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高市的面，公明党重申：台岛已归还中国，日本不支持“台独”

他指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二条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则写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关于台湾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

涉台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任何鼓动“台独”、借台海局势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都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背道而驰。

高市的现场回答却相当克制。

她只重申，日本一贯期待涉台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并未正面接下西田关于“不支持台独”的完整论述。这意味着，国会里的明确质询与内阁的政策表达之间，仍有一段需要观察的距离。

西田的话能够留下正式政治记录，却不能自动等同于高市政府已经调整路线。理解这种距离，要先看高市本人。

她并非出身政治世家，1984年从神户大学毕业后进入松下政经塾，1987年赴美国担任联邦议会CongressionalFellow，1993年首次当选众议员。

截至2026年9月底，日本众议院资料显示，她已经当选11次，先后担任经济产业副大臣、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总务大臣和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并于2025年10月21日出任首相，2026年2月18日组建第二届高市内阁。

高市身上一直有“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标签。学生时代喜欢重型摩托车，大学时期又迷上重金属音乐和打鼓，这些经历与日本传统政治家形象相距甚远。

她早年赴美工作的经历，也强化了她对国家安全和自主防卫的关注。回国进入政坛后，她以立场鲜明、擅长辩论著称，在自民党内长期保持强硬保守色彩。

这条从政路径与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密切相关。当时日本钢铁、汽车和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美国通过关税和贸易限制施压，高市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同样面对贸易逆差，美国社会为何把更多矛头对准日本？

她赴美国会工作，希望理解美国究竟如何看待日本，并逐渐形成一种判断——如果日本缺乏自主防卫能力，就容易被并不了解日本的外部舆论左右。松下政经塾的经历又给她补上另一层政治逻辑。

松下幸之助强调国家发展需要明确的经营理念，高市由此选择以立法者身份参与国家治理。即使早期遭遇对年轻女性的轻视，她仍不断参选，在党内形成直言不讳的形象。

她不热衷派阀式经营，却凭借与安倍相近的保守理念获得进入内阁的机会。她与安倍晋三在政治理念上较为接近。

安倍执政期间，高市多次进入内阁，负责食品安全、少子化、创新等事务，后来又长期担任总务大臣。她主张强化防卫能力，重视日美同盟，也倾向把经济安全、科技产业与国家安全放在同一张政策图上。

正因为如此，高市在涉台问题上的每次表态，都不会被外界当作普通议员的随口评论。不过，高市如今面对的日本，早已不是泡沫经济时期那个信心满满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破裂，到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再到新冠疫情，日本经济反复受到冲击。“失落的十年”被拉长成“失落的三十年”，物价、工资、汇率、利率和财政负担同时挤压普通家庭。

日本结束负利率之后，资金成本上升又带来新的难题。

西田在同一场质询中指出，2027年度预算概算要求总额达到143万亿日元；按日本财务省试算，国债利息支出到2035年度可能增至35.9万亿日元，如果利率比设想高出1个百分点，支出可能达到45.2万亿日元。

对高市而言，“强大日本”不能只靠外交口号，还要回答财政能否持续、工资能否追上物价、中小企业能否顺利转嫁成本。旅游和外国居民增加，则让经济议题与社会情绪纠缠在一起。

2025年访日外国游客达到4268.36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游客带来消费，也造成部分热门地区交通拥挤、公共空间承压。

日本在留外国人数从2020底的288.7116万人，增加到2026年6月底的428.1026万人，五年半增加约139万人，增幅约48%。这些数字说明日本社会确实在快速变化，却不能成为把物价、就业和治安问题一股脑归咎于外国人的理由。

日本既需要劳动力和旅游收入，又必须改善基层治理、住房、交通与公共服务。把结构性经济问题包装成身份对立，也许能换来短期选票，却无法解决老龄化、人手不足和生产率停滞。

这正是西田此次质询值得注意的另一面。公明党并没有只谈涉台问题，还把财政、物价、中小企业、社会保障和非核三原则一并抛给高市。

其政治逻辑很清楚：日本如果一边承受经济和财政压力，一边在台海问题上制造新的战略风险，最终承担成本的仍是普通民众。因此，这场交锋不能简单理解成一句“对华示好”，也不能夸大成日本对华政策已经转向。

西田的发言能否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关键不在声量，而在日本政府是否把承诺落实为行动。

高市早苗从一个没有政治家族背景的年轻女性，走到日本首相位置，靠的是鲜明立场、长期积累和对“强大日本”的承诺。如今摆在她面前的考题也更复杂：既要处理增长乏力、财政成本和社会分化，又要避免在台海问题上突破中日关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