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低一个人，是从剥夺他的发言权开始的

贬低一个人

是从剥夺TA的发言权开始的

作者丨米兰达·弗里克

文章选自《认知的不正义》引言

曾被全网400万订阅播客《岩中花述》整期深刻讨论，鲁豫、袁源倾情力荐的这本《认知的不正义》终于出简体中文版了！

岩中花述第六季第四期节目，鲁豫和袁源一起探讨生活中不正义的来源。

该书为纽约大学讲席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米兰达·弗里克代表作，也是当代社会知识论领域被引用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奠基之作。

在书中，米兰达·弗里克有意识地将小说、影视剧、哲学经典、社会心理学等融入论证，指出了两种隐形伤害：

证言不正义——因身份偏见而贬低某人话语的可信度；

诠释不正义——因集体诠释资源的缺失而无法言说自身经历。

就像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黑人青年汤姆·鲁滨逊，证据足以证明其清白，却只因肤色被判有罪；电影《天才雷普利》中的玛吉·舍伍德，当她表达自己的怀疑时，只因“女人更依赖直觉而不是理性”的集体观念被噤声；“产后抑郁症”被命名前，无数新手妈妈只能独自承受“歇斯底里”的罪名；“性骚扰”的概念诞生前，受害者无法描述自己的遭遇，更遑论将经历讲述给他人。

认知不正义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系统性偏见。书中开创性地为两种认知不正义命名，帮助社会各界更准确地理解彼此处境，正视那些隐形的认知偏见，最终推动我们走向偏见更少的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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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认知层面的不正义。

许多不同的现象都可以被归入认知不正义的范畴。按照我们在哲学中通常思考正义的方式，认知不正义的概念可能首先会让我们想起有关“认知益品”（epistemic goods，例如教育、信息等）的分配不公。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想象某些社会行动者对不同益品（其中一些是认知益品）拥有权益，并质疑他们是否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公平份额。当认知不正义以这种形式出现时，它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独特的认知性。这是因为，某种益品是否能够被定性为认知益品，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偶然的问题。

与此相反，本书的目的是集中讨论两类具有鲜明的认知性的认知不正义。根据我的理论，这两种认知不正义均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某人在其作为认知者的能力方面受到了错误对待。我分别称它们为证言不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和诠释不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

证言不正义发生在听者由于偏见而降低对言者的言论所赋予的可信度时。

诠释不正义则发生在更早的一个阶段：由于集体诠释资源的空白，某人在试图理解她的社会经验时，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劣势地位。

前者的例子可能包括，警察仅仅因为你是黑人，就对你说的话不予采信；后者的例子可能包括，你在一个依然缺乏“性骚扰”这一关键概念的文化中，遭受了性骚扰。可以这么说，证言不正义是由可信度经济中存在的偏见造成的；诠释不正义则是由集体诠释资源的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偏见造成的。

通过向他人讲述从而传递知识，以及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经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两种认知实践。本书贯穿始终的目的就是揭示它们背后的特定伦理维度。由于这些伦理特征都是社会权力在认知互动中运作的结果，能够揭示出它们，也就呈现出一种关于认知实践的政治学。

许多想法的背后都有一种看待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关系的政治性的眼光——比如，认为认知信任可能与社会权力有着难以抑制的联系，或者认为社会劣势可能产生不正义的认知劣势——这些想法往往都不会出现在英美知识论的语境中。或许，它们之所以没有出现在英美知识论的语境中，恰恰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必然跟相对主义视角有关，而这种视角的典范是后现代主义；也或许仅仅是因为，知识论传统的理论框架是个体主义的，它带着一种无法摆脱的合理性的理想化，让人很难看出这些政治性的问题会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有何关系。

不论我们采纳何种解释，传统意义上知识论研究都已经日趋匮乏，因为我们缺乏一个能帮助揭示出认知行为背后的伦理、政治维度的理论框架。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在英美哲学传统中，女权主义知识论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声音，因为它一直勇敢地坚持为此发声；尽管我希望表明的是，德性知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通用的知识论语汇，正是它才让我们能更加富有成效地讨论这些问题。

在伦理学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盲点。而且，考虑到伦理学向来就没有将人们的认知行为纳入其研究范围，这个盲点似乎同等地令人遗憾。但伦理学对我们认知生活中对错的忽视似乎更多只是偶然的。这让我们很难对伦理学的弊病提出什么特殊的诊断；除了泛泛地说，伦理学在历史上就主要关注二阶问题。无论怎样，考虑到两个学科的传统背景，本书可以说既不是一部直接的伦理学著作，也不是一部直接的知识论著作；相反，它重新协商了这两个哲学分支之间的一段边界。

尤其在许多女权主义哲学家看来，为研究认知实践的伦理和政治维度提供了一个理论空间的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文献。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吸引力在于，它将理性和知识牢牢地置于社会权力的背景之下。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人们对理性权威的古老忧虑获得了一个新的、看似激进的理论背景，而这些忧虑也得以通过一种更具政治性的方式展开。

不过人们后来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奢望。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著作中的极端主义倾向常常导致还原主义，而且后现代主义精神背后的驱动力更多的只是一种对摇摇欲坠的理性理想的幻灭，而并不是一种要在理性与社会权力的纠葛中理解正义与不正义问题的真正意愿。对理性这一范畴本身的怀疑，以及将其还原为权力运作的倾向，实际上就预先排除了我们所需要提出的、有关权力如何影响我们作为合理性主体的运作的问题。这是因为，这种将理性还原为权力关系的倾向抹除了（或至少模糊了）“我们真正有理由思考的东西”和“那些仅仅是权力关系让我们思考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个人想要研究正义问题何以关联起我们的认知实践，那么上述还原主义倾向就会掩盖以下二者的本质区别：出于好的理由而拒绝相信某人的言论，与仅仅出于偏见而拒绝相信某人的言论。因此，后现代主义非但没有为探讨认知实践中的正义与权力问题开辟出一个理论空间，反而还有效地预先排除了这些问题。所以，它在知识论方面的影响最终根本没有走向进步，而是走向了保守主义。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后现代主义的喧嚣退去之后仅仅留下沉默，因为我们肯定能找到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讨论理性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纠葛。我们可能会追问：这种讨论应该采取何种形式？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是：我们还是应该提出一阶的伦理问题，但这些问题背后的语境必须是关于我们认知实践的一种“居于社会之中”（socially situated）的解释。关于某种人类实践的居于社会之中的解释，它的意思是，当我们设想实践的诸参与者时，不能剥离掉他们的社会权力关系（传统知识论，包括大多数社会知识论都犯了这个错误），而必须把他们视作处在相互的权力关系中运作的不同社会类型（social types）。当我们试图解释认知实践本身时，这种居于社会之中的概念就会让权力问题（及其时而合理性、时而反合理性的节奏）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对许多哲学问题来说，那种传统的、最大限度抽象化的人类主体概念可能最有助益。但倘若仅仅局限于这种概念，我们所能提出的哲学问题和洞见的范围就都会受到限制，从而使哲学的门类变得过于贫乏。相比之下，从居于社会之中的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追溯权力、理性和认知权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揭示出我们认知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伦理特性。归根结底，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我们的认知行为如何能够同时变得更加理性，又更加正义。

在整本书中，我都会使用社会权力这一概念。因此，本书第1章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权力给出一个工作定义。我所给出的概念相当宽泛，但它的核心理念是：权力是一种居于社会之中的、能够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具体的权力运作会牵涉到人，而我们对这些人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ies）又会有共享的社会性想象观念（social-imaginative conceptions）。

我接下来将介绍的社会权力的一个子种类，身份权力（identity power），就直接依赖于这些观念。第1章剩下的部分将专门介绍本书的主要理念，即认知不正义的首要形式：证言不正义。这种不正义的基本理念是：如果听者仅仅出于偏见而赋予了言者比原本更低的可信度，那么言者就遭受了证言不正义。由于偏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归于证言不正义的现象也不止一种。我在此将引入身份偏见（identity prejudice）的概念，这种对他人的偏见仅仅基于对方所属的社会类型。这使我能够集中讨论证言不正义的核心案例：听者出于其身份偏见而降低言者的可信度判断，就像警察因为某人是黑人而不相信他的话一样。因此，证言不正义的核心案例可以被（稍显简洁地）定义为身份偏见导致的可信度赤字（credibility deficit）。这一定义抓住的证言不正义与主体可能遭受的其他形式的社会不正义息息相关。这也是我将它作为我的核心案例的原因——它能够揭示出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不正义模式中，认知不正义所处的位置。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两种形式的认知不正义：证言不正义，即某人在作为知识提供者的能力方面受到错误对待；诠释不正义，即某人在作为社会理解主体的能力方面受到错误对待。

我认为，如果集中讨论不正义的常态，我们在哲学上能有很多收获。其中之一可能是，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到，要想在实践中反抗不正义，我们需要如何行事。这种期许启发了我对两种纠正性的伦理-理智德性的讨论，它们能改善我们作为认知主体和客体的生活。当然，由于认知不正义的根源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系统性偏见，个体拥有的德性所能实现的效果是有限的。要消除这些不正义，我们最终需要的不仅是更多有德性的听者，还有集体的社会政治变革——在认知不正义的问题上，伦理的就是政治的。不过，这只是强调了一个事实：证言不正义和诠释不正义必须首先作为伦理问题来探讨，因为这才是它们的本质所在。就我们对这些现象的哲学理解而言，政治的取决于伦理的。

文章选自《认知的不正义》引言，文 | 米兰达·弗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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