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三个中将都能“看见女鬼”，为啥沈醉看不见？细想之下能得出两个答案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公共厕所看见了女鬼的“故事”：“他忽然发觉背后似乎也蹲了人，他急忙回过头去一看，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和他背靠背蹲着的竟是一个梳着民国初年式样的‘巴巴头’，穿着也是那时流行的大圆角的上衣……他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女人，肯定是个女鬼。”

沈醉很细致地写了刘嘉树看到的很多细节，为了净化文章， 我们只能用省略号代替那些需要打码的文字，再从科学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三个中将都能“看见女鬼”，为啥沈醉看不见？

细想之下，我们能得出两个答案，但却不是“疑心生暗鬼”和“鬼也怕恶人”，因为要比凶恶，特务出身的沈醉，还真比不上久经沙场的刘嘉树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以及当过五十一军军长、山东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牟中珩。

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可能是个高危职务，韩复榘被老蒋枪毙了，另外三个都被活捉了。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9年第十一期的《王耀武被俘以后》中有这样一段话：“济南战役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在化装潜逃过程中被查获，也被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因为他是中将，所以和王耀武编在同一个小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从解放区回到国统区后匿居上海的孙良诚被查获，也被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就这样，孙良诚、牟中珩、王耀武这三位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大人物’，却在共产党的战俘营里相会了，而且编在同一个小组里学习改造，这在中国现代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巧合！”

同样当过“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了学习委员，是学习改造模范，牟中珩则是1966年第六批特赦，比不上第一批特赦的王耀武，但还是远比刘嘉树幸运——刘嘉树在全部战犯特赦的三年前病逝了。

有人说刘嘉树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而没进北京功德林，那是不准确的，因为在1955年和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汉奸之外的被俘高级将领都进了功德林，后来又有一部分转去了抚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干部雷皓在《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中说得很清楚：“经中央审查同意，公安部通知各地迅将各地收押的国民党现役军队中的将级以上军官和相当于省、军级的国民党党政警特高级骨干分子，由专人押送至北京功德林一号管教。”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也有相关记载：“1968年转到辽宁抚顺以后，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和管理人员对立，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

黄维在功德林和抚顺都比较孤僻，从不掺和怪力乱神的讨论，而沈醉则是个活跃分子，再加上特务本能，对“刘嘉树遇女鬼”一事知之甚详：“正当他吓得满头大汗快晕倒过去时，忽听到胡同里发出啪哒啪哒的拖着鞋子走路的声音，原来是牟中珩起来倒便壶和解小便。他一进厕所，刘嘉树才敢回头，一看那个女人没有了，他便问牟中珩刚才来时，看见有个女人出去没有？牟中珩睡得蒙眬，只看见有人从厕所出来，是男是女根本没有看清楚。他这一回答，刘嘉树便证实了自己是看见女鬼了。他这时连站都站不起来。牟中珩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扶起。”

刘嘉树是个大胖子，当时的室外厕所也不是马桶，站起来确实有些费劲，没直接掉进去就算万幸了。

我们可以说刘嘉树是蹲久了大脑充血或缺氧而产生了幻觉，也可以说牟中珩半梦半醒眼花看错了，但在辽宁新民县被俘的陈林达，当时并不老，而且也很胆大，不太可能看错。沈醉回忆：“湖南老乡、新五军军长陈林达悄悄告诉我，昨晚他起来小便，回去时，看见专作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口有个穿民国初年式样大圆角上衣的女人向里面走，他咳了一声，就不见了。他要我夜晚少起床，肯定是个女鬼，并再三叮嘱我不能对别人讲，免得犯错误。”

三人成虎的典故大家都知道，刘嘉树、牟中珩、陈林达这三个被俘中将都说自己看到了女鬼，连沈醉也有些疑神疑鬼，而且兴致盎然地想一探究竟：“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鬼的人，从不相信人死了会变鬼。但经过这两位老乡（刘嘉树和陈林达、沈醉都是湖南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这一基本上相同的、半夜活见鬼的情况，我便想自己也能看到，便故意在夜深人静时去上厕所，甚至悄悄地到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内坐上一会儿。一连几夜都没有看见这位女鬼出现。”

三个中将都“见鬼”而特务沈醉看不见，于是问题就有意思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怕鬼的越怕越见鬼，找鬼的却望穿秋水而一无所获，这难道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沈醉这个人，连中学都没毕业，颇有神鬼不惧的混不吝劲头，而刘嘉树是黄埔一期生，陈林达是黄埔四期生，牟中珩资历更老，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的，算是白崇禧、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的学弟，这三人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而且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刘嘉树得过忠勤勋章和抗战胜利勋章，牟中珩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和宝鼎勋章，陈林达在汤恩伯手下当第二师第十一团少校团长时也得过青天白日勋章，都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狠人，说他们只是胆小见鬼，肯定不够客观准确。

既然“见鬼”跟胆量无关，我们就只能从另一个方面找原因了：当年的国民党将军们家庭生活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三妻四妾甚至妻妾成群都不违规，这些人实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就是太想女的，所以幻觉中才会出现女鬼。

沈醉其实也有这种猜测：“有些爱风流的，却又希望能遇上这位女鬼，和她交朋友，像《聊斋》故事里那样，可以让她纵体入怀，以解长年不和女人打交道之渴。”

有时候过度的渴望会变成梦境和幻觉，笔者在东北期间参加扑火队在山上驻守了八天七夜，乘坐汽车撤回路过地方村镇，一向老成稳重的办公室主任，见了路边女士，也像年轻人一样大呼小叫，而更年轻的和连对象都不曾有过的同事，则反应平淡。

国民党的将领们大多贪财好色，进了战犯管理所动辄十年数十年不近女色，也只能在心里见鬼了。

如果“渴望出鬼”这一说法不够科学，我们还有另一个解释，那是大多数功德林战犯共同的意见，沈醉为此挨了王耀武的批评：“学习委员王耀武，怕再发展下去没法收场，便指出我犯的错误是‘传播迷信、扰乱人心、影响学习’十二个字。同时，要我保证不再犯，如果再谈，就是原则性的错误了。我当即提出保证，绝不再说女鬼的事。君子一言为定，我以后便未再说过，有好奇的人问我，我也摇头不答。”

王耀武是学习改造最好的战犯之一，而且是个聪明厚道之人，他给沈醉的那十二个字评语，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女鬼子虚乌有，只不过是沈醉的夸大其词而已。

读者诸君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其中有时候也会夹枪带棒掺杂一些不太好的个人感情，比如“女鬼事件”，并不见于其他战犯的回忆文章，在军统当了十多年特务、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一向以倔强且敢说真话著称，但是在文强的《口述自传》和《新生之路》中，对此事只字不提，也很能说明问题——文强和沈醉私交不错，特赦后同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文强是学习小组组长，沈醉和打过黄维耳光的董益三是副组长，他们在回忆文章中都没有证实沈醉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他们也不相信沈醉说的是真事。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沈醉言之凿凿，笔者一向反对迷信，但对电磁现象又不是很了解，所以并不能完全解释“女鬼”的由来，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三个被俘中将看见的“女鬼”到底是什么东西？此事该如何用科学道理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