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有时偶尔看到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议会大乱斗，平日里衣冠楚楚的所谓精英和议员们在一起，在议会里互相指责谩骂，甚至大打出手，皮鞋乱飞，就不禁想到：看来人类社会真的没有什么上流下流，只要情绪上头，统统变成了末流。
政治人物其实和演员比较像。只要是公众人物，他们一定要有所谓的人设，即设计出一套公共形象来。即使这个形象和他本人的真实样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差别，那也无妨。如果谁敢凭性子性情一把，那必然导致人设崩塌。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民国初年的第一届国会，里面值得八卦的地方也不少，值得我们吃瓜人再端上桌来吃一次。
当然，那时人们对国会如何参政议政都没有什么经验，大家先把议会办起来，在学中干、干中学，于是选举了两院的议员800人，俗称“八百罗汉”。这个选举是有许多限制的，并不是谁都可以参选：首先要有资产的限制，每月纳税两元以上，资产必须超500元。这其实已经不是个小数字了，当时每月8元就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就是说，必须是中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参与选举和参选。全国选出这800个议员，当然是以各地的名士名流为主。
他们召开国会的首要议题，是先定自己的薪酬。议员们也得养家糊口，并且不能太寒酸——毕竟他们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于是大家提议，每月薪资200元，每年薪资2000元。这可不是个小数字。鲁迅先生当时在大学的薪资也不过是每月200元，所以说2000元每年，那是名教授的水平了。可有人还嫌不够，提出要高薪养廉。大家对如何廉、如何议政尚且不明就里，但对高薪还是很敏感的。有人提出要提高到每年5000大洋，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可这个提案竟然通过了，于是议员们每年5000元的高薪随之诞生。
大家如果对5000元没有什么概念，我可以列出一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笔钱当年可以在北京买一个很不错的四合院。对比《骆驼祥子》，祥子每个月挣个五六块钱，靠运气捡了几峰骆驼，卖了30大洋，都等于发了财；100元可以买一辆新洋车，就知道5000元是多大的一笔钱了。而当年政府也只有9个部，部长（当年叫次长）的薪酬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也就是说，议员们和部长们可以平起平坐。
议员们有了钱，大家知道首先热闹起来的是什么地方吗？估计你们也猜得到——是八大胡同。大多数议员来北京参加国家大事，多数人都没有带家眷，腰包一鼓，心里一空，于是八大胡同成了他们的温柔乡，生意变得异常火爆。同样喜欢来这里的还有一个有钱的群体：京师大学堂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他们同样也是京城里的有钱人。于是乌烟瘴气的风气便在京城弥漫开来。
虽然他们在八大胡同里学名士，在议会里的作风也不遑多让，仍然吵得不可开交，大事小事都要吵到互相呲牙咧嘴。桌子上的墨盒成了武器，在空中飞来飞去。搞得没办法，后勤人员最后只能将墨盒焊死在桌子上，免得他们伤了人。
这么激烈的斗争，他们都在争什么事呢？总之也没个章程。传说有一次，总理兼外长陆征祥到议会宣讲他的施政方案，别的先不说，他只说外交礼仪，讲国宴菜单的讲究。结果被大家打断，让其说重点。可这位仍然是不着要旨，东拉西扯，乱哄哄闹一通。最后能坐下来聊一聊的地方，反而是在八大胡同，大家坐下来，还能互相商量一下，到了议会就是吵吵架。老同盟会员、议员景梅九说：“有人拥民党，有人拥政府党，你争我吵，甲是乙非，全无要旨。”闹剧一通，可遇到大事，比如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按照惯例应交议会讨论，反而没有讨论，大家都签字同意了。议员们却无人说出个一二三来，竟顺利地通过了。
袁世凯为了将自己临时大总统转正，还是很迁就议员们的。可一旦他的目的达到，他便解散国会，动粗又动文。
你看，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上面说的乌烟瘴气。哪怕乌烟瘴气，只要是按规则玩，慢慢地也会向规范的地方发展。可这些人对规则并无敬畏，不合作就掀桌子，那就不好玩了。敬畏规则，调整、制约，都好办；可就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视规则，那最后大家只能掀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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