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墓碑上却只刻着五个字；赵朴初看后感叹：这样的人不该被历史这样记载

一块墓碑能装下多少东西？

安庆北郊，大龙山下，叶家冲的丛林里，有一块青石板。碑面上干干净净，“陈独秀之墓”五个字。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同志”，没有“先生”，没有一句话交代这个人做过什么。

1990年秋天，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站在碑前，看了很久。他叫赵朴初，安庆人，离开这座城已经大半辈子。陪同的人站在后面，没有人出声。赵朴初最后说了一句话，意思很平：墓碑上只写名字，不太妥当。哪怕不写“同志”，至少也该有个“先生”。

一个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死后四十八年，墓碑上连一个称谓都容不下。这件事本身，比任何评价都更值得追问。

1

陈独秀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边缘的。

1879年，他出生在安庆城里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原名庆同，字仲甫，后来才用“独秀”这个名字。安庆在长江边上，那时候是一座旧式的府城，读书人走的路无非是科举。他从小跟着祖父和兄长读书，四书五经一路背下来，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按照正常的路子，他应该继续考举人、考进士，混一个功名，做一个安稳的读书人。

但他没有走完这条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割地赔款，朝野震动。陈独秀那时候还年轻，却已经感觉到旧学问救不了这个国家。他去南京考过举人，没中，回来之后就开始接触新学。他读报纸，读翻译过来的西书，看梁启超办的那些刊物，脑子里装的东西一点点变了。

1901年，他去了日本。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进了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的那几年，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异国，而是一个已经把旧制度翻过去的国家。日本街头有电车，有报纸，有议会，有政党，这些东西对一个从安庆出来的读书人冲击很大。他在日本参加留学生的活动，办过刊物，也跟人争论过怎么救中国。那时候他还没找到一条清晰的路，但他已经不愿意回头了。

回国之后，他在安徽办过报纸，当过教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安徽光复的时候，他做过都督府的秘书长。这些经历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个规律：他从来不是安分的人，哪条路走不通，他就换一条，而且换得很快。他不喜欢在一个位置上坐太久，也不喜欢听人摆布。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被迫逃到日本。这一次去日本，他的心境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去求学，这一次是去避祸。他在日本帮着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写文章，做编辑。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慢慢把脑子里那些零散的想法理出了一条线：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换一个皇帝或者换一个总统，而是人的脑子里的东西要换。

1915年夏天，他从日本回到上海。那一年他三十六岁，没有固定的差事，没有稳定的收入，住在法租界一栋普通的房子里。就在这间房子里，他办了一本杂志，叫《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

这本杂志刚出来的时候，销量并不好。第一期印了一千册，卖出去的不过几百本。但陈独秀不在意这个。他在杂志上写文章，一篇接一篇，说的都是当时很多人不爱听的话。他讲民主，讲科学，讲人应该从旧礼教的束缚里挣脱出来。他用的词很直接，不绕弯子，不打官腔，读起来像一个人在跟你面对面说话。

那时候的中国，报纸杂志不少，但大多数是给读书人看的，用的还是文言。陈独秀不一样，他用白话写，写得明白，写得有劲。他在《敬告青年》那篇文章里提了六条主张，大意是：人应该是自主的，不是奴隶的；应该是进步的，不是保守的；应该是进取的，不是退隐的；应该是世界的，不是锁国的；应该是实利的，不是虚文的；应该是科学的，不是想象的。这六条放在今天看不算什么，放在1915年，每一条都踩在旧秩序的脚背上。

《新青年》慢慢有了读者。一开始是学生，后来是教员，再后来是一些已经做事的人。读者来信越来越多，陈独秀在杂志上开了一个通信栏，专门登来信和回复。这个通信栏后来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很多年轻人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新思想。

1917年，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前清的翰林，又留学过德国，在教育和革命两边都有资历。他接掌北大的时候，北大还是一个官僚气很重的学校，学生读书多半是为了混文凭做官。蔡元培想改，他需要一批有新思想的人来帮他改。他去找陈独秀，请他当文科学长。

陈独秀答应了。他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北大的红楼里挂出了“文科学长室”的牌子，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绑在了一起。这件事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一件大事，因为北大是国立的最高学府，陈独秀进了北大，等于新文化有了一个正式的落脚点。

他在北大文科干的事，今天看起来平常，放在当时每一步都是踩在旧规矩上的。他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课程，不再强制全部必修；他整顿课堂纪律，建立考试制度；他买书，开阅览室，让学生有地方读书。他有一套自己的说法。教育应该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启发的，不是灌进去的；是给整个人用的，不是只管脑袋那一截。这套话在1917年的中国说出来，得罪的人不会少。

北大文科在他手里变了样子。老师里面有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这些人，学生里面有了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后来有名的人物。课堂不再只是讲经史子集，有了文学革命、有了白话文、有了对旧礼教的批评。《新青年》也越办越有影响，从一本上海的杂志变成了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子。

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个符号的，是五四。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北京的学生炸了。5月4日那天，三千多学生从天安门出发，游行到赵家楼，火烧了曹汝霖的宅子。这件事震动了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

陈独秀在那段时间做了什么？他没有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但他也没有躲在书房里。他办了一份小报，叫《每周评论》，专门评论时政，措辞很尖锐。他写文章支持学生，批评政府，点名骂那几个亲日派的官员。

6月11日，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没想到的事。他亲自到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的楼顶，往下撒《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传单上写的是要求政府保障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些内容。他在楼顶撒传单的时候被便衣发现了，当场被抓。

一个北大文科学长，四十岁，亲自上街发传单，然后进了监狱。这件事的分量，不在于传单上写了什么，而在于做这件事的人是谁。一个有名望的教授，本来可以坐在教室里讲课，可以写文章在报纸上发，但他选择了亲自去撒传单。这个动作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很大震动，很多人开始重新看这个人。

他在监狱里关了八十多天，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释放。出狱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很多人把他看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看成反抗旧秩序的代表。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讲过一句话。1942年3月30日，他在一次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里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还补了半句：现在还不是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将来”这两个字，后来变得很漫长。

2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

他当时在广州，管着广东的教育。孙中山那边请他去做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去了。所以1921年7月那场在上海法租界石库门房子里开的会，他没有参加。

但大会还是把他选成了中央局书记。一个缺席的人，被推到了最高的位置上。这件事放在任何组织里都不寻常，但它发生了。原因不在那一天，在此前的五六年里，陈独秀已经用《新青年》、用北大、用五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别人绕不过去的存在。

更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他在上海建的。1920年夏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了上海，找到了陈独秀。两个人谈了几次，陈独秀接受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想法。1920年8月，他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当书记。这个组织当时只有几个人，但它通过写信、派人去联络的方式，推动了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这些地方建立同样的组织。所以后来党史上说，上海的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发起组的作用。

一大召开的时候，各地代表到了上海，但陈独秀在广州。他给大会写了一封信，提了四点意见，内容是关于组织、政策、纪律这些方面的。大会读了这封信，然后选他当中央局书记。这个结果在当时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党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一大之后，陈独秀辞了广东的职务，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此后的六年，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总书记”这个职务。1927年4月到5月，中共五大再次推选他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一大到五大，五届最高领导人，没有人能替代他。

但这六年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要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在不少问题上跟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有分歧，有时候争得很厉害。但支部要服从上级，很多争论最后都是他让步。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惨烈的一年。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被屠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在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决策，确实存在右倾错误。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大革命的失败并非一人之过。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严重失误，陈独秀几次提出不同意见，都被压了下去。后来一些研究者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首先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失误，其次才是中共领导层的责任。

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止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解除了他的领导职务。从最高领导人到被解除职务，这个转折来得迅猛而彻底。

但更大的转折还在后面。

1929年，他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他从1929年5月开始读到这些东西，8月就写信给中央，要求把不同意见拿到全党讨论。在他看来，大革命的失败需要从根子上重新算账，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指导路线的批评，给了他一个算账的框架。

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很快。他拒绝了一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加入的条件，自己拉起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自任总书记。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他创建了那个党，然后被那个党请了出去。

这还不是终点。1932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关进南京的监狱。这是他一生的第五次入狱。在狱中，画家刘海粟来看他，他写了一副对子，上句是“行无愧怍心常坦”，下句是“身处艰难气若虹”。字是写给别人的，话是说给自己的。

他在监狱里待了五年。这五年里，他没有闲着。他读书，写东西，研究文字学。监狱的条件不算好，但他能安静下来想一些以前没时间想的问题。他在狱中写了不少东西，有关于文字的，有关于历史的，也有一些是对自己过去经历的反思。

3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出狱之后，摆在陈独秀面前的路不止一条。

蒋介石那边托人来找他，开出的条件不低：劳动部长，或者由他另外组织一个新党，经费和名额都可以谈。陈独秀没有接。理由很私人，也很硬：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杀了他太多的同志。一个父亲，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件事过不去。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共产党员，都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被捕，被乱刀砍死，死的时候不到三十岁。陈乔年1928年也在上海被捕，被枪杀，死的时候二十六岁。两个儿子，一个接一个死在同一个政权手里。陈独秀后来提到这件事，话说得很硬，没有回旋的余地。

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劝他去美国，说有人愿意请他写自传。他也没有走。

他选了江津。一个长江边的小城，潮湿，多雾，离政治中心很远。1938年，他带着妻子潘兰珍辗转到了江津。潘兰珍原来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比他小三十一岁。在陈独秀最落魄的岁月里，她一直陪着他。

他们在江津搬了三次家，最后住进了几江镇五举石墙村的一座旧式四合院。在这里，他过了人生最后四年。

江津的日子穷到什么程度，有账可查。他和潘兰珍，加上一个用人，一个月吃米一斗五，加上油盐柴菜，开销要两百元上下。他靠给报刊写零星文章换钱，主要的经济指望是一本书——《小学识字教本》。这里的“小学”不是给小孩子念的书，是文字学、训诂学的旧称。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收到书稿，总编辑陈可忠翻了几页，决定预付两万元稿费。

书稿送审，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话了：书名要改，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的回应只有几个字的意思：一个字都不能动。书因此没有出成。那两万元预付款，他放在那里，没有动。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潘兰珍提过那笔钱，陈独秀说不能动，宁可把朋友送的一件灰鼠皮袍拿去当掉。一直到1942年他去世，那两万元如数退了回去。

这件事在当事人的生命里不算大。但它说明了一种性格：他不接受别人替他决定“什么该叫什么”。哪怕代价是饿着。

他在江津还写了不少东西，有给报纸的短文，有给朋友的信，也有继续做文字学研究的稿子。他身体不好，高血压，胃也不好，但他没有停下来。他每天读书写字，偶尔跟来访的人聊几句。来江津看他的人不多，但来的人多半是真心敬重他的。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高血压复发。他没有去大医院，也没有找正规的医生，而是用了偏方，拿蚕豆花泡水喝。结果蚕豆花泡的时间太长，发酵了，喝下去之后中毒，昏迷不醒。

5月27日晚上，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六十三岁。

他死的时候，延安的报纸没有报道，重庆的报纸只发了一条极短的简讯，生平部分提了一句“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个创建了党的人，在公共记忆里被压缩成了一行履历。

葬礼在江津举行。没有致悼辞，没有宣读唁电，送葬的只有一二百人，多是亲友和当地乡亲。在送葬的人里，从政治舞台上走来的只有两个人，包惠僧和张国焘。他们都是中共一大代表，而那时候，一个已经脱党，一个已经叛党。

有两副挽联，后来被人反复提起。高语罕写的上联大意是：说好说坏都难凭，大道容不下他，要论定还得等十代以后；下联大意是：蜀洛之间谁明白，彗星已经落了，再想有这样的人要等一百年。陈铭枢写的上联大意是：说话都有决断，做事绝不随波逐流，看遍九州，这个人真是强者；下联大意是：诽谤堆成山，志向吞江海，开启百劫，是世上辜负了这个人。

“世负斯人”这四个字，后来被很多人拿来说陈独秀。意思不复杂：不是他对不起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对不起他。

陈独秀最初被安葬在江津县城西郊的“康庄”。墓碑上刻的是“独秀陈先生之墓”。那时候还有“先生”两个字。

1947年，按照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的遗嘱，他的三子陈松年把父亲从江津迁葬回安徽安庆老家，葬在安庆市北郊十里乡叶家冲月形山麓。迁葬的时候，陈松年立了一块新碑，碑上刻的是“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这块碑上有名字，有字，有合葬的说明，但没有“先生”，也没有“同志”。

1979年10月，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陈松年征得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父亲的墓地。这一次的碑文简单了一些，只写了“陈独秀之墓”。

后来墓地又修过一次，碑上的字由安徽书法家张建中题写，还是“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碑面上干干净净，没有生卒年月，没有身份，没有称谓。

4

1990年9月，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回到了故乡安庆。

他叫赵朴初，安庆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书法大家。他专程去拜谒了陈独秀墓。

墓前的青石板显得很新，颜色发冷。碑面上干干净净，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大字。没有生卒年月，没有身份标注，没有“同志”二字，也没有“先生”二字。

赵朴初盯着碑文看了很久。

然后他轻轻说了一句话，意思很平：墓碑上只有名字，似乎不太恰当。哪怕不刻“同志”，也应该加上“先生”吧。

这句话声音不大，但分量很重。

赵朴初不是在计较两个字的称谓。他在意的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人，一个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他的一生不应该被压缩成石碑上光秃秃的三个字。

回到北京后，赵朴初让秘书整理了一份资料：1942年以后各类报刊中凡提及陈独秀的片段，一页不漏。他翻看这些资料时发现，陈独秀在许多文章里只作为一个模糊的背景板出现，被简化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后来犯了错误”。那个曾经笔底风雷的活生生的人，在那些干涩的字句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朴初后来写了一首诗，题为《陈独秀墓》。诗的大意是：路走到尽头也不改心里的那份赤诚，盖棺之后定论还是难下。照亮世人的心光无愧于自己，冲破难关的虹气在艰难里显出来。他在诗里加了一条注释，提到自己五年前回乡访陈独秀墓，墓碑姓名下没有“同志”或“先生”的称呼。

他还引用了一个典故。后汉徐孺子凭吊郭林宗的母亲，在庐前放了一束生刍便悄然离去，不留姓名。赵朴初说，陈独秀就是“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的那种人——来过，付出过，然后被遗忘了。

赵朴初的感慨并非孤例。

毛泽东早在1942年3月，也就是陈独秀去世前两个多月，就在延安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到陈独秀，说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句话，毛泽东说了，但那个“将来”到来时，陈独秀的墓碑上依然只有五个字。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陈独秀自己未必在乎碑上刻什么。他晚年拒绝改书名，拒绝当部长，拒绝出国，拒绝动用那笔不属于他的稿费。他一生反复在做同一件事：不接受别人替他写结论。

那么，一块没有称谓的墓碑，到底是谁的遗憾？

赵朴初回北京之后，让人把1942年以后报刊上提到陈独秀的片段整理出来。他看到的不是遗忘，是简化。一个人被拆成几个标签，五四的“总司令”，后来“犯了错误的人”，中间那些在北大红楼里改课程表的日夜，在南京监狱里写对子的时刻，在江津为一斗米发愁的日子，全部被折叠掉了。

今天安庆的独秀园已经扩建为占地一百一十亩的大型人文景观，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园中矗立着陈独秀铜像，两旁刻着“民主”与“科学”四个大字。浮雕墙总长六十米、高四米，分四大部分展示他的一生：英年志气、惊天动地、开天辟地、浩然正气。

园子大了，碑上多了两个字：陈独秀先生之墓。

陈独秀一生拒绝过很多次。拒绝改一个字，拒绝拿一笔钱，拒绝走一条更容易的路。最后，一块碑用最安静的方式，回绝了他所有的身份。

他只留下了名字。而名字是他自己挣来的，不是任何人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