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毛泽东，在长征最危急的关头，在遵义这场重要会议上，和周恩来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担当，一起扭转红军濒临覆灭的局面。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博古、李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策略，放弃红军擅长的运动战，硬打阵地防御战，红军伤亡不断增加，苏区地盘一点点缩小，最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启长征。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大约八万六千余人，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到湘江一战之后，部队锐减到三万多人。巨大的伤亡，让红军上下都对这套指挥方式产生怀疑，很多指挥员心里清楚，继续沿用李德的打法，红军很难撑下去。
一路行军，部队不断讨论失利的原因。进入贵州，红军攻克遵义，得到一段难得的休整时间。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复盘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军事失利问题。参会人员包含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红军前线高级指挥员。会议一开始，博古作总结报告，他把反围剿失败全部归结于敌人兵力太强、苏区物资不足这些外部因素，回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承认自身路线存在问题。
之后周恩来作副报告，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他没有回避问题，主动站出来，检讨军事指挥当中犯下的错误，承担属于自己那一份责任。他的发言，没有去辩解推脱，直接点明军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担当，敢于直面失误，主动担责，不把所有过错推给别人。
轮到毛泽东发言，他没有纠缠责任归属，而是系统梳理这几年的作战案例，指出李德、博古在战略战术上一系列错误。进攻阶段的冒险主义，防守阶段的保守主义，转移阶段的逃跑主义。他说明，红军的劣势是装备差、人数少，长处是机动灵活，不该拿弱小的部队和敌人堡垒阵地硬拼，运动作战才适合红军。这是第二种担当，不只是指出问题，还拿出符合实际的办法，寻找出路，挽救这支队伍。
会上，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人先后发言，都支持毛泽东的看法，批评错误的军事指挥。李德作为共产国际顾问，拒不接受批评，坚持自己的观点。会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指出左倾军事路线的严重危害。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最高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重新分工，在鸡鸣三省的会议上，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仍是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党内委托他负责军事指挥最后的决断。
到当年3月苟坝会议，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小组，全权统一指挥红军作战。
会议结束之后，红军的作战思路彻底改变。不再直线赶路被动逃跑，利用贵州川南一带复杂山地，来回机动，四渡赤水，不断调动敌军。国民党几十万重兵来回追赶，始终抓不到红军主力。红军找准空隙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圈，摆脱长征以来一直被追打的被动处境。
很多人看遵义会议，只看到纠错，容易忽略会上这两种担当。周恩来身居高位，在失败面前，没有掩饰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这是共产党人的自省。毛泽东在所有人陷入绝境的时候，跳出教条束缚，结合红军实际拿出可行的作战思路，寻找破局办法。两种担当，目标是同一个，保住红军，继续完成革命任务。
这场会议不是简单的更换指挥员，是在绝境里纠正照搬书本、脱离实际的错误思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指挥层照搬外来经验，无视中国战场的现实，让红军蒙受巨大损失。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开始独立自主判断战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作战计划，不再盲从外来顾问的指令。
遵义会议只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当时博古仍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直到鸡鸣三省会议才完成交接。此后博古依旧保留政治局常委身份。这次党内处理分歧，采取批评说理的方式，不搞残酷斗争。党内保留集体讨论的机制，重大事项集体商议。正是这种处理方式，保证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全党全军能够凝聚力量，一致对敌。
长征路上一路凶险，前有江河天险，后有重兵追击，物资补给极度困难。如果没有遵义会议这次调整，红军很难走出西南山地。这场会议里两种担当，一个向内自省担责，一个向外寻找破局办法，两者叠加在一起，构成红军绝境翻盘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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