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一流创新人才“一体六面”能力培养的实践与理论

刘鸿武

这些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交往合作快速推进，交往形态与内容也日趋复杂。总体上说，今天无论是学者们做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企业家到世界各区域各国家去投资、做贸易，或是我们的外交官、驻外记者到世界各国去工作，亦或是世界各区域各国家的人民来中国寻求合作，中外双方都需要相互了解、相互认知。面对快速扩大和提升的这种中外关系的深刻变化，高校和智库如何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大局、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至关重要。根据我们的长期探索实践，我把能胜任复杂国际交往合作的区域国别学务实创新人才能力概括为“一体六面”——既应该具备六个方面相互关联的能力与素质：在对象区域和国家能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交得到友、留得下名。

一、摸得到路：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行走的学问”

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讲过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只能去探索，这就是“摸路”。今天也一样，假如浙江的企业要到非洲国家去，到中亚、拉美国家去，就要先去探路、铺路，去建设一条连接中国与中亚合作的通道。这个路，是人走出来的，也是人建设出来的。它既是有形的路，也是无形的路，而且还要是一条正确的路。所谓“有形的路”，就是对非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中亚国家的地理山川、自然条件、政治经济、气候生态、历史文化，都要有足够的认知。所谓“无形的路”，是要长期扎根在对象区域和各国，去体会背后看不见的东西——它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政治形态、历史趋势。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些看不见的路，只有你自己亲身长期扎根对象国，才能体会到，感悟到。

我们以浙江与中亚五国交往为例，中亚各国虽与浙江相隔遥远，但近年来，双方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发展势头强劲。从面积看，中亚五国的国土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是浙江10万平方公里的四十倍；从人口看，中亚五国有七八千万人，与浙江大体相当；从经济规模看，中亚五国的经济总量为5000多亿美元，浙江则超过1.3万亿美元，是前者的两倍多。去年，中亚五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额约为1000亿美元，但浙江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就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并保持快速增长，可见浙江对中亚国家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谈数字经济，这既是浙江的优势所在，也是浙江与中亚深化合作的新的重要潜力所在。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中亚五国对与浙江合作十分重视，浙江也很看重中亚各国的合作。要推动中国浙江与中亚各国合作，我们首先要深入了解中亚。中亚五国产业形态与规模不一，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浙江企业走进中亚、开展合作，必然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的高校、智库和区域国别学科提供有力支撑，研究和人才培养要能对接企业的实际需求，适应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的需要。当前，一个突出的短板就是人才短缺。浙江有近百所高校，能够开设中亚相关课程、讲授中亚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高校却很少。部分高校近年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但面对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我从事非洲研究已有40年。三十多年前，我曾到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游学，此后带领团队陆续走访了非洲50多个国家。非洲地域辽阔，面积约为中国的三倍。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之路、合作之路，就是在一次次实地走访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经过数十年积累，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在平台建设、智库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十多年前，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在浙江金华浙师大召开，那时全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还很少。如今，区域国别学已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学科，博士点建设也开始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几年，浙江省区域国别学硕士点、博士点的布局，能够与浙江作为外贸大省、开放大省的地位相适应。但说到底，学科要发展，合作要深化，这条路终究要靠人去走，去开拓。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人才在哪里？

二、找得到人：人脉是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合作的生命线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行走的学问”，只有到非洲去，到拉美去，到中东中亚国家去，认识人，与人交往，有引路人，我们才能在行走中认识这条路。我们要能够辨识谁是你的合作伙伴，谁有合作资源，谁有条件合作，谁是有影响力的人。上到总统，下到普通百姓，都是我们应该去交往的人脉。国际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在长期扎根对象国的过程中汇聚精英、广结人脉，筑牢学术研究、智库合作，最终还要落到企业合作上的人脉基础。

另一方面，就是要培养未来的人才、发现潜在的人才。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一代的人才。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除了与对象国的总统、部长和智库精英交流，更重要的是把年轻一代培养起来。

今天，全球南方各区域各国都有庞大的年青人群体，不少人有来华留学、创业的愿望，我们要做好为全球南方育才、从全球南方引才、到全球南方去炼才、在全球南方成才的工作。比如浙江师范大学是接收非洲留学生最多的高校之一。经过二三十年的培养，一批批的学生已成长为非洲国家的人才，对华合作的人才，有的担任了驻华大使，甚至担任了所在国的总统。这也说明，高校今天的人才培养，关系着未来国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因此，高校要加强面向国际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无论是孔子学院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化办学，还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培养，都要立足长远，作为百年大计持续投入。

要做好人才培养，就必须走进对象区域和国家，向当地人学习。我们要培养国际化人才，我们做教师的自己首先是国际化人才，我们先要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先把自己培养成真正懂世界各区域各国家的人才，有在海外学习、工作、创业、交往的经验经历。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要研究人家，就要拜人家为师，把当地人民当作了解当地社会的“活字典”。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局限在书本中，而要走进世界各国、走进海外的企业，围绕区域合作中的重大项目和典型案例开展研究。今天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推进的一些重大合作项目、投资项目，那些国家战略的重大项目，其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就是值得我们持续跟踪、深入研究的重要案例。无论是在遥远的撒哈拉沙漠，还是在中亚大陆的旷野深处，或者是大洋深处的遥远岛国，全世界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其土地、江河、海岸、港口、矿产等，在全球产业和贸易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能够为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机遇？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这些都是需要具体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在大地上行走、在人脉中求解。

三、说得上话：让中国声音“愿意听、听得进、能入心”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持续行走非洲各区域各国家，也逐渐成为非洲各国信赖的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具备了沟通的意识和能力。去年，刚果(金)副总理达尼埃尔来华，专程到访了我校非洲研究院。我陪他参观博物馆，馆里收藏了不少来自刚果(金)的藏品。他们代表团中有卢巴族人，我便向他介绍馆藏的卢巴族面具，讲起他家乡的丰富文化，富饶的土地和水利资源的开发价值，他听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刘院长，我走了世界许多地方，没想到在金华这么一个地方听到有人讲我们家乡的文化。我去世界各地，人家多跟我讲的是我们的矿石，但是到了中国，你讲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确实十分重要。”正是这份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打开了合作的大门。高校区域国别学就是做人的工作，做人心工程，把人文交流做深做实，为企业开展合作创造条件。我经常说，如果把企业比作鱼塘里的鱼，政治互信就是鱼塘，高校开展的人文交流就是其中的水和空气。水质好、空气足，鱼才能长得好。

摸得到路、找得到人，最终还要沟通得畅、交流得深。我们要讲中东人、中亚人、非洲人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让交流真正入耳、入脑、入心。我们不能做别人的“教师爷”，也不能把中国国内的官方表述直接搬到国外，而要从对方的视角出发，理解他们的关切，用他们熟悉、愿意接受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想法。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这正是我们当前对外传播中需要补齐的短板。比如我们今天要与中亚国家交往，需要进一步思考我们的俄语能力够不够？对当地语言掌握多少？是否了解他们的表达习惯？是否理解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发展愿景？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主动对接。

说得上话，能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讲好中国与对象区域国家合作的故事。只有让对象国家的人民从中看到机遇、感受到益处，才能讲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合作故事。高校的中文、外语、艺术、传播等专业，如何与经贸合作的实际需求衔接起来，形成共同推动合作的力量，是我们当前必须补上的一课。

四、办得成事：检验的尺子是能否真正推动合作

有了前面这些基础，最终还要落到“办得成事”上。衡量一个学科、一个学者的价值，不能只看发表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著作，更要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推动中国与对象国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如果不能回应国家需求、服务合作实践，学科的价值就难以充分体现。区域国别学要有经世济民的追求，要在服务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合作的过程中，体现学问的价值。

要办成事，首先要弄清楚国家的大事、战略重点是什么，双方国家希望推动什么，企业和行业面临的困难在哪里，再发挥我们的学术优势，助力双方合作项目对接落地。我这些年做非洲研究，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既要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也要知道非洲国家和他们的民众需要什么。只有把双方的需求都弄明白，才能找到合作的结合点。学者也要到现场去，走进企业、社区和参与合作项目，听一听实际做事的人有哪些困惑。很多问题，在书本里看起来很简单，到了现场才发现，它背后牵涉历史、制度、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也是在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才会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形成能够指导实践的学问。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11年，我们在浙江创办了中非智库论坛，并持续举办至今。下个月，第十五届中非智库论坛将在金华义乌举行。多年来，每届中非智库论坛，我们都会与部委上级领导部门紧密对接，尽量提前收集驻外使馆、非方关注的议题和企业遇到的问题，带到论坛上深入讨论、充分对接，形成并发布研究成果，把合作之事一件一件落到实处。

高校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两头能落地，中间挑得起”。“两头落地”就是一头要扎根浙江扎根中国，了解中方的产业基础、企业需求和对外合作方向；另一头要扎根所研究的对象国，熟悉当地的发展条件，与当地高校、智库、政府和企业建立长期联系。我们研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需要有这这样的平台与意识。“中间挑得起”，就要求我们有把知识转化为合作的能力，两边的信息要能够沟通，两边的需求要能够对接，遇到问题要能够一起商量、一起寻找办法。高校在其中可以做桥梁、做平台、做纽带，把长期积累的学术资源、人才资源和合作关系组织起来，服务具体的交流与合作。

五、交得到友：从合作共赢走向命运与共心灵契合

更高的境界，是“交得到友”。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高校的区域国别学科，最终要在中国与对象国之间建立民心相通的纽带。所以，怎么样广交朋友、在全世界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回顾这些年的非洲研究经历，我最快乐的两件事，一是走遍非洲大陆，感受非洲山川的壮美与文化的多样；二是结识了一大批非洲好朋友。在我看来，非洲研究既有书斋里的潜心治学，也有身体力行的田野行走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走得越深入，朋友越多，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就越具体，感情也就越深厚。

交朋友，要做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学者同行，还是普通百姓，都值得我们真诚相待。这些年，我在非洲交了很多朋友。2009 年，我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同获得中非友好贡献奖，2009年、2011 年、2014 年，又分别与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建立了联系，他们都是非洲民族解放的先驱、开国元勋，也都同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除了他们，我还结识了一大批非洲各国的普通百姓，我被尼日利亚朋友亲切地称为“拉各斯男孩”。尼日利亚资深媒体人、《非中经济杂志》主编埃梅乌曾这样评价我的书籍：“一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尼日利亚历史的书籍，教会了尼日利亚人尼日利亚的历史。”坦桑尼亚前外交部长卡布迪先生也对我说：“你是一个比我还懂坦桑尼亚的中国学者。”当你用心去理解一个国家、尊重它的人民，对方是能够感受到这份诚意的。

我曾多次重返尼日利亚，前年去尼日尔河三角洲部落村寨看望当年的导师，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他为我取了一个当地部落的名字，叫“Amalate”，意为“归来的人”。他对我说：“对朋友，你总是惦记着他、常来常往，他一定会回来。”这句话让我深受感动。交朋友不能急功近利，友谊要靠日积月累，感情要靠常来常往。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走进非洲，了解非洲，研究非洲，在一次次交流中增进理解，让我们的朋友圈不断扩大，通过这种方式建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六、留得下名：让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名声远播

最后一点，就是“留得下名”。今天，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传播出来，影响世界。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深厚的学术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在世界学术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们需要了解、研究和借鉴；而今天，我们也需要与“全球南方”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同构建体现自身历史经验与发展实践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人类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要真正有成效，中国学者必须真正懂得非洲、理解非洲，并在非洲得到认可。2024年我从教四十周年的庆祝仪式上，我说过一句话：非洲研究这份事业我应该坚守，因为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我们这个国家几代人在奋斗的事。“留得下名”，就是让我们的贡献被大家认可，让我们的情谊被朋友铭记。这个“名”，是一代代中国非洲研究学者共同积累起来的学术信誉，是中非学者平等对话、共建知识体系的事业在非洲朋友心中真正扎下了根。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们已有一批研究著作被译介到非洲国家，这项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对我来说，一本书出版之后，还要看它能不能走进当地，能不能引起非洲同行的讨论，能不能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非合作。去年，我应邀在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NTA The Sunday Show做专题访谈，同年非常荣幸地获得了非洲朋友颁发的“非洲之友奖”。这些荣誉，是对我几十年来从事非洲研究、推动中非交流合作的肯定，也让我深受感动、倍感自豪。一个人把几十年的时间投入一项事业，能够得到自己长期研究、长期交往的人民的认可，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理解的“留得下名”，就是让我们的贡献被大家认可，让我们的情谊被朋友铭记。多年以后，我们写下的书还有人在读，我们培养的学生还在接着做，我们建立起来的合作还在继续，非洲朋友提起我们时，记得我们曾经真诚地理解他们，与他们一起做过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学术人生就有了厚度，也有了长久的价值。

总体上说，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做出来”的学问，也是一门“行走的学问”。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交得到友、留得下名——这六个方面，既是我们过往几十年我们探索与实践的体会，也是今后继续前行的方向，把学问做在世界大地上，把人才育在事业行路上，把友谊结各国人民心里。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新时代以来中国对外战略实践和区域国别学知识的体系化探索”(项目编号：2026JZDZ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