则让他不愿把人生局限在一块田地和几本账册之中。
那时的毛泽东并非完全脱离家庭责任。他曾帮助父亲记账，也参与农活。正因为如此，他更清楚地感到，单靠祖辈留下的经验，难以解释外面正在发生的变化。书中记载的王朝兴替、人物成败和天下局势，开始与他的现实生活连接起来。
韶山附近可借的书读得差不多后，他听说棠佳阁藏书较多，便步行数十里前往借阅。路远，天气也未必好，但这没有改变他的打算。书借来以后，还要归还，再换新的。这样的往返持续了很长时间，阅读范围也由启蒙读物扩展到经史、地理和时务文章。
1909年前后，毛泽东重新走进更正规的学校。1910年，他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第一次接触到较为开阔的教育环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使他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危局并非一家一户的困难，而是整个国家的困局。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不满足于死记硬背，常把读书与社会调查、体育锻炼和独立思考结合起来。1918年，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图书馆助理员，接触到李大钊等人，也接触到更丰富的新思想。
对毛泽东而言，读书从来不是把知识堆在脑中。行军作战时，他关心地方志、报刊、军事资料和社会调查材料，常让身边工作人员设法搜集。有人以为他要的是烟草，递过去后，他却说：“我要的是书。”在他看来，了解地理、物产和民情，本身就是作战准备的一部分。
长征途中，携带物资极其困难，书籍常常比粮食更难保存。为了加快行军，许多资料不得不舍弃；能留下的，便尽量带走。书被视为重要的精神资料，也被视为认识敌我、判断形势的实际工具。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萧劲光都爱读军事书籍。一次，他得知萧劲光手里有难得的军事读物，便登门借阅。萧劲光舍不得，毛泽东笑着说：“好小气哟！”随后又补了一句：“放心，借你的一定还。”这段插曲看似轻松，却说明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本书确实值得反复珍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时仍常带着成批书籍。中南海菊香书屋内，书架、案头和床边都能见到书。那些书并不是摆设，许多页边留有批注，纸张也有翻阅磨损的痕迹。他读古典文学，也读哲学、历史、军事和自然科学，阅读往往伴随着圈点、比较和反复推敲。
晚年视力下降后，小字本看不清，便改看大字本；眼疾严重时，就请工作人员代为朗读。1975年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有所改善，他又继续阅读。1976年病重期间，身体插着各种医疗管线，仍要求工作人员把文件拿来，托举在眼前为他念。
少年时那场因读书引发的争执，并没有简单地以父亲改变看法收场。它让一个农村少年学会在责任与志趣之间寻找尺度，也让读书从个人爱好逐渐变成观察社会、理解中国和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 亚洲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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