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口可以说话,为什么周恩来偏要递一封信?
海峡两岸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炮弹飞过去只要几分钟,可人心要飞过去,靠的是什么? 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给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答案: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就不必用战争方式。这话搁在当时那种剑拔弩张的年月里,几乎像是“以德报怨”的现代版本——但仔细咂摸,这才是真正的高招,因为老祖宗早就说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一、手里握着枪,为什么先开口谈?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把话挑明:解放台湾有两条路,一条用炮,一条用嘴,能走第二条,就绝不开第一枪。到了6月28日,他更是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头一回把“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五个字摆上了台面——国共前两次合作,一次搞出了北伐,一次打赢了抗战,凭什么不能有第三次?
这不是心软,这是算账。两岸同根同源,真要刀兵相见,死伤的是自己人,消耗的是家底,最后偷着乐的是隔岸观火的外人。把民族大义放在天平最重的一端,才有了那句敞亮话:台湾当局什么时候觉得合适,就派人来北京,或者随便哪个地方,坐下来谈。
话放出去了,怎么让对方信?周恩来干了一件特别有人情味的事。
三、老蒋的位置怎么摆?这笔账周恩来早算好了
谈统一,绕不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人往哪儿放?官给多大?
周恩来一点都不绕弯子。他直接说:蒋经国这些人安排到人大或者政协,天经地义;蒋介石呢,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更有意思的是,他拿傅作义打了个比方——陈诚要是愿意来中央工作,位置“不在傅作义之下”。
拿傅作义比,是有讲究的。傅作义当年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照样被委以重任。用他当参照物,等于告诉台湾那头:只要认一个中国,过去的事可以翻篇,位置照样给足。
而且这话不是客套。周恩来跟陈诚是老相识了——大革命时期两人同在黄埔共事,抗战时又一个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低头不见抬头见,知根知底。更绝的是,1958年炮击金门前后,美国还想拉拢陈诚、离间蒋家父子,周恩来反过来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一起对付外部势力。后来陈诚访美回来还感慨:中共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连“一切照旧”这四个字,周恩来都掰开了揉碎了讲:台湾可以暂时不搞社会主义,先按三民主义来;什么时候改、怎么改,要等蒋先生点头;两岸通商没问题,唯一的条件是——别派特务来捣乱,我们也不派人过去搅和。谈妥了,签个协议,白纸黑字。
四、这辈子看不到,就把种子埋好
和平统一这事,急不得。周恩来心里门儿清,所以他说: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蒋氏父子和陈诚,也得拿出诚意来。
为这事,中央专门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归周恩来统一领导。可两岸之间千丝万缕的恩怨,哪是一两封信就能解开的?磕磕绊绊几十年,和平统一的路始终走得艰难,但周恩来没泄气,他留下一句话,放到今天听依然有分量:“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这话像极了老农种树——自己未必乘得上凉,但树苗得栽直,坑得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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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会生锈,纸会发黄,可“一个中国”这块压舱石,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挪过窝。老一辈把种子埋进了土里,把路标插在了路口——剩下的,就是等着这棵树,长成后人可以乘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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