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的乡土岁月：我在皖北农村的穷日子

上海知青的乡土岁月：我在皖北农村的穷日子

　向　往　

　　插队落户时，皖北真是穷。县城如此，更不要说农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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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下做农活，吃杂粮，少油无盐，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白天倒还罢了，天一黑，社员就是休息的时候了。正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靠太阳过日子。

　　但冬天六点不到天就黑了，夏天最迟七点半也看不见了，这么早叫我们睡觉，显然不可能，室内一切活动，全靠一盏煤油灯。煤油是凭票计划供应的，要省着用。如果照瓦数来算，也就一支光吧。照亮的是巴掌大一块地方。想看看书，要凑得很近，油烟直往鼻孔钻，第二天鼻孔里全是黑的。离远了又看不见。

　　那时候社员晚上肯往我们屋里跑，既省了他们自家的煤油，又可以啦闲呱。闲扯到九点左右，众人回家，我们也吹灯睡觉。

　　在屋里，孬好有盏油灯照亮，麻烦的是夜间外出。首先，上厕所是必须的；其次，生产队或大队开会，每每在夜里。有月亮的夜里不成问题，要是月末或月初，那种夜晚出门，社员形容“张嘴不见牙”，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一般开会都在村头的谁家刚盖的，又暂时还没住人的新房子里，如果庄里有正经的路还可以，问题是家家户户门口情况复杂多变。首先，每家门口必有粪池，这种粪池不是放大粪的，而是挖一个坑，里头放垃圾，像烂菜帮子刷锅水等，是个积肥坑。一旦肥料满了，就铲出来在边上堆成小堆让它发酵。所以走路，高的低的碰到哪个都够呛。

　　最要命的是到大队部开会，要走二三里地，当时少有人有手电筒，往往摸黑沿着庄东头那条小路过去，摸到了地方还要遭到大队部附近狗的攻击，因为不是自己庄，狗们不认得我们。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教人如何在农村走夜路，有一句口诀叫“黑泥白水紫花路”，就是看上去发白发亮的是水塘，发黑的是烂泥，只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才是路。可是你在月初月末到野外去试试，周围全是黑的，哪里有什么黑白紫花啊！

　　生产队西南方向，每当夜幕降临时，有一片亮光出现在地平线上，天天如此。社员们说那是芦岭煤矿。这是一个产烟煤的煤矿，开了几十年了，从我们队里过去直线距离也就是三四十华里。当时的那一片灯光让我有了无边的遐想。我想，那里的工人每天夜里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书，打扑克，或者干其他想干的事，真幸福啊！

　　二十多年后，我首次来到芦岭煤矿，是陪一位知青朋友来寻找他当年在这里打工时住过的宿舍。那是几排十分陈旧的暗红色三层楼房，估计当年不过每个宿舍一个十五瓦的灯泡罢了。而映照在地平线上的亮光，其实是矿井上面的井架、天轮、传送带及各种机械的照明灯光。

　会　过　

　　皖北人说上海人会过，这不单单指精打细算，也带有贬义，当地话叫抠，上海话叫小气。其实会不会过，不能从地域上分，而是看经济条件。

　　刚下放时，上海人绝对不会过日子。因为都是第一次独立生活，身边有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零用钱，还没有尝到生活的艰辛；也有的家庭条件确实好，所以摆阔气的人大有人在。有的女知青吃咸蛋不吃蛋白，有的村子鸡蛋被知青买光，我们也有三个人一夜吃掉一斤奶粉的记录。当然也有会过的知青。

有一个上海知青因为社会关系有点复杂，生活比较困难，家中根本无法接济他，他是彻底的自力更生，每年冬天他主动要求去挖河，这样可以省下一冬的口粮，加上平时结余下来的粮食，等到四五月分青黄不接时到集上卖掉，自己有了零花钱，还可以支援上海家中。但这是极少的个例。

　　当时一起到那里落户的还有一批蚌埠下放干部，他们是带薪的，但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又不高，容不得自己挥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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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队的下放干部老高，是最困难的一个。家里九个孩子，老婆是临时工，他本人是脱帽右派，工资五十多元，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每个月买了粮本上的定粮后，余钱大部分寄去怀远老家，剩下些许自用。

老高的困境大队里人人皆知，有一回他把被单晾晒，竞引来社员围观，就算当时农村的水平也没这么破的。一次到他借住的大队部去，他正做中饭，老乡笑着说，老高今天开荤。只见小桌上两样菜，炒鸡蛋和炒土豆丝。量却少得可怜。一问，原来就一个鸡蛋半个土豆，问他那半个呢，他一掀煤油炉上的锅盖：一小碗土豆汤。

　　后来，老高被派到我们生产队当“贫宣队”，就在我们知青处搭伙。我们三人生活上极随便，有菜无菜都行，一般不买肉，素菜是自种一点，社员给一点，实在没菜，盐水泡干辣椒也行。他来入伙，只要交够口粮，其他就无所谓了，一下子把他的菜金全省了。他过意不去，自订了一个规矩：每月买一次菜，菜是固定的：二斤小排骨(三角五分一斤)。

这二斤排骨由他安排，让我们四个男人吃三顿。第一顿，将排骨缝隙间的肉剔下来包饺子；第二顿，用骨头炖汤，用汤下面条；第三顿，用炖过汤的骨头红烧。这样的“排骨三吃”延续了半年。后来老高抽到公社去了，几次在集镇上碰到他，他都怀念和我们一起开伙的日子，说那时吃得又好又省。

　过中秋　

　　知青对中秋是无所谓的，当时在上海，无非是家家买几个月饼尝尝罢了。但在农村，却是除了春节外最重要的节日。

　　过节前几天，队里问我们，要不要做月饼。因为公家生产的月饼社员买不起，也没有粮票，所以每年有的庄里有会做的人自己开作坊做。我们队里没作坊，但可以叫他们加工，把面粉拿过去付加工费，对方就替你加工。

于是，我们称了面粉，付了钱，生产队统一记账，全队各家各户收齐后，用板车拉了去。过了几天，月饼拉来了。四个一封，用黄草纸包扎，面上还加了红纸，很有节日气氛。打开看，月饼是酥皮的，馅是砂糖加麻油。砂糖是当时盛行的古巴砂，浅褐色，糖的颗粒还没融化，咬起来咯吱咯吱的，好长时间没吃甜食了，我们感到十分香甜。当时农村没烘箱，因为没电，这种月饼大概是在平底锅上慢慢烤出来的，应该是很费功夫的。

　　月饼有了。中秋的菜也是重要的。但中秋不像过年，有人杀猪，可以去赊一刀肉。去集上买，正好是秋收之前，都缺钱。于是，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庄头那面水塘里了。塘的面积不大，就两三亩，春天也投过一点白鲢的苗，但从没人去管理喂食，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加上有人养的鸭子来偷嘴，所以里面到底有没有货都无法确定。

　　拣个大晴天，队里劳力一起来到塘边，挖了引水沟，然后开始清塘。斛了半天水，塘见了底，还是有些鱼的。于是大人小孩都下去抓，抓了归成堆，大大小小分类，然后照户分，每户几条大几条小。其中一条特别大的，大概三斤多，分给谁家都不太平，干脆给我们知青。塘底的泥鳅就归小孩去乱抢。塘里的稀泥中还有几条不小的黑鱼，也被清了出来，分给谁家就记不得了。

　　有了鱼就有了荤腥，当然也有个别条件好的比方有家属是吃皇粮的，也上集买肉，于是一个中秋就过得很满意。

　　第二天我到队长家，见他还没上学的儿子捧着只大碗在吃面条，里面有几根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原来是泥鳅，也不破肚子，直接就下面条里，那孩子还吃得津津有味。

　体验生活　

　　1974年冬天，我被抽到本公社一个大队搞“路线教育”，县文化馆通知我，参加一个创作组，到双沟切岭工地体验生活搞创作，时间一个星期。几天后去县城报到，才知道小组成员就是本县几个常见面的业余创作的积极分子，加上文化馆两位专业创作人员，六七个人，有写戏曲的，有写曲艺的，有写诗的，只有我是写小说散文的。

　　双沟，就是出双沟大曲（酒）的那个地方，属江苏泗洪。当时要开挖人工河解决苏皖北部的洪涝，河道要通过双沟的丘陵地带，于是将丘陵切开，所以叫切岭。照惯例，这条河对哪个地方有利，那个地方就必须出工。我们县约有一万民工上了工地，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县民工总队。

　　一帮人在长途汽车上颠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双沟镇，找到县总队驻地，是个大芦席棚，里面用芦席隔出一小间一小间的，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总队的人很热情，早已留出一间，铺了六七张床。那年月大家要求也不高，总队食堂安排伙食，我们很满足。安顿下来，听总队负责人介绍了本县工程情况和进度，我们就去工地参观了。

　　我从没到过这样大的挖河工地，一公里长的河道，聚集了十万民工。那时没有任何机械，就连现在乡村里常见的小拖拉机和绞盘车都没有，全靠人工。下面的人用抓勾铁锨把泥土挖起装上独轮车，然后一人推车，前面两人拉，一鼓作气冲上河堤倒掉，再重复。

站在高处看，只见密密麻麻的人蚂蚁似的。走近了看，大冬天里，一个个敞开了胸，露出黑红的肌肉。我真是佩服这些农民，就靠他们的两只手，在平地上开了一条大河。后来见到他们的住地，更是感动，那是简单到极点的“人”字形庵棚，勉强能钻进人去，而他们却要在这里过一冬。

　　知道了工地的大概，我们开始深人生活，当然我们干不动这样重的活，只是白天下到各个公社住地访问一些模范人物，晚上回总队构思创作。

总队为了活跃工地的业余生活，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是从全县各公社抽调的文艺骨干，我们这次也帮他们准备节目。总队还有一个广播站，每天播送工地的好人好事，还有报纸上的社论。那个广播员最大的特点是，每天必须放两遍东北二人转《处处有亲人》，这是当时几个少有的广为传播的文艺节目之一，很好听，但天天放，也令人烦，可能是女播音员特别爱听这张唱片。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故事的情节和那些唱词。

　　双沟是出酒的地方，那时双沟大曲就很有名了，但好像人们对酒的兴趣远不如对粮食的兴趣，谁也没想到去搞瓶双沟大曲尝尝。直到临离开时，总队领导要食堂多搞几个菜，上了几瓶双沟大曲，大家喝了一点，因为平时不喝酒，也不觉得如何特别，只觉得肚里热呼呼的。

　　突然云集了十万民工，双沟镇附近的村庄也有了额外的收入。首先是那么多人无偿的给这里积累了够用好几年的肥料，而其他地方已被取消的个体摊贩在这里自然形成了集市，因为没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来管。有卖烧饼的，卖杂烩汤的。夜里，民工无事可干，则是附近民间艺人挣钱的时候，唱大鼓，四弦，且都是“四旧”，其他地方不敢唱的这里敢唱，没人管。

一天夜里，那位搞曲艺创作的出去跑了一圈，回来说，那边正唱《八美图》呢。我们说，这里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在工地上生活了一个星期，我们写戏的写戏，写故事的写故事，给宣传队提供了不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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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搞创作必须“三突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几个原来落后，后来思想转变的中间人物，一个蓄意破坏的反面人物，一个阶级斗争事件，这就是一个作品的基本要素，公式一样的。

　　但我编不出这样的故事，大家在工地上一心想早点完成土方回家去，谁去搞破坏？结果写了个短篇小说，是工地上一个伙房改灶节煤的故事。

写好后给总队负责人审阅，他看后发愁地说：“这东西怎么演呢？”我也答不上来。后来这个短篇在《安徽文艺》上发了，算是没白跑一趟。但总觉得对不起总队那一个星期的招待。（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王仲翔（上海老知青）

编辑配图：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