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个75岁的老头站在台上，讲完一番话，台下是一片掌声；但刚过了半年，掌声就变成了批判！
1957年3月，北京，最高国务会议，这个老头叫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他讲的是人口：中国现在6亿人，每年还在增长，50年后可能到26亿。
26亿这个数不是随口说的，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查出来的数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他拿这个数往下推，按每年净增2%算，50年后16亿；按3%算，50年后26亿。
他在会上说得很直白：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会超过今天全世界的总人口。
他说：中国不光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还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办法是两样：晚婚，节育——不是不让生，是别那么早生，别那么密地生。
而他自己呢，却有8个孩子，一妻一妾。
说到这儿，很多人想问：你自己八个，凭什么让别人少生。
这个问题得从两头看，先说马寅初，他生于1882年浙江绍兴一个开酒作坊的人家，那个年代的婚姻，是家里的事，不是本人的事。他20出头，家里给他定了亲，娶的是本乡张姓人家的女儿。
头一个孩子是个儿子，没养大，接着两个都是女儿。家族要香火，纳妾这事是家里提出来的，他接受了。
8个孩子，绝大多数生在1920年代以前，按老辈的说法这叫人丁兴旺。而他讲人口问题，是1957年，中间隔着三十多年。
这里头有个东西容易被忽略：他那八个孩子，恰恰就是早婚多育的例子。
十八九岁成亲，孩子一个接一个，生下来能不能养大，全看命。他自己那个没养大的儿子就是这样。所以他反的从来不是生孩子，他反的是早、密、多这三样。
再说另一头，马寅初的这个判断是从哪儿来的。
不是从他自己家里来的，1955年他跑到浙江、上海、江苏做调查，问的是农户一年添几口人、几亩地养几口人，看的是村里的地、城里的厂、粮站的账。
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是拿数说话，他手上那个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就是数。而他是中国最早系统学西方经济学的人之一：20岁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在北大、中大、重大都教过书。
抗战那几年，他骂官僚资本发国难财，被国民党关进集中营，关了几年，放出来照骂，这么个人说人口问题不是凑热闹。
那几年的主流是“人多力量大”，谁家添了孩子，街坊是要道喜的。一个村多添几个孩子，是多几个劳力，不是多几张吃饭的嘴。
到了1957年3月，他站到最高国务会议的台上，讲完会场响起掌声，毛主席当时说了一句：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
那年7月5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登了《新人口论》，署名马寅初。
而从掌声到批判，隔了不到半年。
他讲过一句硬话：我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
1960年1月，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辞就是二十年。
1979年，中央批准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出任北大名誉校长，那年他98岁。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去世，整一百岁。他这一辈子跨了三个时代：清末、民国、新中国。
2012年，官方纪念他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给的说法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会上还提了一个数：计划生育推行这些年，全国少生四亿多人。
这个定位有讲究，“之一”两个字，把学者和政策分开了：他提的是主张，政策是后来一整套设计出来的。
回头再看他的八个孩子，生在清末民初，是家里定的事，是那个年代人的活法。他讲晚婚少育，是1957年，是他把全国的账算了一遍之后说出的话。这两件事中间隔着三十多年，也隔着一个国家的变化。
所以那句“凭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不是拿自己的日子去要求别人，他是拿全国的数去要求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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