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权极端地像个邪教

文｜陆弃

10月1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同日，多名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使这场围绕战争历史的争议再次进入国际视野。据所提供的报道，高市今年以来已四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祭祀费。她没有以首相身份亲自进入神社，却仍以首相名义表达敬意。这个细节值得关注，因为靖国神社问题从来不只是个人信仰或礼仪选择，而是涉及日本如何认识侵略历史、如何理解战后秩序，以及未来将以何种方式处理国家安全与周边关系的政治问题。

靖国神社之所以长期引发争议，关键在于其祭祀对象包括14名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对于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而言，相关参拜和供奉并不是与历史无关的纪念活动，而是现实政治人物如何对待战争责任的直接信号。历史当然需要研究，战争中的普通士兵、平民与不同群体的经历也应得到充分讨论，但对历史的复杂性进行研究，不等于可以淡化侵略责任，更不意味着可以将发动战争的决策者重新塑造成单纯的民族英雄。

高市选择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同时没有亲自参拜，确实为其留下了政治解释空间。支持者可以强调，这属于传统礼仪或个人信念；批评者则会指出，首相的身份使这种行为不可能完全脱离公共政治。政治人物表达立场，不只取决于他们公开说了什么，也取决于他们选择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身份、通过何种方式采取行动。当一个象征性动作反复出现，它就会逐渐超出私人表达的范畴，成为政治路线的一部分。

但判断一个政权的走向，也不能仅凭一次供奉就得出全部结论。更有解释力的，是把历史象征与具体政策放在一起观察。如果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对和平宪法的评价，以及对防卫政策的调整持续朝同一方向发展，那么外界就有理由追问：这究竟是彼此独立的政治选择，还是共同指向某种国家战略转型？

战后日本的和平道路，并非自然形成，更不是一个国家在历史创伤之后必然作出的选择。和平宪法对战争权力设置限制，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无核三原则”等政策承诺，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框架。这套框架并不意味着日本不能讨论现实安全威胁，也不意味着日本必须放弃所有防卫能力，而是强调军事力量必须受到制度约束，国家安全不能成为无限扩大武力的理由。

在当前地区安全环境下，日本周边的确存在复杂的军事与战略竞争。东京可以据此调整防卫部署，也可以在民主制度内讨论国防预算、装备更新和联盟合作。然而，合理回应安全风险，与借安全风险逐步突破战后约束，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需要明确威胁评估、透明的政策论证和可检验的法律边界；后者则可能通过不断扩大威胁叙事，让社会逐渐接受原本受到限制的政策选择。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所有防卫能力的增长，而是军事扩张是否伴随历史责任的淡化、制度约束的削弱，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收缩。

历史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若侵略战争被重新描述为所谓“为亚洲解放而战”，侵略者的责任便可能被包装成民族牺牲，受害者的记忆则被挤到叙事边缘。如此一来，战争不再被视为必须避免的灾难，而可能被赋予某种值得继承的荣誉色彩。这样的转变未必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也不一定通过正式宣布来完成。它更可能体现在教材与纪念活动的争议、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论、历史象征的反复使用，以及对军事政策的解释方式之中。

这正是靖国神社争议始终无法轻易翻篇的原因。供奉行为本身未必能够直接证明某项扩军计划的动机，但当政治人物反复使用具有强烈历史含义的象征时，就必须接受公众对其政治意图的审视。若一边强调地区安全压力，一边又拒绝对侵略历史作出清晰、稳定的反思，周边国家自然难以确信，日本扩充军事能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信任的损耗不会只停留在外交声明中，它还会影响危机沟通、军事互信和区域合作。

关于日本讨论核潜艇、核武器相关安排以及“无核三原则”的政策走向，同样需要谨慎辨析。政策讨论不等于正式决定，个别政客的表态也不能直接代表政府已经完成路线转变。但这些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恰恰是因为它们触及战后日本安全政策中最敏感的约束。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化，社会需要看到充分的法律论证、公开的政治责任和清楚的政策解释，而不是让试探性表态在反复出现后逐渐变成默认选项。

高市政权面临的考验，也不仅是如何回应中国、韩国等邻国的抗议。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如果缺少历史自省，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国内部分群体的支持，却在长期内付出外交信用下降的代价。对周边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要求日本永远停留在某个历史时刻，而是希望日本能够明确区分正当防卫与军事扩张、历史研究与历史翻案、国家尊严与对侵略责任的逃避。只有这种区分足够清晰，地区国家才有可能在分歧之中建立最低限度的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