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然”到“实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怎么长出来？

十年前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此后又进一步明确，“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十年来，这个命题从学界热词变成了时代课题。但真正落地推进时，不少人也逐渐察觉到现实阻碍：不少研究仍习惯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裁剪中国的实践经验，要么“削足适履”，让本土经验去贴合外来理论；要么陷入“自说自话”的封闭循环。。

正是带着这些问题，10月15日至1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观察者网、底浪文化、上海春秋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2026年思想者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论坛主题就定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应然到实然”。

10月15日至16日，2026年思想者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

“应然”与“实然”，一字之差，道出了这次论坛的姿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开幕式上说得坦率：时至今日，相关研究绝大部分仍停留在“应然”层面，“还是应该怎样，还是泛泛的、空空的，甚至还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

1. 从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说起

张维为以“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为题作主旨发言。他介绍了文明型国家理论在国家、制度、民主及政党四大理论维度上，对西方主流理论实现了基础性突破与范式性转变。

在国家理论方面，它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在制度理论方面，它完成了从“政体”到“政道”的范式转变；在民主理论方面，它确立了从西方“民主/专制”范式到中国“良政/劣政”的范式转变；在政党理论方面，它开创了从西方“部分利益党”到中国“整体利益党”的范式转变。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哲学维度上，它也对西方主流理论实现了系统性突破。

张维为指出，文明型国家理论经受住了过去十多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践检验，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构建了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和一定范围内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影响全球格局演变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张维为教授做主旨发言

15年前与福山的那场辩论，在张维为教授看来，实质上是两种知识体系的对撞。2010年，他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定义是“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并以“四超”（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疆域国土、超悠久历史传统、超丰富文化基因）为其特征，其中每一项都是古代与现代的融合。十五年过去了，当年辩论中的“五个预测”——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政治制度不改革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的总统、世界文化不会趋同、历史终结论终将终结——已被国内外多数观察者认为“比福山准很多”。

张维为还分享了他今年9月底在雅典民主论坛和欧洲之行的经历，“文明型国家”理论可以比较透彻地揭示西方模式今天面临种种困境的原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早在2020年初就刊文直言：“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21世纪或将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统计也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文期刊论述或提及“文明型国家”的论文覆盖92种刊物，英文期刊达78种，且近五年数量是前五年的3.8倍。

在张维为看来，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在于：一是要破除制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方中心论及其背后的文化霸权，二是要确立中国自己对国内外事务的主流叙事和战略预测，三是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平等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在主旨发言中从“大历史观”切入。他谈到汤因比、世界国家、中华文明，谈到中国是唯一尚存于世的“世界国家”。这些理论背后都指向一个现实问题：中国不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里的普通一员，中国有数千年连续文明，有超大规模人口和疆域，有独特的国家治理传统。用西方三百年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本来就容易削足适履。

韩毓海作视频主旨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文一则从科技史角度拆解西方叙事。他说，全球科学中心的跨国转移，首先是技术中心的转移；技术中心的转移，首先是制造业重心的转移；制造业重心的转移，首先是国家能力的转移。

这个链条把“科学神话”拉回现实：不是先有牛顿力学才有工业革命，而是技术、战争、商业竞争和国家能力倒逼科学解释。中国今天制造业崛起，AI应用场景广阔，恰恰说明知识体系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要从实践到理论。

文一作主旨发言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四个“之问”，在论坛两天五场的讨论中被反复援引。但在学者们看来，比回答问题更紧迫的，是夺回“定义问题”的资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在演讲中点破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当今海外中国政治与治理研究的定义权和评价权，“坦率说不在我们身上”。从研究兴趣、核心概念到理论方法，海外中国研究大体沿用美国特色政治学的框架，甚至连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写文章，也套用的是美国的模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范勇鹏提出了一个更底层的观察：西方多数国家其实是“公司型国家”，主权隐藏在幕后，统治阶级通过代议制间接操纵；而中国在历史上是“百国之合”的文明型国家，是“无限责任国家”。这是中西方在构建知识体系时的根本差异。

范勇鹏作主旨发言

二、以“文明型国家”的实然经验为镜：从卡点到路径

“文明型国家”理论为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成功经验，也提供了一种“实然”的方法论启示：理论建构不能停留在“应然”宣示，而要从中国实践和世界各种重大问题中生长出来。但要让整个自主知识体系真正落地，仍面临不少深层次卡点

最直接地表现为“应然”空转。张维为建议参考当年钱学森等的建议，由解决重大问题的重大工程引领学科建设的思路出发，。他谈到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时400多位专家中，绝大多数主张先发展纯数学、纯物理，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坚持“重大工程牵引基础学科”，当时引起很大争议，最后周恩来总理支持“三钱”的建议，这一战略布局不仅直接为新中国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催生了核物理等一大批新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同理——应该“由重大问题牵引学科建设，而不是现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本身内空对空地演绎。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建构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直面现实政治中最尖锐的问题，解构西方理论，建构中国理论，形成文明型国家理论。以此为基础，“新政治学”“当代中国学”等学科可谓呼之欲出”。

造成“应然”式理论空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指出，一些新概念的解读仍在用旧的新古典内核，比如“国内大循环”被简化成“出口转内销”，“以讲成就代替讲理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吴新文则以哲学学科建设为例，辛辣地指出中国当代学院哲学对“现代神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市场”、“哲学史”的多重依附，使哲学成了“注脚”和“留声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周展安提出“中国性话语的饱和及其突破”。他说，新世纪以来，以肯定方式把握中国、把中国提炼为理论概念，有积极意义。但人文学科里出现了“向后看”的倾向，整理史料、讨论古典、引用西方汉学，成为潮流。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AI这些新现实，旧话语有时解释力不足。资本对生命的穿透，不再只发生在工厂，而发生在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停留、每一次数据生产中。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应这些新状况。

另一层问题来自对全球南方的“双向陌生”。前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讲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故事：他曾经询问达卡大学校长，孟加拉国1.7亿人中，最有影响的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是谁，对方想了十几秒，答：“没有”。“达卡之问”展现出涉华舆论混乱，缺乏关于当代中国的原创知识。这不是孟加拉一国的问题，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都对中国研究薄弱。

李极明大使发言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公共政策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则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提醒，华盛顿共识侵蚀了全球南方的制度主权，阻碍了人类发展努力的一切进展，以援助取代贸易，使工业发展被搁置，还造成认知俘获，使全球南方人民不能独立思考，只能依赖他人替自己思考。

还有就是传播端的体制机制梗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潘妮妮以亲身经历，讲述高校教师在面向公众做知识传播时受到的隐形束缚：不少面向大众的内容创作，常常被要求“不出错”“不越界”，结果创作者们为了保险，只能说套话、讲空话。

卡点既已清晰，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应然”转化为“实然”。与会者没有停留在抽象原则和概念推演层面，而是沿着问题牵引、文明根基、产业科技、学科交叉、全球南方和传播转化等具体环节展开讨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鄢一龙以七年之功研究五年规划，拆解西方关于计划的“七大迷思”，指出中国的实践逐条将其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计划指标的完成率反而高于计划经济时期”，背后是目标治理、集思广益型决策和社会主义自觉性。

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夯实文明根基。华东师范大学李磊通过新石器时代考古谱系，讲陶寺、石峁、二里头，讲“多元一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白钢提出“大古典学”，主张突破单一古希腊传统，把中国、希腊、印度、以色列、伊朗、埃及等古老文明纳入世界古典学大会。他认为，古典学长期有精英化、西方中心色彩，今天要走向民主化、大众化、全球平等对话。中国介入古典学，是打入西方学术根底处，构造新型古典理解。

进一步看，还要到工业和科技一线找答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严鹏提出“工业文化”的三层框架：驱动力（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组织力（工程师文化）、落实力（工匠精神），据此诊断美国“驱动力方面优势尚在，落实力已成最短板”——波音的低级质量事故，就是一线技能劳动者供给断裂的恶果。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贾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李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汪涛，则围绕AI前沿模型指出：中美已形成开源与闭源两种生态，但共同面对安全、就业与垄断难题；美国把宝全押在AGI上的“科学—技术—经济”线性叙事存疑，中国“AI+电动化+应用场景”的广谱道路，本身就是基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走出的新路径，这份实践经验本身，就是对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知识体系的全新贡献，值得我们从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总结。

在学科建设上，还要打通学科壁垒，在交叉研究中长出新体系。江宇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优势，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打破现有学科分割的壁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当代科技打通，用整体性的视角回答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活的实践切割成碎片塞进旧框架。

经济学等西化最深的学科，特别需要破旧立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许准指出，经济学是诸多学科中西方化最严重、殖民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中国自身经验出发，敢于正面剖析旧的发展理念。自主就是客观认识自身优缺点，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否定，一切长处都要学，同时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

走向全球南方，则要在双向交流中扩大知识的“朋友圈”。李极明大使提出“达卡模式”：中方智库、对象国高校或研究机构、媒体形成铁三角，要主动为全球南方培养自己的中国研究人才，拿出实实在在的支持，帮助当地建立自己的研究队伍，也要鼓励国内学者沉下心去研究全球南方的本土思想与实践，不是带着“输出”的目的去对话，而是带着互相学习的心态去交流，共同打破西方知识垄断。

在全球南方知识重构的过程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认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倒悬”：今天很多社会科学本末倒置，把市场从复杂社会关系中切割出来，把没有骨肉的数据和规律当成真理。全球南方不是铁板一块，南方精英中也有买办知识分子。知识体系建设既要改造世界，也要改造自己，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新延安时刻”，要到南方去，到基层去，到更广大的世界去，在共同问题和经验交互中，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

最后一步，则是激活传播端，让知识从书斋走向大众、走向世界。潘小瓅结合多年内容运营经验提出，做知识传播，核心是抓住受众的真实需求，不用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用受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好中国的实践逻辑。潘妮妮也提出，要给面向大众的知识传播留出更宽松的空间，鼓励学者走到台前，和大众对话，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被大众理解、认同和使用，而不是只停留在核心期刊的象牙塔里。

三、“中国故事就应该这样讲”

这次论坛还有个特别环节——“《这就是中国》之友”颁证仪式。这档由东方卫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底浪文化、观察者网联合出品的政论节目，自2019年1月7日开播以来，已经累计播出353期，影响数亿人。它在东方卫视长期保持同时段前三，在B站专题节目中位居榜首，也是SMG海外传播最广的专题栏目之一，先后获得中国电视文艺节目最高奖“星光奖”、广电总局优秀节目奖、优秀海外传播作品，2026年又获中国网信办理论创新传播十佳金评奖。

张维为为《这就是中国》观众代表颁发证书并合影

张维为说，节目做了将近8年，影响很大。这次从上千名观众中选出12位“《这就是中国》之友”，不只是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更证明了一件事：自主知识体系一旦找到大众表达，就会长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现场来自齐齐哈尔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朱道宁作为代表发言。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从节目首播开始看。那时她在国外读博，疫情中迷茫，看了节目后“突然有力量”，没有被外界不好的声音带歪。后来她回国教书，把《这就是中国》的观点融入课程思政。她说，节目对她的启示，最重要的是话语特征、思维方式和民族尊严，是“说人话”，是讲出大家听得懂的实实在在的话。

这次论坛还特别开设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大众学术与国际传播”圆桌讨论环节，与会的除了专家学者，还有“波士顿圆脸”、“平原公子”这些在一线做大众传播的自媒体创作者，他们带来了一线传播的真实感受。

“波士顿圆脸”分享了自己在自媒体创作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困惑，在他看来，老外希望听到中国故事，但是他们又分不清到底谁是中国故事，如果我们不讲好中国故事的话，有的是人会假借我们的身份去讲，比如说日本、以色列、美国，甚至还有印度人，这些都是很切实的挑战。

“平原公子”则提醒同行保持自觉：草根赢得舆论阵地，靠的不是自己有多高明，而是“国家的国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谈到未来，他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你再撑一会儿说不定就看到大结局了——最后要比活得长。”

这些分享，正是“从应然到实然”的生动注脚。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只在核心期刊里循环，不能只在学术会议上自我确认。它要进入课堂，进入电视，进入互联网，进入青年人的日常讨论；要能回应“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中国为什么能规划”“中国为什么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形式”“AI时代中国怎么办”这些真实问题。

当然，大众学术的困境也被摊开在桌面上：商业化艰难、如何适应流量逻辑、高校评价体系系统性排斥、平台收益悬殊、如何保持持续输出。对此，观察者网创始总编辑、编委会主任金仲伟提出，精神劳动的生产关系，需要一次制度创新，就像当年有限责任公司放大了企业家的杠杆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一种机制，“把成千上万年轻知识生产者的力量爆发出来”。

结语：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鼓励大家：“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研究院的口号。十年过去，论坛的主题从“应然”转向“实然”，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不再满足于解释“应该建”，而要回答“已经建了什么”“还要建什么”。

从文明型国家到五年规划，从政治经济学到全球南方，从大古典学到文明规模定律，从达卡模式到《这就是中国》，2026思想者论坛呈现的是一条逐渐清晰的路径：以中国实践为源头，以重大问题为牵引，以原创概念为标识，以跨学科为方法，以全球南方为空间，以大众传播为出口，以文明自觉为根基。

中国故事就应该这样讲。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应当这样长出来。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