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徐国峰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让他哭笑不得的看诊经历。
一名初诊患者抱着厚厚一叠资料走进诊间,“砰”一声放在桌上。里面除了核磁共振报告,还有十多页ChatGPT分析纪录,用荧光笔画满重点,旁边还用红笔标了三颗星,徐国峰形容“简直像大学指考冲刺笔记”。
患者信心满满地说:“徐医师,我都查好了。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加上第二级滑脱。AI说我脚麻就是这几节害的,你直接照这个方向处理就好。”
徐国峰没有急着下诊断,而是追问症状细节:“你麻在小腿前侧、外侧还是脚底?走几步路会麻?最近下楼梯脚掌有没有踩空感?”患者眉头一皱,不耐烦地指着荧光笔标注的内容反问:“那纸上不是都写了吗?就是神经压迫啊!”
当徐国峰试图解释需要进一步检查神经反射、测试肌力才能确认症状与影像是否吻合时,对方把资料又往前推:“AI已经交叉比对分析完了,你直接处置,有这么难吗?”
徐国峰忍不住感叹:“你花了昂贵的挂号费进来,是来看病,还是来速食店点餐的?”
“带着AI看病”已成门诊新常态
徐国峰的经历并非孤例。据媒体报道,一名三甲医院医生曾无奈地说:“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是带着AI结论来的。”
多地医生反映,患者带着AI诊断结果来问诊已成为普遍现象。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康复科医生刘随提到,让她反感的不是患者提问,而是患者在就诊前就被AI的结论“框住”——如果医生检查后得出不同判断,患者便容易产生疑虑,甚至质疑医生的专业能力,正常的沟通凭空多出一层解释成本。
北京三甲医院康复科医生刘随曾接诊一名腰部扭伤患者。患者此前问过AI,得到的判断是急性腰肌损伤,据此认为自己应尽量避免活动、平躺静养。但临床检查后发现,患者的实际问题是下肢关节紊乱。按照这个判断接受治疗后,症状已有明显好转。AI并非完全没有提供信息,但它的判断过早成了患者理解病情的框架。
类似情况在各科室均有发生。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胃肠外科主治医生朱满生曾遇到患者家属在术前通过AI检索胃癌手术资料,要求手术清扫淋巴结必须达到30枚以上。这个依据并非凭空而来,但手术方案不能简单地由一个数字决定——肿瘤分期、患者具体情况以及术中实际能够识别和清扫的淋巴结数量,都需要纳入判断。
比沟通成本更棘手的是,有患者根据AI建议自行用药。河南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张枫接诊过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患者,肝功能指标明显异常,转氨酶达到正常上限的十几倍。追问病史才知道,患者半个月前出现乏力、食欲下降、尿黄等症状,没有第一时间就医,而是把症状输入AI并根据结果自行购药。最终通过停用相关药物及对症治疗才得到控制,但原本可能通过及时就诊处理的问题,发展为需要住院治疗。
有医生在评论中总结:“患者带着AI结论来对质,医生先得纠正AI的错误,再证明自己的清白,诊疗时间就这么被挤掉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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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患者更愿意相信AI?
调查数据显示,73.33%的医生担心AI会增加患者对疾病诊治的误解或焦虑,81.33%的医生担心AI建议缺乏个体化。当AI与医生的判断不一致时,48%的受访医生选择结合AI内容与患者进一步讨论,20%选择详细解释差异原因,直接否定AI内容的仅占2.67%。
为什么患者更倾向于相信AI?有分析指出,在患者看来,AI的结论基于大数据分析,比医生的个人知识体系更“全面”;AI没有奖金提成、没有药品回扣、不会因门诊量大而敷衍、也不会因心情不好而态度差——比人类医生更“客观”、更“中立”。
但AI在医疗场景中存在几个硬伤:宁愿乱说也不承认不知道,存在过度自信与虚假肯定;缺乏专业数据库背书,科普有余、专业不足;擅长编造不存在的事实或证据,即“AI幻觉”防不胜防;基于文字描述、缺乏专业查体,容易导致“盲人摸象”式的诊断。
徐国峰在回应中也强调,脊椎疾病从来不是“报告中有疾病名词,就代表可抓到病因”。他引用一项针对3110例没有腰痛症状者的医学研究指出,即使是无症状人群,影像学上也常存在椎间盘突出等异常表现——影像异常不等于病因,病理学检查无法被报告替代。
法律边界:AI不能替代医生做最终决策
AI进入诊室带来的不仅是沟通问题,还有法律责任界定的空白。
根据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2025年11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医疗机构需制定严格的临床使用规范,明确医务人员对AI的建议负有最终的审慎验证和判断义务;若医疗责任是医务人员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或对算法盲目信任所致,则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承担过错责任。
有法学专家建议,有必要在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层面明确AI不能替代医生的临床判断和最终决策责任,并通过司法解释或专门规范细化过错认定标准,明确医生对AI诊疗结果的校验义务及其具体内容,使医生清楚知晓自身责任的边界。
多地卫健部门也在收紧AI在医疗场景中的使用边界。天津市2026年2月印发的《天津市互联网诊疗监管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要求在线开具的处方必须有医师电子签名并经药师审核。《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同样规定,疾病确诊、开具处方、制定专业治疗方案等核心医疗行为,只能由具备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完成。
面对“带着AI来看病”的患者,医生怎么做?
有医疗媒体在梳理医生应对策略时提出了几点建议:
接纳而非对抗。患者在就诊前先询问AI,不一定是出于对医生的不信任,而是AI快速渗透的必然结果,也是患者重视自身健康的表现。不耐烦或上来就否定的态度,只会让患者产生逆反心理,更加坚信AI的结论。
用专业工具纠正AI误区。当患者带来的AI建议与临床判断不一致时,单纯的口头解释力度有限。有医生建议,可以当着患者的面打开UpToDate、用药助手或其他专业医学数据库,逐条核对通用AI建议中的剂量、禁忌证、证据等级。“一个权威工具,胜过一百句‘你错了’的解释。”
把AI当成一个“实习生”。先接纳、再引导;先肯定、再纠正。把AI定位为“知识广但经常犯错的实习生”,先让患者放下戒备,再进行专业的解读和指导。
明确AI的边界。告诉患者,通用型生成式AI目前主要适合提供健康信息和辅助参考,它无法完成面对面的检查、无法感知患者的体征变化,不能替代医生作出完整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决策。
徐国峰在回应中说,他自己每天也使用AI,并不反对患者事先查资料。但最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患者花时间印了十多页资料,却不允许医生进行最基本的临床检查。
医学的核心从来不是数据匹配。AI看到的是症状描述,给出的是概率最高的匹配结果;医生看到的是这个人——他的气色、说话时喘不喘、胸部摁下去有没有压痛。
AI正在改变患者获取医疗信息的方式,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但诊疗的核心始终是人与人的交互。如何让AI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新的矛盾点,是每一位临床医生都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编辑丨杨坤
审核丨柳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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