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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会开到学校改造交付这一项时,我看见右手第三席坐着许正平。二十六年没见,他仍把钢笔压在材料右上角,像怕纸被风吹乱。
我停了一下,朝他点头:“老师。”
许正平低头翻过一页材料,纸边擦过桌面,响得格外清楚。他没有抬头,那声“老师”落在翻页声里。
我身边有人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到我脸上,等着看这场重逢怎么收尾。
我原本要介绍下周的学校交付安排。许正平却把一张没有签名的付款审核单推到桌子中央:“这笔款暂时不能走,验收依据不完整。”
梁济川先接了话:“承包商已经等在楼下。下周交付,今天还卡着尾款,工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合同总额三千六百万元,待付的尾款是一千二百万元。这是我盯了大半年的薄弱学校改造,几所学校都已向家长发了返校通知。
我问许正平:“缺哪一项?”
“附件里的现场影像和施工记录对不上。”他把材料转向我,手指停在一张后楼楼梯的照片上,“这张照片标注的拍摄时间,比所报护栏施工日期早了十一天。”
梁济川俯身看了一眼:“相机时间没调准,这也值得压住一千二百万?施工方就在楼下,叫上来说明白。”
“可以说明。”许正平合上笔帽,“说明要记进审核材料。照片时间错了,谁拍的、什么时候拍的,得有人负责确认。”
会议室静了下来。我看着那张照片,扶手在画面里完整得像新装的一样。我的批示只写了加快进度、确保开学,从没准许谁拿不实的验收材料付款。
我让办公室把付款议题暂缓,其他议程继续。梁济川看了我一眼,没再催,改口请承包商到隔壁等候。
散会时,我叫住许正平:“你留一下,我们谈谈。”
他把材料装进文件夹:“请财政、教育和项目经办人员一起留。审核单是谁送来的,疑点就该由谁听清楚。”
那句拒绝比会上翻页更让我难堪。过去我被他留下谈话,从来只有两个人;如今我想单独问一句缘由,他连门都不肯关。
梁济川还没走,听见后笑了一声:“沈书记,许局长做事一向细。您和许局长是老相识,今天这场面,旁人还以为有什么旧账。”
许正平看向他:“有什么旧账,梁市长可以当着经办人员说。”
梁济川摊开手:“我只是听说,许局长当年在学校受过处分。举报信后来查实了,写信的学生,好像就是沈书记。”
几名工作人员停住脚步。那封信是我高三写的,举报他向学生收费补课。收费确有其事,处分也确有其据;
我从没后悔写下事实,却一直记得他离校那天没看我。
梁济川接着说:“我提这个,是怕有人误会今天的审核。关系摆在明处,反而好办。”
我听见自己声音发硬:“项目材料不会因为谁教过我,就多一项或者少一项。把经办人员请进来。”
梁济川脸上的笑淡了。他拿起手机走到窗边,说要通知施工方等消息。许正平没有看他,只把审核单放回桌子中央。
财政局经办人拿来影像目录,教育局项目负责人带着验收表赶到。几个人围着同一张照片,很快说出三种解释:设备时间错误、照片归档错误、施工日期填错。
我打断他们:“现在谁能证明其中一种?”
没人答。验收表上有学校、监理和施工方的签名,附件栏却只写着“现场照片一组”,没有逐张编号。
许正平说:“我要求补证两天,付款审核先停。今天会上说的是这个意思。”
教育局负责人急了:“两天后就是交付准备日。学校已经清洁完,家长也收到通知了。如果只是相机误差,我们会白白耽误事。”
“如果不是呢?”我问。负责人张了张嘴,看向梁济川,又低头去翻表格。
许正平没有替我接这句话。他把照片推近一些,我才看清楼梯尽头有块蓝色施工板,板上的一道裂纹在两份不同日期的照片里位置一模一样。
经办人说这两张照片出自同一份电子档案。另一张标注为后期整改完成,画面却只比前一张裁得更窄,露不出楼梯下半截。
我拿笔在影像目录上圈出后楼:“是哪所学校?”
“南桥实验学校。”教育局负责人答得很快,“这栋楼安排高年级返校,陈秀校长负责现场验收。”
南桥离市政府不到四十分钟车程。我原定后天参加交付预演,路线从新门厅到操场,行程单上没有后楼。
我抬头问:“后楼为什么不在路线里?”
“主要是场地小,接待不方便。”梁济川从窗边回来,“正式交付时也只开放门厅和几间样板教室,其他区域让学校慢慢使用。”
“高年级怎么上课?”我问。梁济川说先按原计划返校,具体由学校安排。他说得流畅,我却找不到一句能回答那道施工板后面是什么。
我让办公室在会议记录里写明疑点,要求教育局当晚调出原始照片和施工日志,财政局列出需要核验的项目。第二天上午,我去南桥看后楼。
许正平说:“请监理和校方在场。我只负责指出付款依据的问题,现场安全由主管部门作判断。”
我点头。他把界线划得分明,我也无从挑剔。可直到这时,他仍没叫过我一声名字,连学生时代那种严厉的语气都没有。
人散后,梁济川留在门口:“书记,您亲自去看,下面会紧张。施工方若知道尾款因为一张照片搁下,今晚就可能撤人。”
“让他们留人,也把实际完成情况报上来。”我说,“明天看完再决定。”
梁济川压低声音:“许正平刚来,得立规矩;这件事又碰巧落在您身上。您别被他牵着走。”
我看着桌上那张没有签名的审核单。许正平的沉默确实刺人,但照片上的施工板不会因为我想起一封旧信就消失。
我把目录交给秘书:“今夜不要改接待路线。明天到了学校,我自己决定看哪里。”
走出会议室时,许正平正在走廊尽头向财政经办人交代补证要求。他抬头看见我,只说了一句:“照片原件,请让教育局保管好。”
我答应下来。电梯门合上前,我又看见他在纸上记了一行字,像许多年前给我的作文批注一样,一笔一画,写得很慢。
第二天到南桥实验学校,承包商的人早早站在新门厅外。
地砖还带着擦洗后的水痕,展板上印着下周交付仪式的日期,几个工人正把花盆往镜头会拍到的位置搬。
陈秀校长迎上来,左手攥着一串钥匙。她和许正平曾在同一所学校任教,隔了多年再见,只互相点了一下头。
承包商负责人引我们进门:“这边采光最好。书记,您看孩子们以后进校,第一眼就能看见阅览区。”
我没有停在展板前,先问教育局的人:“昨晚调出的原始照片呢?”
项目负责人递来存储卡和打印目录。拍摄时间确实早于施工日志上的护栏安装日期,施工方在补充说明里写了“设备时间异常”,却拿不出同机拍摄的其他照片作参照。
承包商负责人解释:“现场活多,师傅用自己的手机拍的。换了手机,人现在也联系不上。护栏的事您到样板楼看看,就明白了。”
他领着我们往左侧教学楼走。走廊里新漆的味道还没散,墙上贴着一排班级标识,摆好的课桌上连粉笔盒都放齐了。
许正平没有进教室。他站在廊檐下,看雨水留下的深色印迹,问陈秀:“下雨天,孩子从哪边上楼?”
陈秀攥紧钥匙:“教学楼有两处楼梯,学校会安排值班老师疏导。”
“高年级从哪处进?”许正平问。
“我们还在调整班级。”陈秀看了教育局负责人一眼,“开学前会发明确通知。”
她的回答绕开了方向。我抬头看楼层导引牌,高年级教室标在后楼,门厅到后楼之间是一条露天连廊。
我问承包商负责人:“后楼的入口在哪?”
他笑着指向操场:“那边可以过去,不过今天材料还堆着,不如先看这栋。两边施工标准都一样。”
“把路让出来。”我朝秘书说,“现在去后楼。”
梁济川快步跟上:“那边没做接待清理,地上杂物多。我叫人先过去看看。”
“我们一起过去。”我说。陈秀没出声,钥匙在她掌心响了一下。
绕过操场,后楼一层的门被施工板挡住了大半。板上那道裂纹和照片里一模一样,裂纹边缘的新灰却被擦得很干净。
承包商负责人让工人搬板,嘴里还在解释:“封着是怕外人误入。施工尾项正在收拾,很快就好了。”
板一移开,楼梯口露了出来。扶手只装到转角,上半层靠外的一侧空着,台阶边缘连固定护栏的孔位都看得见。
教育局负责人伸手拦住后面的人。陈秀已经走到第一阶,又退了回来,像终于不用再替谁指路。
我问监理:“验收表写楼梯护栏完好,谁到这里看过?”
监理翻着随身带的册子,额头见汗:“当时这里有临时围挡。施工方说正式安装已经完成,我们看了照片,也看了前楼同规格的扶手。”
“验收的是这栋楼。”我说。监理合上册子,没有再拿前楼解释。
承包商负责人蹲下看孔位:“材料昨晚已经到,今天就能装。您给我半天,下午请您再来。”
许正平走到能看清楼梯全貌的位置,没往上踏一步。他对财政经办人说:“把现场状态记录下来,付款审核的疑点已经能核实一项。”
我让教育局安全负责人上前。对方确认后楼暂不具备学生通行条件,必须封闭;施工方负责看守,学校不得以安排教师值班替代实体防护。
梁济川拉我到连廊边:“查出问题就督促整改。护栏一天能补,没必要把整批交付都停下。媒体和家长都等着开学消息。”
我看着空荡的楼梯外沿:“今天任何一个孩子从这里摔下去,都不可能用明天装好的护栏补回来。先把这栋楼封住。”
陈秀听见这句,终于松开钥匙,找到后楼那把递给教育局安全负责人:“这扇门只有两套钥匙,另一套在门卫室。”
安全负责人叫来门卫,把两处出入口都锁上,安排人在门口值守。承包商负责人站在一旁打电话催材料,电话那头声音很大,他却越说越轻。
我问陈秀:“你签验收表时,后楼是什么样?”
她看了一眼监理,又看向墙上新贴的班级牌:“我知道这里没法让学生走。表上的签名是我的,这件事我会向调查人员说明。”
“今天先把孩子的去处定下来。”我说,“验收材料一并保全,谁也别把原件带走。”
她点头,脸色发白,却没有再说“开学前会好”。我让秘书通知教育局启动备用教室方案,下午把接送人数和可用教室报来。
刚走出连廊,几名穿工装的人从侧门追过来。为首的男人拦在承包商负责人面前:“你说书记今天来,工资就能发。人来了,钱呢?”
承包商负责人伸手推他:“别在学校吵,回项目部说。”
那人没让路:“我们做了两个月,孩子等着交学费。昨天又让我们搬花盆、刷门厅,工资一分没有。护栏材料谁没装,你心里清楚。”
另一个年轻工人举起手机,屏幕上是班组记工表。他说他们还在工地,是因为负责人答应尾款到账就结工资,没人敢先走。
我叫劳动保障部门的人过来登记班组和欠薪数,让他们当天核对工资专户及施工方账目。
承包商负责人想插话,被那名工人打断:“登记过三回了,这回谁给准话?”
“今天给你们核实结果和处理时间。”我说,“需要先救急的,按规定启动保障办法。款项有问题,不能靠把一栋危险的楼交给孩子来换。”
工人望了望封着的楼梯,没再挡路,却把记工表发给了在场的劳动保障工作人员。他的同伴仍围在旁边,等对方当面确认收到。
梁济川走过来,声音压得很低:“现在付款停了,工人又当面讨薪,消息传出去,家长只会以为整个学校都不能用了。”
“哪些楼能用,让人逐栋查。”我说,“家长该知道他们的孩子明天去哪儿,不能靠仪式上的一张照片猜。”
离校前,我回头看见陈秀站在后楼门外,手里只剩一把前楼的钥匙。她走向几位老师,让他们先清点高年级的桌椅,不要再把返校通知往家长群里转。
许正平上车前把现场记录交给财政经办人,没有谈我的批示,也没提旧事。昨天那张照片指向的楼梯如今就在身后,我已经不能把他的拒签归咎于那封举报信。
回市政府的路上,教育局打来电话:邻校有空教室,但午餐和接送线路都要重排。秘书问我是否照原定时间发布交付消息,我让他先等安置名单。
回到市政府,教育局的人带着两张表等在会议室。一张是南桥高年级已接到返校通知的家庭名单,一张是邻校可借的教室;
人数能装下,接送车次和午餐却没有现成安排。
我让他们先核对每个班级的去处,再逐一联系家长。已经出门打工、白天接不到电话的家庭,不能只在群里发一条消息了事。
教育局负责人说:“邻校愿意腾教室,但最早明晚才能把课桌配齐。原来步行到南桥的孩子,改去邻校要过一条主干道。”
交通部门的人当场领了线路任务,学校负责统计需要接送的学生。
我让后勤人员核算午餐供应量,先按安全可行的时间通知家长,不许为了守住原定日期报一个做不到的数。
梁济川把施工方的整改计划放到桌上:“护栏下午装,明天复核。只封后楼一天,下周仪式照常办,既不耽误孩子,也不让一项民生工程被局部问题拖住。”
教育局安全负责人回答:“装好以后还要检查固定情况。今天查到的是护栏,其他楼的验收材料也要对照现场,明天不能保证全部完成。”
梁济川看向我:“书记,您当初要求的就是按期开学。现在把范围越查越大,整个改革的信用都要搭进去。我们可以先让具备条件的楼开门,后楼边整改边安排。”
“哪栋楼具备条件,查完再说。”我把南桥高年级的名单推到他面前,“这批孩子已经接到返校通知,后楼停用。他们的安置今天就得有人负责。”
梁济川说:“我负责协调。仪式的事请您再想想,取消容易,家长那边怎么解释?”
“把查到的事解释清楚。”我说,“后楼不得交付使用。原定以南桥全部投入使用为内容的仪式取消,宣传和学校今天同步改口径。”
宣传部门的人翻开平板,找到准备在仪式上播放的视频,请我确认哪些镜头不能再用。视频开头是新门厅,后面接着我在一次调度会上的讲话。
屏幕里的我说,开学前一定把改造后的教室交到孩子手里。我记得那天,几所学校的施工进度连续落后,我对着镜头把日期说得很重。
会议室里没人接话。梁济川刚才说的“您当初要求”,在这段视频里有我的声音,清楚得不用他重复。
我让宣传部门撤下视频,并把当天讲话的完整记录调来。承诺是我说的,日期也是我压下来的。
下面只报能按期完成的部分,我得拿完整记录说明当时怎样催过进度,不能把后果推给一段剪辑。
梁济川皱眉:“现在调讲话记录,容易让人误会您在追谁的责。先把学生安置好,其他的以后再查。”
“学生安置和材料核查同时做。”我说,“查的是事实,记录从我这里开始调。”
会议散到一半,教育局收到第一批回电。有家长已请好假,准备下周送孩子到南桥;也有人问,是不是学校出了严重事故,孩子还能不能上课。
我让学校把通知写具体:后楼暂停使用,原因是楼梯防护未达到通行要求;每个班临时在哪上课、谁负责接送、午餐如何安排,确定一项告知一项。
陈秀从学校打来电话,说老师们能协助逐户联系,但有两个班的家长住在城郊,平时靠校车接送。她报出最早一班车的时间,请教育局别只按市区线路排。
教育局负责人把电话接过去,和她逐班核对。我听见陈秀提醒他,一名学生需要无障碍通道,邻校安排教室时不能只看空位数。
挂断电话后,交通部门改了两处停靠点。原定明早发出的统一返校短信暂停,学校老师先把已确定的安排告知家长,剩下的由专人继续联系。
午后,劳动保障部门报来初步核对结果:工人反映的欠薪属实,具体金额还要逐人确认。
施工方此前把发薪时间和一千二百万元尾款挂在一起,工资专户资料却没能当场拿全。
我要求劳动保障部门照欠薪程序处理,让施工方负责人到场说明资金情况。尾款审核仍按财政程序走,谁也不能拿工人的工资逼我们签下那张单。
许正平在下午的现场情况会上只讲了付款依据。他说后楼的实况与验收表冲突,财政局已书面退回补证申请;
其他楼是否存在同类问题,需主管部门核查后再送审。
我问:“工人工资如果需要垫付,有没有合法的资金渠道?”
他把适用条件和所需材料说清,让劳动保障部门先确认人数和欠薪额。讲完便停笔,等对方核对,并没有因为我问了就给出超出材料的承诺。
散会时我跟他走到门外:“上午在学校,你为什么先问雨天从哪边上楼?”
“前楼有檐,后楼那段连廊没有。”他说,“孩子避雨会往最近的门跑。门一开,挡在楼梯口的板就不够用了。”
我想起陈秀攥着钥匙的手。许正平看见的是孩子会怎样走路,不只是照片上的日期。
我说:“我昨天以为你在借审核跟我算旧账。”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写的事是真的。会上该说的,我也按材料说了。”
走廊有人经过,他侧身让开,没有再往下谈。我也没追问。信里的事,他承认是真的;
可我在会上叫的那声“老师”,他仍没回应。后楼封门、尾款停审都有依据,我们之间的话却停在这里。
傍晚,梁济川带来一份盖章文件,封面写着项目进度专项说明。他没有坐下,先把文件翻到我签过的批示复印件那页。
“有人已经把南桥的事往上报了。”他说,“您要求加快项目、确保开学,这两句话都在。上面如果问起,您得先解释清楚自己的批示,再谈下面怎么办。”
我看着复印件上的日期。那是今年春天一次调度后签的,我认得自己的字;批示后面附过哪些材料,眼前这份复印件没有显示。
“原件在哪里?”我问。
“办公室档案和项目专班都有。”梁济川说,“我建议先统一口径,别让学校、财政各说各的。您只要认定工程能按期整改,其他问题我来协调。”
我把文件合上:“办公室按归档目录调原件。谁提交过什么,先各自保留原始记录,不许统一成一句话。”
梁济川脸色沉下去:“您这是连自己当初的决定也要查?”
“批示是我签的,我会说明为什么催进度。”我说,“我没批准绕过验收。如果有人照着我的话去压学校、改材料,也要查明白。”
他没有再说仪式,只拿起桌上的施工计划,说今晚会督促护栏装完。我提醒他,装完要由主管部门复核,学校收到书面结论前不能开门。
梁济川走后,办公室送来当时的会议记录和我的工作笔记。笔记里我写过几个落后学校的名称,还在南桥旁边画了圈,要求一周后报可投入使用的教室数。
我翻到下一页,看见自己写的“不能影响开学”。那天没有人当场提出后楼护栏的问题,我也没有问每栋楼的验收依据。
秘书问这些笔记要不要先由办公室整理成说明。我让他保留原样,连同会议记录和调度时收到的材料一并登记,供调查核对。
手机上陆续进来学校的回报。大部分家庭已接到电话,有几户号码打不通,老师准备按登记地址上门;邻校同意将一楼教室留给那名需要无障碍通道的学生。
我给教育局负责人回话:“明早先报没联系上的家庭。接送车试跑后,把实际到站时间告诉家长;午餐也让学校亲自核一遍。”
负责人应下,又说家长群里有人转发了取消仪式的消息,追问视频里那句保证还算不算数。我让他告诉学校,解释由市里出面,老师先把孩子的安排讲明白。
夜里,宣传部门送来更正通知。我删掉“个别设施待完善”这句,改成后楼楼梯防护未完成、暂停交付,并写明临时教学安排将逐户通知。
通知发出后,第一条家长留言问得很直接:“既然没验收好,之前为什么告诉我们可以返校?”
我没有让人删掉这条留言。办公室把它连同其他问题列出来,第二天的情况说明要逐项回答。
窗外还有灯亮着,教育局的人正在安排接送车,劳动保障部门在核工人的记工表。我的笔记摊在桌上,那个圈出的南桥校名就在眼前。
我给秘书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明天先去看学生临时上课的地方,再把批示原件和项目材料交给来核查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了借出教室的邻校。校门口停着试跑的接送车,老师拿着名单逐个核对座位,车门旁还贴着临时站点的纸条。
一名家长陪孩子来认路,指着站点问我:“下午放学也在这里接?昨天学校打电话,只说早上几点上车。”
我让教育局负责人当场核实返程安排。司机把路线图摊在车头上,学校补上放学后的联系人,家长拍下号码,才牵着孩子进门。
食堂正在加桌椅。陈秀带来的老师把各班午餐人数交给邻校,发现一名学生的过敏信息没有转过来,又停下重新核对。
我没有催他们快些报完成。孩子来上课,车、教室和饭缺了哪一样,昨晚那份安置表都算没做完。
离开前,邻校校长告诉我,一楼的无障碍教室已腾出来,但原班级要借用图书室上课。我请教育局把这项调换也告知受影响的家长。
回办公室时,上级核查人员已经到场。我把批示原件、当时收到的项目进度材料、会议记录和自己的工作笔记交过去,按日期说明各份材料怎样到了我手里。
核查人员问:“您签批示时,知道南桥后楼的护栏没有安装吗?”
“不知道。”我说,“我要求按期开学,没有要求绕过验收。但我把日期压成了硬指标,也没有追问进度报告里的完成依据。”
他们继续问起梁济川递来的盖章文件。我说明文件是昨晚送来的,自己尚未核实其中引用的附件,也把原件一并交给他们核对。
核查人员告知我,学校改造项目已正式纳入审查。涉及我个人批示和督促过程的部分,由上级直接核查;项目上的证人不应再由我询问。
我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秘书等人走后问我,下午的家长说明会是否改由教育局出面,我说安置由他们说明,取消交付的决定由我回答。
原定交付宣传已经撤下,视频也停播了,可发出去的返校通知还在家长手机里。
说明会开始前,学校收到了七十多条留言,最多的一句是:之前为什么说可以用?
陈秀坐在会场后排,面前放着各班的联系方式。她没有站上台替我解释,而是和老师一起接听仍在询问上课地点的电话。
我先说明后楼的楼梯防护未完成,整栋楼暂停交付;其余校舍正在逐栋复核。临时教室、接送站点和午餐安排由教育局公布,未联系上的家庭继续逐户寻找。
前排一位家长举手:“孩子昨天还问我,新学校是不是有漂亮的楼梯。你们连护栏都没装,怎么敢把返校通知发下来?”
“通知发早了。”我说,“学校和主管部门的验收依据有问题,我们已经停止使用后楼,也在查通知是依据什么发出的。责任不能让孩子承担。”
有人把话筒递给后排。那名家长没有坐下,接着问:“您是不是拿学校做政绩?仪式都准备好了,孩子的楼却没修好。”
工作人员走过去,似乎想把话筒收回。我示意他停下,让家长把话说完。
家长说:“为了开学后接送孩子,我刚换过上班时间。现在路线变了,单位不一定准我再调。你们发通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真要照着它安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