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180年八月，长安未央宫外，朱虚侯刘章率兵直扑宫门。吕产手握南军，却被这场突袭打乱阵脚。宫门一开，吕氏集团迅速崩塌。那一刻，真正改变汉朝皇位走向的，不只是宫门内的刀兵，还有齐国方向正在逼近的军队。
刘章是齐王刘襄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也是齐王同母弟。三兄弟一在齐国起兵，两人在长安联络，形成了内外夹击的局面。诛灭诸吕，他们确实立下大功；若只按血缘和功劳评判，刘襄似乎理应成为皇帝。
但汉初的皇位，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功劳簿。
刘襄所继承的齐国，分量极重。齐地大致覆盖今山东一带，土地肥沃，临海而富，盐铁、渔业和商业都十分发达。秦末战乱之后，齐国的经济基础仍在，人口和物资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
刘邦把这样一个地方交给长子刘肥，并不是普通的分封。刘肥虽是刘邦庶长子，却是刘邦最早的儿子之一。公元前189年刘肥去世后，长子刘襄承袭齐王。齐王一系既有宗室血统，又掌握富庶封国，这种组合让中央功臣集团难以安心。
刘邦在世时，诸侯王与中央尚能维持平衡。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吕后逐渐掌握朝政。公元前188年，汉惠帝刘盈病逝，吕氏势力进一步扩张。吕禄、吕产分别控制重要军政位置，长安的北军和南军都落入吕氏影响之下。
吕后去世后，局势陡然紧张。吕氏准备清除异己，周勃、陈平等功臣也在寻找机会。刘章借助婚姻关系获知部分动向，暗中通知齐王。刘襄随即整顿齐国，夺取琅琊王刘泽的兵权，又发布檄文，指责吕氏封王违背刘邦当年的宗室约定。
有意思的是，齐王的行动既是勤王，也带有争夺皇位的意味。刘襄率军西进，并非只想替汉室清除外戚。他的目标很明确：一旦长安局势由齐王系掌握，自己便有机会登上帝位。
长安方面，周勃控制北军，刘章率军进入宫中，吕产很快败亡。刘兴居也参与清理宫禁。吕氏覆灭后，朝廷却没有顺势拥立刘襄，反而开始讨论另一件更棘手的事：谁做皇帝，才能让宗室、功臣和外戚都暂时接受。
齐王最大的障碍，正是他太强。
齐国兵力、财力和地盘都足以与中央抗衡。刘襄若登基，齐王系便会从地方诸侯变成皇室核心。对周勃、陈平等功臣而言，这未必比吕氏专权更安全。吕氏是外戚，尚可借诛吕之名清除；齐王却是刘氏宗亲，名分更正，实力也更厚，一旦坐稳皇位，功臣集团很可能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
刘泽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曾被刘襄夺去部分权力，对齐王心怀不满，于是向功臣集团强调齐王外家驷钧跋扈，担心齐王即位后形成新的权力中心。这些话未必全是凭空捏造，却明显服务于刘泽自身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刘章和刘兴居也没有始终站在兄长一边。功臣集团抓住他们希望受封诸侯的心理，许以封王条件，使齐王阵营出现裂缝。刘章、刘兴居在长安有军功、有声望，却没有足够耐心等待兄长坐稳皇位，兄弟之间的利益因此被重新分割。
代王刘恒便在这种局面下进入视野。刘恒是刘邦之子，虽然远在代国，缺少强大的外戚和朝中党羽，却也因此容易被功臣接受。对功臣而言，一个根基较弱的皇帝，比一个带着强大封国和军队进京的齐王更容易合作。
这里谈不上刘襄单纯“大度”。他没有把军队一直推进长安，既有粮道受威胁、中央军阻拦的现实压力，也有内部盟友松动后的无奈。灌婴屯兵荥阳，已经对齐军形成牵制；周勃、陈平又以归还齐国部分土地作出条件，迫使刘襄在继续决战与保存封国之间作出选择。
刘襄最终退兵。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齐王没有登基，并非因为血统不够，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他主动让贤，而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功臣不愿迎来强势皇帝，刘泽从中离间，齐王兄弟各有打算，齐军又无法长期承受对峙。
此后，齐国被逐步拆分，刘章、刘兴居分别受封城阳王、济北王，齐国原有的力量遭到削弱。公元前178年，刘襄去世；次年，刘章去世，刘兴居随后起兵反抗，兵败身亡。诛吕时最有声势的齐王三兄弟，最终都没有成为汉朝权力中心的人物。
皇位争夺中，所谓“大度”往往只是后人给失败者留下的体面说法。刘襄退兵，更像一次被形势逼出的政治退让。真正决定他不能登基的，不是某一个人的阴谋，而是功臣集团对强宗室的共同防范，以及齐王阵营在关键时刻没有形成足以压倒长安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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