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50个名字,公安部拟定,逐级上报,程序上已经走完了该走的环节。周恩来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末尾,把名单放下了,问了一句:“李仙洲呢?”
工作人员的回答很具体:莱芜战役那一仗,我方伤亡不小,李仙洲是那场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官,争议太大,这次没有列进去。
周恩来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大意是这个人他了解,黄埔一期的学生,忻口会战打过,武汉保卫战也上过,抗日战场上真刀真枪拼过;莱芜那一仗是奉命行事,被围之后也没有顽抗到底。更让周恩来在意的是另一层:李仙洲在功德林关了十三年,改造是认真的。特赦看的是改没改好,不是只看罪过大小。
名单重新拟过,李仙洲的名字被加了进去。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令发布,50名战犯获释,李仙洲在列。
李仙洲被漏掉,在经办的人看来有他们的道理。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三天之内吃掉了国民党军六万余人,李仙洲作为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是战场上被俘的最高级别指挥官。
在审拟特赦名单时,前线伤亡、战役规模、被俘时的职务,这些硬指标摆在那里,李仙洲的“分量”太重了,重到经办部门在初拟名单时把他放进了下一批。
周恩来看到的不是这些硬指标。他看到的是一个在功德林里待了十三年的人,从东北的战犯管理所转到北京功德林,关押地点换了几个,时间从头到尾数下来,比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等人还要长。
特赦条例写的条件很清楚:关押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李仙洲两条都够,缺的是名单上那一行字。周恩来把这一行字补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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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坚持加进李仙洲,有一层关系是他自己说出口的:在黄埔,李仙洲是他的学生。
1924年,李仙洲三十岁,从山东跑到广州考黄埔军校,编进了第一期。在同期学生里,他的年纪偏大,同学里有人叫他“李大哥”。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二十六岁,讲课时不拿稿子,讲帝国主义怎么欺负中国,讲国民革命要往哪里走。李仙洲坐在台下听,后来跟人说起黄埔那段日子,用的词是“信仰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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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埔出来之后,李仙洲打了东征,打了北伐,抗战期间南口、忻口、徐州、武汉、枣宜,一场接一场,忻口会战在山西跟日军正面硬碰,负了伤没有撤。这一段履历,周恩来记着。所以在审名单的时候,周恩来把“抗日战场上拼过”和“内战里站错了队”分开来看,前者不能被后者一笔抹掉。
李仙洲在功德林的前几年,并不是一个“改造认真”的模范。他抗拒过,不服过,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真正让他转过弯来的,是两件具体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消息传到功德林,李仙洲受到的震动比旁人更大。他在国民党军里待了大半辈子,美军的装备和火力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有数。一支装备远不如美军的部队把美军打退了,这件事让他开始重新看对面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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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老家来的一封信。信里说,政府给他家分了地,把他年迈的母亲送进了养老院,照顾得妥帖。李仙洲捧着信,手抖了半天。他蹲在功德林里,替他尽孝的是昔日的对手。那天晚上他主动去找管教干部,把心里的话倒了出来,一边说一边哭。从那时起,他的状态变了。
十三年关下来,李仙洲在功德林里有个说法,叫“三得”:吃得、拉得、睡得。年纪是战犯里偏大的,身体却一直没有什么大毛病。改造的表现落在日常里,不声不响,但管教干部看在眼里。周恩来在名单上问那一句“李仙洲呢”,背后有这十三年垫着。
1960年11月28日,功德林管理所的院子里,广播喇叭响了。特赦名单一个一个念下去,念到“李仙洲”三个字的时候,一个六十六岁的山东老汉当着一百多人的面,放声哭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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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哭的不是“终于出去了”的高兴,里面搅着别的东西。从1947年莱芜被俘到1960年走出功德林,十三年,他在战场上从黄埔学生打成国民党中将,又在战犯管理所里从抗拒打到认账。广播里那三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十三年积在胸口的东西一下子涌了出来。
特赦之后,李仙洲被接到了北京饭店。有人把名单的事告诉了他:第二批特赦的初拟名单上没有他,是周恩来审阅时问了一句“李仙洲呢”,他的名字才被加了进去。
李仙洲听完,老泪纵横。这是第二次哭。第一次哭是因为自己终于被列入名单,第二次哭是因为知道了是谁把他放进去的。黄埔时候的周主任,隔了三十多年,在一份特赦名单上认下了这个学生。那一笔红字的分量,比名单本身重得多。
1961年春节前后,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留京的黄埔师生。李仙洲去了,站在人群里,远远看着,没有往前凑。周恩来一转身,看见了他,快步走过来,主动伸出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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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洲迎上去,喊了一声“周主任”,眼泪跟着就下来了,浑身发抖。这是第三次。“周主任”是黄埔时候的叫法,三十多年没有再喊出口过。在功德林里他是战犯,在特赦名单上他是被添加的那一个,在中南海的宴席上,周恩来伸过来的手,把他接回了“黄埔学生”这个身份里。
李仙洲获释后回了山东,晚年担任过山东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他写过一篇《莱芜战役始末》,把自己一生中最惨的那一仗原原本本写了出来,没有回避,也没有粉饰。1988年,李仙洲在济南去世,九十四岁。
周恩来在1960年11月那份名单上问的那一句“李仙洲呢”,和特赦那天响在功德林院子里的广播声,中间隔着一支红笔的距离。三次痛哭,一次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一次在知道名字是怎么上去的时候,一次在隔了三十多年重新喊出一声“周主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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