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我想记住你的名字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采访手记：我想记住你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王清颖、余贤红

“那么多年，就是找不到名字啊。那几千闽西子弟都在哪呢？”74岁的韩京京坐在藤椅上，说到父亲韩伟临终前的嘱托，声音哽咽。

秋日的北京，阳光斜斜地照进不大的客厅，洒在书柜上两尊并肩而立的军人半身铜像上。一尊是他的父亲、开国中将韩伟，另一尊是著名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生死战友，以这种方式“团聚”了……

92年前那个秋天，中央红军8.6万余名将士在江西于都集结，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决定红军命运的湘江战役中，主要由闽西子弟组成的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后卫，绝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陈树湘受伤被俘后“断肠明志”，韩伟在分散突围时跳崖幸存。

韩京京告诉记者，父亲韩伟一生极少触碰湘江血战的往事。直到老人晚年生病入院，午夜梦醒，那些硝烟、呐喊、战友最后的模样，会一幕幕重回眼前……

湘江畔，当我们伫立在无字碑前静静凝望，一个个无名英雄生年不详、籍贯不详，只留下一个姓氏和模糊的部队番号，令人久久无法平静。

寻找那几千战友的名字，是韩伟将军临终前的托付。经过韩京京与龙岩、三明市政府多年寻访，至今已确认1000多名红三十四师牺牲将士的名字。

然而，更多人的名字，已无从寻找。

2009年，韩京京在湘江畔为红三十四师牺牲的6000多名将士立下无字碑，碑上刻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一条长征路，一条铺满牺牲的征途。

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出发时有8.6万余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仅红一方面军，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

他们，绝大多数没能留下姓名。90多年过去，无名英雄的骸骨早已融入大地，但在采访路上，我们时时与这些无名英雄们不期而遇。

江西省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园，镌刻着16356个烈士名字的英名墙静静矗立。名字的尽头，是一片留白。碑文如是记载：“犹有数以万计之烈士，姓名无考，故有留白，喻其圣洁。”

“田同志，男，不详，不详-1935，红一军团”“田同志，男，不详，不详-1935，红军某部”……采访中，每看见一块这样的墓碑，心口便重重一震。

也有一些名字，在持续追寻中被打捞。

在遵义，我们找到了一位叫尹吉荣的老人。当年，正是他的爷爷和两个兄弟悄悄掩埋一位红军卫生员。“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是红军的一个郎中，救过百姓。”后来，曾走过长征路的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反复调查核实，最终确认被百姓称为“红军菩萨”的卫生员，正是当年外出给村民看病未能归队的战友——龙思泉。

更多的名字，被以另一种方式铭刻。

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军事上极为悲壮的“死亡行军”。走出草地后，当时任红四师11团政委的王平奉命返回去接掉队的战友。“用望远镜一看，就看见那个地方确实有七八百人，大家都背靠背坐着。过到河那边以后，他就一看呢，一个有气的也没有了。”

采访王平的女儿王可立时，老人说，父亲生前每次回忆这段经历，都泣不成声。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雕塑高高矗立，我们看到王平上将的回忆文章被刻在碑上，向世人讲述着这些无名烈士的悲壮故事。

烈士无名，山河不忘。

作为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刘金山抓着烧得滚烫的铁索冲到对岸，衣服和头发都烧焦了，依然挥舞大刀英勇血战。战后才发现，自己的手和刀粘在了一起。而铁索烫出的伤疤，自此伴随他的一生。

很少有人知道，“金山”这个名字背后，也有一位烈士。

女儿刘苏芳说，父亲是个贫穷孤儿，没有名字，在江西老家，乡亲们叫他“刘伢子”。“参加红军后，团长杨金山负了重伤，临死前跟他说，你连名字都没有，你就叫我的名字吧。”

刘金山一生征战，身上留下数处伤痕，却甚少讲述过往，拒绝为自己写传。1955年授衔时，刘金山主动申请让级，被授予大校军衔。他说：“要写就写那些牺牲的战友。”

以烈士之名，走过传奇一生。

采访中，我们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90多年前，那些年轻的战士为何如此不怕牺牲？

不是轻视生命，是为了走出那个人吃人的黑暗时代。他们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屈辱苟活，或者，不怕牺牲，建设一个国家、民族与个人皆有尊严的新世界。

他们选择了后者，用一条千难万险的征途，写出“前仆后继”四个大字。

此后几十年，一代代后人跨越山海，一路追寻、一路回望，只为记住：曾经有一群人，为了一个新中国，拼尽了全部生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命担任陆军阅兵方队训练负责人的，就是湘江战役的幸存者、时任第67军军长韩伟。

1992年，韩伟去世。他留下遗愿，骨灰送回闽西，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不单独刻名作碑。那座“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默默见证这令人动容的一幕……（参与采访：饶力文、曹晓丽、双瑞、邹欣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