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25日，山西黎城长宁机场，二十名中共军政干部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跑道只是黄土夯成，机场没有像样的建筑，地面人员只能点燃柴草，用滚滚浓烟为飞机指引方向。
这次起飞看似仓促，背后却牵动着抗战胜利后的战略主动权。飞机上的人，并非普通干部，而是即将奔赴华北、东北和华东前线的骨干力量。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清楚，谁能更快进入日伪统治区，谁就更有可能掌握谈判和军事上的主动。中共中央已要求各根据地部队向日军控制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推进，同时派兵挺进东北。
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当时大多集中在西南、西北一带，距离华北和东北前线较远。蒋介石一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一面借助美国运输力量，将驻印军、远征军等部队迅速投送到战略要地。
更棘手的是，延安当时聚集着不少根据地负责人和高级将领。他们若返回前线，通常要穿过层层封锁线，跋山涉水，时间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等人赶到，战场格局很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毛泽东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传统交通方式上，而是盯上了延安与太行之间的一条空中通道。这个决定大胆得近乎冒险：向美军借用运输机，把一批重要干部直接送到太行八路军前方总部。
有意思的是，这个办法并非毫无基础。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方面与美方在情报、气象、救援等方面保持着接触。美军飞机在中国战场执行任务时，常有飞行员迫降或遇险，敌后军民曾参与营救和转送。
黎城长宁村的临时机场，也因此留下了特殊印记。机场建于1944年，条件十分简陋，却是美军飞机往返太行的重要落点。当地百姓接待飞行员，军民协助救护伤员，这些经历让美方人员对太行根据地并不陌生。
负责沟通的是叶剑英。按照安排，他向美军观察组提出，希望借用一架飞机，将一批干部送往太行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军最后阶段的作战。美方没有追问人员身份，接受了这项请求。
这一步看起来只是借一架飞机，实际上却承担着极高风险。机上人员一旦出事，不仅会造成干部损失，还可能影响各根据地的指挥体系。毛泽东因此要求严格保密，乘机人员不得携带随员，连警卫也不能同行。
临行前，二十名干部被通知在8月25日上午抵达延安机场。黄华因英语较好，被安排担任临时翻译。每个人还配发了降落伞和武器，以应对迫降等突发情况。太行方面则提前接到电报，做好接机和警戒准备。
登机前，众人合影留念。陈毅曾以玩笑口吻说，万一飞机出了事故，这张照片也许能派上用场。话虽轻松，危险却是真实存在的：航线要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地面火力、天气变化和导航误差，任何一项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飞机升空后，延安方面并没有因此放松。毛泽东关注着电报消息，朱德查看地图，叶剑英守在通信处等待回音。几个小时里，地面指挥人员最担心的不是飞机能否起飞，而是它能否准确抵达长宁。
太行方面的准备也很细。李达接到命令后赶赴机场，在跑道两侧设置柴草堆，并安排部队警戒。中午时分，草堆被点燃，烟柱升向天空。对于没有完善导航设备的临时机场来说，这些烟雾就是最直接的信号。
经过约四小时飞行，美军C47运输机于当日下午抵达黎城上空。机组人员发现地面烟火后盘旋确认，随后降低高度，稳稳降落在长宁机场。舱门打开时，机上人员仍未完全卸下装备，便与前来接机的同志握手拥抱。
这次空运把原本可能耗费两个月的陆路行程压缩到四小时，二十名干部很快分赴不同战区。有人前往华北，有人转赴东北，也有人奔向华东。部队的指挥和部署由此得到及时衔接。
三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往重庆。毛泽东赴重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和平与民主；而提前把军事骨干送往前线，则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准备。谈判与战场，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件事。
长宁机场的烟火只燃烧了片刻，却完成了一次关键接力。美军飞机提供的是运输条件，真正决定这步险棋能否落地的，是延安对形势的判断、太行军民的配合，以及二十名干部必须尽快返回前线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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