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招一个人，九千多人报名，六千多人缴费参加考试。另一个教学管理岗，同样招一人，七千多人报名。两个岗位光报名费就收了上百万。
这不是什么高精尖岗位，不需要独门绝技，普通高校毕业、培训几天就能上手。但就是这样的岗位，引来了万人赶考。
我盯着这组数字看了很久，心里堵得慌。
九千多人抢一个编制，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小型县城的所有适龄劳动力，全部涌向同一个窗口，就为了争一个座位。最后6746人交了钱、报了名、坐了车、住了店、进了考场，然后6745人空手而归。
有人算过一笔账：印制海量试卷、开辟数十个考场、调配大批监考巡考人员，再加上一万多名考生的路费、食宿、时间成本，这场考试的社会总成本保守估计在千万级别。而它最终产生的效益，是选出一个合格的工作人员。
这个岗位真的需要这么选吗？
学校也很委屈。不是它想搞这么大阵仗，是不敢不搞。事业单位逢进必考，这是铁规矩。谁敢擅自简化流程，谁敢私自定人，纪委的茶可不是那么好喝的。于是明知道万人赶考是巨大的资源空转，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闭环：所有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没有人敢先停下来。
我们讲公平，公平当然重要。逢进必考确实堵住了不少后门，给了普通人一个凭本事吃饭的机会。但公平不是无条件的，公平本身也要算成本账。当一场考试的社会成本高到离谱，而它筛选出来的只是一个普通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时，我们就得问问：这套流程是不是该改改了？
比方说，对于这类普通管理岗，能不能先设一个合理的报名门槛？比如限定专业大类、限定工作经历、限定本地户籍，把报考人数压到一个合理区间。再比方说，能不能先进行一轮简历筛选或职业能力初测，按1比50或1比100的比例确定笔试人选，而不是让所有人都涌进考场？再再比方说，对于报名人数超过一定倍数的岗位，能不能增加实操环节、面试权重，让选拔更精准而不是更浩大？
这些办法技术上都不难，难的是“谁也不敢动”。因为任何对现行流程的调整，都可能被解读为“留口子”“搞变通”。于是大家宁愿选择最笨、最贵、最折腾人的办法，也不愿意承担一点点改革的风险。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教条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让所有人都知道它错了，却还要假装它是对的。
但我更想说的是那一万多名考生。
他们现在身在何方？在做什么工作？是刚毕业没找到合适出路的学生，还是在企业里干得不安心、想找个铁饭碗的年轻人？是云南本地的，还是从外省千里迢迢赶来的？
他们不是报名表上的数字。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父母眼里的孩子，是可能正在租房、正在还助学贷款、正在被催婚催生的年轻人。他们花一百块钱报名费、几百块路费住宿费、一两天时间，去赌一个万里挑一的机会。他们不知道希望渺茫吗？他们知道。但他们还是去了。
因为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眼下能看到的、最像“出路”的一条路。
民营企业裁员、互联网大厂缩编、灵活就业社保不全、35岁危机悬在头顶，相比之下，一个普通事业编意味着稳定、体面、五险一金、不会被随便优化。哪怕工资不高，哪怕岗位普通，至少心里踏实。
所以万人抢一岗，不是年轻人疯了，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焦虑把他们都赶到了这条窄路上。他们不是非要挤这座独木桥不可，是别的桥要么太远，要么太贵，要么根本看不见。
这届年轻人太不容易了。他们赶上高校扩招，学历贬值；赶上房价高企，安居困难；赶上经济换挡，就业承压。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努力，却比任何一代人都焦虑。
属于他们的时代，不应该如此艰难。
回到那个问题：普通岗位能不能简化选聘方式？当然能。该不该改？当然该。但改的不仅仅是招聘流程，更是整个社会对“稳定”的畸形崇拜，是就业市场上民营与体制内的巨大落差，是年轻人除了考编之外看不到更多好选择的现实困境。
我们需要敢站出来说“这样不行”的人。需要敢在具体矛盾面前实事求是、而不是机械执行的人。需要敢对僵化流程亮剑、而不是抱着“不出事就行”心态混日子的人。
但在英雄出现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看见那一万多个年轻人的脸，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然后承认——他们值得一个比“万人抢一岗”更体面的未来。
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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