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体谅徐向前难处，定歼敌两师，徐帅称任务轻欲翻三倍！

1948年6月，山西晋中，徐向前站在作战地图前，手指从汾阳移向太谷，又落到介休一带。军委给第一兵团的要求很谨慎：粉碎阎锡山抢粮、守粮的部署，歼灭敌军一两个师。可徐向前看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这个数目，太轻了。”

这句话并非逞强。临汾战役刚刚结束，部队确实疲惫，第一兵团成立时间不长，许多干部还缺少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棘手的是，阎锡山在晋中经营多年，手中兵力和装备都占优势，铁路、公路、城镇以及碉堡连成一片。

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这些困难。

1948年5月，临汾解放后，徐向前所部已经打出了声势。华北、西北方面都希望调动这支部队，以支援其他方向的作战。毛主席阅看电报时，却没有同意。他判断，晋中是阎锡山的粮仓，也是太原的屏障，徐向前不能离开山西。

晋中麦收在即。阎锡山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平遥、介休、太谷、祁县、汾阳、文水等地，企图守住粮食产区，再凭借太原坚固防御长期支撑。对一支十几万人的部队来说，粮食不是小事。粮道一断，城防再坚固，也会变成沉重负担。

军委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给徐向前下达了相对稳妥的任务。毛主席体谅部队刚打完临汾，认为先歼灭一两个师，打乱阎军部署即可，不宜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过大。

电报传到兵团后，徐向前却没有照单全收。他提出，晋中作战不能只看眼前的几个据点，而应当为太原战役创造条件。如果只打外围、见好就收，阎军主力一旦退入城市和工事，往后再打，代价会成倍增加。

会议上，有干部担心部队连续作战，难以消化较大的敌军集团。徐向前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认为，困难是真困难，战机也是真战机，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敌人从坚固据点里引出来，转到解放军熟悉的运动战中。

有人问：“目标是不是定得太大？”

徐向前回答：“不是求大，而是要抓住机会。错了，我负责。”

于是，第一兵团把原定歼敌一两个师的目标，提高到四至六个师。这个决定上报军委后得到批准，但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如何让兵力处于劣势的部队，牵着阎军的鼻子走。

徐向前先用地方武装制造西渡黄河的迹象，又通过释放俘虏，散布主力将转向西北的消息。太岳部队摆在西面和南面，形成明显的牵制姿态；主力部队则隐蔽进入太谷、介休附近，准备突然插入汾河以东的开阔地带。

这不是简单的声东击西。晋中地形平坦，敌军依靠铁路和公路调动迅速，解放军若暴露过早，很可能被分割。徐向前的部署，是先让阎军误判，再从其防线缝隙中切入，割裂各部之间的联系。

6月中旬，战役展开。第一兵团连续攻击外围据点，既打击阎军，又保护麦收。部分部队在高温和急行军中体力消耗很大，但徐向前要求各部保持压力，不给敌人重新集结的时间。

王新亭曾反映部队十分疲劳，希望稍作休整。徐向前的答复很直接：“现在不能停，哪怕爬，也要到达指定位置。”这句话听起来硬，背后却是对战场节奏的判断。只要让阎军喘过气，原本松动的防线就可能重新闭合。

随着铁路沿线据点被切断，赵承绶集团逐渐失去退路。董村方向的守军顶住了敌人多次冲击，有的连队伤亡严重，仍然守住阵地。这个小小的突破口没有被撕开，赵承绶集团北撤太原的计划也随之受阻。

战局转折由此形成。解放军从多个方向推进，将敌军分割包围，再集中兵力逐块消灭。阎军虽然人数较多，却因指挥体系混乱、各部彼此隔绝，无法发挥整体优势。

经过一个多月作战，晋中战役于1948年7月结束。第一兵团歼灭阎军正规军约七万余人，并歼灭大量地方武装，攻克晋中多座县城，阎锡山在晋中的主力遭到重创。太原南面的屏障被打穿，城市防御开始失去外围依托。

毛主席后来询问徐向前，手中六万多人，怎样能够在一个月内歼灭十万左右的敌军。徐向前没有把功劳归到个人身上，只谈兵力部署、群众支援和战场判断。对他来说，那份被认为“太轻”的任务，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数字翻了几倍，而在于把晋中战场变成了太原决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