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杉RECORD编辑雪梨王：编辑是不断把稿件“往公共性上拽”的人｜媒笔记

/ 媒笔记 /

✍ 整理 ： 李大武 张栩铷

编辑：陈晓冉

雪梨王

凤凰周刊深度报道部总监，负责冷杉RECORD公众号编辑与管理工作，从业多年先后亲历记者、编辑、管理多岗位，产出多篇高质量深度报道。

一篇深度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形？可能并不是记者坐到电脑前、面对几万字录音的时候。

一个选题值不值得做，要不要去现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偏离主题，有没有新的发现；操作到什么程度，需要继续、调整还是放弃——这些判断，在落笔之前就已经开始。对成熟记者来说，稿件也常常是在采访过程中逐渐成形。

做了多年记者，又在《凤凰周刊》深度报道部担任编辑后，雪梨王站在与现场不同的距离上看一篇报道。记者见到了采访对象，跟着对方生活数日，很容易产生一种“近距离偏见”，被人的遭遇、眼泪和现场情绪淹没；编辑的视角却是“去现场化”的，首先面对着屏幕上的文字。她需要不断追问：这个故事除了感动，还反映了什么？这个人的悲剧，多大程度来自个人，多大程度来自他所处的环境？它和更多的人有什么关系？

雪梨王说：某种程度上，编辑就是那个不断把稿件“往公共性上拽”的人。如果一篇稿子最后只写了一个人的“惨”，在她看来是失败的。人的遭遇背后，还可能隐藏着权力结构、经济逻辑和制度缝隙。

以下整理自她的口述：

找选题没有特别神秘的方法。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热点新闻，包括其他媒体已经报道过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深入。也可以从生活里正在显现的趋势找题。还有常见的做法是参考对应时间节点，比如一件事情过去多少周年，或回访曾经比较轰动的新闻当事人，看看他们如今的境遇。时间本身就是故事，回访往往能挖到“续集”。

但对于刚发生的热点事件，我不主张先把角度定死。通常第一落点还是找当事人，而且离新闻核心越近越好。所谓“角度”，往往已经是第二甚至第三落点，对应偏中长线的操作。如果一开始就要求记者只朝某一方向去找人，很容易把范围划得过小，反而增加找人的难度。

所以对热点报道来说，先找到人，往往比先找到漂亮的角度更重要。找人是一项基本功。过去我们做记者，最直接的方法是去现场，现场找人远比线上容易。但现在热点窗口期很短，有时记者还堵在去现场的路上，稿子已经没法做了，所以确实越来越多的工作要在线上完成。

线上找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神奇方法。社交媒体上要尽量广撒网。我们做热点时经常采用人海战术，记者和实习生分头找人。在社交媒体上刷更多帖子，发更多私信，就可能挖到更多线索。也可以通过企业信息平台查关联公司的电话，通过地图、大众点评去找事发地附近的小卖部，甚至可以联系114询问。这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但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地穷尽一切力量。

有些采访对象本身就有发声诉求，沟通起来比较容易。 这篇中，李迪这样的采访对象反而不难突破。他之前已经接受过媒体采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报道过他的记者要联系方式，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私信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本身有很强的发声诉求，希望有人倾听自己的故事。

如果对方没有明显的发声诉求，就只能依靠记者的诚恳来打动他。和采访对象建立初次联系时，通常要讲清楚几件事：我们是谁，为什么关注他。要说明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流量，而是希望理解这件事情，关注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同时，也要让对方明白，接受采访可能具备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有时也需要在前期沟通中做一些让步，比如主动提出使用化名，对部分信息模糊处理，保护受访者隐私。过去我做记者时，稿子里几乎不存在化名，因为实名就是报道真实性的一部分。但一方面现在媒体公信力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时代，普通人对于公开真实信息也有了更多顾虑。如果已经尽力沟通，对方还是完全不信任记者，同时他又并非不可替代，那么也不必一直纠结，可以果断寻找下一位。

真正建立起联系之后，接下来更考验记者的，是怎么打开话题。我不太赞成采访时被采访提纲牵着走。采访提纲只是一套大致的问题清单，不能照着从第一题念到最后一题。真正考验记者的是现场的应变和追问。如果采访对象刚刚说出一个关键信息，记者却只顾着按照提纲Cue（提出）下一道题，这个细节很可能就此错过。

我之前听过一位记者分享经验：少问“为什么”，多问“是什么”。问“为什么”，很容易得到一连串动机解释；而问“是什么”，才更容易把采访带入具体的细节和环境里。

比如采访李迪，如果只问“闻到烟味难受吗”，得到的很可能只有一句“难受”。但可以继续追问：闻到烟味的第一秒，身体有什么反应？是嗓子发紧，还是想吐？烟从哪里飘进来？你当时在做什么？为了躲开烟味做了什么？会不会半夜闻到烟味后又从床上爬起来？一个抽象的问题，需要这样一点点拆开来问。很多鲜活的细节，就是这样“抠”出来的。

面对不善表达的采访对象，也不要太早替他叫停。如果觉得麻烦，他自己会叫停，记者尽量不要主动打断。如果核心当事人确实很“闷”，还可以去做外围采访，再带着外围采访获得的信息回头问当事人。有时候他会因为感到“被看见”，而愿意说出更多东西。

线上采访难度会更高，那可以尝试几个办法：第一，尽量开启视频，让对方带着记者看看他的生活环境；第二，把资料做到极致，翻他的社交媒体、过往留言，用具体材料追问当时发生了什么，也可以让他补发聊天截图、照片；第三，不断追问。但如果有机会去现场，一定要争取，尤其是年轻记者。对于新人而言，如果长期依赖线上采访、脱离现场实操，很难真正积累扎实的采访功底和新闻敏感度。

抵达现场、架好录音笔、完成预设受访者的访谈，现场工作就结束了吗？当然不是。可以跟采访对象面对面聊，陪他吃饭、闲逛，体验他的日常生活。同时，调动所有的感官：这里是什么味道，环境里有什么噪音，对方有什么动作，光线是什么样……这些细节会让报道自然地鲜活起来。

我特别建议记者写memo（备忘录）。每天不管多累，回到酒店以后，都把自己的感受、观察到的事情及时记下来。我们之前做 的选题时，记者每天跟着他四处走，详细记录逛商场、买包、吃麦当劳、付钱这些细碎的日常，如果仅依靠事后整理录音，很容易丢失细节。而且正式写稿时，记者会刻意斟酌构思，状态难免紧绷，相比之下，memo里的表达往往更自然。

录音固然重要，但我觉得它只是辅助。一个相对成熟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应该知道自己大概采到了什么程度、还缺什么、最后能够写成什么样，而不是在真正写稿时，才第一次面对大量录音文本做取舍。以前没有AI转写时，录音都要人工整理，虽然很耗时间，但整理本身也是重新回顾和梳理信息的过程。

我的经验是，正式动笔之前，心里就要搭建起大致的框架。哪个录音对应哪个小标题，心中有数。可以快速浏览录音文本，按不同颜色高亮重要的部分，把“金句”或者比较有力量的话单独摘出来。真正有力量的内容，很多时候其实不用重新听录音，也会留在记忆里。

年轻记者有时候很难判断采访是否足够。我的办法比较笨，就是尽量多采。比如以前我写一篇六千字的稿子，整理的录音可能有六万字以上。材料多一点，真正落笔时更从容，编辑也有更多东西可以挖掘。补采不一定顺利，所以要提前做好不能补采的准备，尽可能一次采到位。

当然，“采得越多越好”不等于“找的人越多越好”，一个稿子采了十几个人，每个人只是泛泛聊一下，那也没太大意义。另外要明确，这篇稿子究竟想呈现什么，要从哪个视角切入，把哪个问题说透。无关的信息，要舍得在后续写稿时剔除；如果采访中的一些发现足够重要，甚至能够让稿件换一个方向，就及时和编辑沟通，调整角度。采访过程中，记者要不断做出判断与调整。

我收到初稿后，第一件事不是改字，而是先看架构，这篇稿子的主题有没有跑偏。

所以，我始终建议记者在采访期间与编辑保持高频沟通：采访进展、新发现都应该及时同步，不要等到最后憋一个“大招”，稿子全部写出来后，编辑才发现跑偏。这种情况下往往要推倒重来。大的调整，有时还涉及补采，编辑很难代劳，最后还是记者自己承担压力。

有些改动还涉及到整个选题方向。我们之前做过一篇关于 的 稿子，记者最开始报的题是高校“黄牛”产业链，而且已经还原得非常完整。总编辑看完后问：高校真的应该把门关上吗？为什么现在的学生默认大学的校门就应该关着？我们把板子全部打在黄牛和钻空子的人身上，合适吗？这是我们要传达的价值观吗？这篇稿子发出去，会不会反而让校门关得更紧？后来我们重新补采，调整了整个方向，从大学校园封闭这一问题切入，黄牛依然保留在报道中，但变成了校门关闭以后衍生出来的现象之一。

方向没有问题以后，接下来就是导语，以及整体结构。在我做记者的时候，把导语写出来，我就觉得这篇稿子成了一半了。当然，导语有比较强的个人审美偏好，作为机构媒体，也往往有相对统一的样式，有时候没那么自由。在规范允许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导语能兼顾可读性与吸引力，也鼓励记者尝试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写作。

搭结构很费功夫，要判断整篇稿子有没有一条清楚的推进逻辑，必须明确、有说服力。读者看完前三段后，知不知道这篇稿子到底要讲什么？后文内容为什么按照当前顺序展开？小标题之间有没有明确的推进关系？一篇优质报道，每个小标题都应提供信息增量。编辑更像站在审视的位置，看整条逻辑链能不能说服完全不了解背景信息的读者。

我不太喜欢开篇就按照时间顺序捋人物简历，也不太喜欢纯平行的结构。有些话题类稿件尤其容易陷入平行结构。记者采访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不知道怎么搭，最后就一个小标题放一个人。第一部分写A，第二部分写B，第三部分写C，彼此之间没有递进、没有因果，也没有碰撞。碰到这类稿件，我通常会尽量找一个相对丰满的故事，让它承担主要叙事，再围绕它补充其他内容。

真正负责串联的未必是主要采访对象，可能是一个“第三方角色”。比如我们做过“贩卖”职校生、付费实习的选题，里面出现了中介。这个人物有时就能把原来分散的故事整合起来。当然，也不能为了串联而强行设置线索。

结构之外，另一个常见问题是素材怎么放。有些年轻记者过度依赖采访素材，不会合理利用资料；也有记者知道深度报道需要背景和数据，但只是机械地把它们塞进文章。实际上，背景材料最好不要黑压压地堆成一大段。它们应当起到“点睛”作用，有说服力，让读者从更多维度理解事件，也可以调节叙事节奏。故事一直往前滚，有时候需要稍微岔出去一点，补充必要的背景。总之尽可能少用，每一处都要有分量。

有记者会问，采访没有拿到足够的有效信息，能不能依靠查资料补足？我认为第一步还是要尽量把能穷尽的采访做完。如果只能做到现有程度，应该先跟编辑沟通，评估稿件能否成型。

当结构和材料都做好后，最后的编辑工作才落到文字上。我经常会在稿件中看到让我“咯噔”一下的形容词。比如我现在随手打开一个稿子，里面出现个词——“满心无力”。我看到这种表述就很无力。满心无力到底是什么？他的表现是什么？还有什么心乱如麻，什么叫心乱如麻？他当时在不停抽烟，还是做了什么？其他诸如“非常愤怒”“非常绝望”，我也会问：他愤怒的时候在干什么？绝望的时候在干什么？

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不要直接告诉读者结论，要通过场景呈现，把画面铺展在读者面前。这很考验记者采访和观察的能力。很多细节一旦在采访现场遗漏，写作时，就只能留下一些概括性的形容。

这也是编辑审稿时会不断“挑战”记者的原因。记者采访时可能获得了100%的信息，成文只呈现三成，剩余七成却默认读者知晓，或是判定无关紧要，但编辑并不掌握这些信息，因此能站在外部视角重新判断。

至于第一人称报道里的“我”要不要出现，在冷杉，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它有没有功能性。

里面“我”的出现，是因为记者作为一个观察者，跟随李迪走访医院、公园、咖啡厅，一同寻找无烟环境。这个“我”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察李迪怎样被嘲讽、被嫌弃，还原他所处的环境，同时也增加了现场感。另外，第一人称一旦出现，往往意味着记者要下判断，这类判断也需要足够成熟、克制。

我不是很建议记者因为自我表达欲旺盛，就在稿件猛刷存在感。尤其是案件类、调查类报道。这类稿件最重要的是把证据链和事件本身讲清楚，记者本人要尽量抽离出来。

口述体裁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形式轻巧、好看，就套用在所有选题上。

说到底，不论选择什么样的结构和叙事方法，最后还是要回到事实。越是敏感题材，越应当保持客观冷静，减少形容词，克制个人情绪和主观判断。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有没有法律依据，信源能不能交叉验证，是否保证信源平衡，这些都比修辞重要。

所谓“留白” ，也是这个逻辑：可以把所有证据摆出来，尽量完整地呈现证据链，但不替读者下最后的结论。事实本身就是有力量的，也是有指向性的。

最后，所有这些叙事处理都有一个前提：手里的材料、采访必须过硬。如果事实本身是虚的、单薄的，那叙事再精巧也撑不起来；事实足够扎实，记者和编辑就会从容很多，因为事实本身会说话。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发生，为什么偏偏要做这个题？不同媒体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对我们来说，一是选题的公共价值，二是是否有可供挖掘、延展的空间。

有人因为一句话意外出圈，可能只是流量加持。要做深度，就得追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好的选题应该切口很小、内里很深。我们希望它能经得起时间检验，而不是止于当下。

有时候，只看线索本身判断不了选题潜力，要做完前采才知道。我们之前做过一篇姐姐帮着有智力缺陷的妹妹逃婚的稿子，一开始只是跟对方建立了联系，大概知道有这么个事。简单采访后，才发现里面有很多可以延展的空间。

如果只写“逃婚”，可能就停留在一则社会新闻。如果通过这个事件，写农村精障女性的普遍困境，当然也很有价值，可以做得很深入。但通过前期的采访，我和记者都觉得这个事件中最有意思的是姐姐的成长路径：她早年也是站在父母一边，默认妹妹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后来她的观念逐步转变，站出来帮妹妹对抗父母，甚至对抗整个家族，最后带着妹妹离开。姐姐作为女性自身的觉醒和成长，是这个故事独特的地方。当然，农村精障女性的普遍困境这个角度，我们后来从其他的点切入，又做了一篇，反响也还不错。

也是这样。表层线索只是一个人举报二手烟。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李迪是非常坚持规则的人，但在一个规则失效的环境里，他最后被自己的社交圈驱逐。

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很好奇：他分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处境？他被同学排挤，被保安视作捣乱分子，导师拒绝为他出具推荐信，网友建群谩骂，甚至制作视频嘲讽。

人物身上的张力，是在采访过程中一点点浮现出来的。不是只有李迪一个人在倒霉。很多人都受到公共场所的二手烟困扰，只是大多数人选择忍耐，他没有。这本质上是一个人和制度以及一群人对抗的故事。所以这类选题还是要把个体故事和公共议题“焊接”在一起。不是只写一个人有多惨、有多苦，而是要让读者看见结构。

我后来经常跟记者讲一个“摄像机”的比喻。一个人的悲剧往往不是独立发生，它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与其只在当事人家里架一部摄像机，不如把摄像机架到房门之外，把这一家人所面对的社会背景也囊括进来。个案怎么才能拥有宏观价值？就是把摄像机往外架。不要只拍这一个人，也去拍孕育出这个人的土壤：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

比如，写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发生的事故，不能只盯着受害者有多惨，还要查资料、问专家、到当地走访，了解在当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意味着什么。记者的视角从一个人移向一片土壤，就可能浮现出公共性。所以我觉得深度报道不是在放大奇观，而是在消解奇观，把一些大家原本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其中的逻辑梳理出来。

而让记者不断往下问的根本动力，还是好奇心。

我从业多年，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早年做记者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比较朴素的正义感。那时大家觉得媒体的责任就是监督，一篇很扎实的监督报道见报以后，也许违规项目会停工，也许能帮到某个人或某个群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单靠媒体监督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我就跟记者说：改变不了就记录吧，记录这个时代。尽量做一些还有价值的东西，这种记录本身也可以对抗遗忘。

再后来，我也逐渐接受，不是每一篇稿子都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也不可能每一篇都是自己想做的。那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一年里至少做出一两篇自己真正满意、觉得有价值的稿件。

做记者到后期，我能明显意识到自己的好奇心越来越稀缺，越来越难报出真正想做的题，特别想去的现场也逐渐变少。但它始终还是在的，有重大新闻发生时，还是会产生到现场的冲动，甚至不是为了写稿，就是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面对年轻记者，我也很看重好奇心和努力。一名好记者身上应该带着点“不安分”。一旦对人、对社会、对权力运作的逻辑有提问的冲动，我觉得至少已经入门一半了。

另外就是努力。找采访对象的时候，能不能把相关公司都查一遍？能不能把这个人的社交媒体都翻出来？能不能去啃各种学术论文？我见过记者为一个题采访十几人，最后成文不到一万字，很多采访没有直接出现，最后只留下一个数据、一处细节。这种努力很多时候是隐形的。但我觉得一定要下笨功夫，因为深度报道没有捷径。

我对刚入行的年轻记者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建议：不要太急着出作品，尤其不要急着出所谓的“大作品”。

现在大家可能更容易焦虑。看到同龄人一篇稿子阅读量十万加，甚至还没毕业就出了刷屏稿、拿了新闻奖。但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把这个手艺一点点磨出来。我觉得做新闻需要肌肉记忆。如果还不会核实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还不知道怎样有策略地打一通电话约采访，就开始追求一篇很漂亮的特稿，它很可能是悬浮的，经不起推敲的。

我比较认同的路，是先去做小的、扎实的报道。多跑现场、跑突发，去跟最普通的人聊天，处理那些很琐碎、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意义的素材。很多非常优秀的特稿作者，也是通过这样的路径一点点打磨出基本功的。

新人刚入行的两三年，完全可以看作原始积累期。有些稿子没那么出名，甚至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出来，但这些功夫不会白费。这些基本功不是不是靠写、靠技巧就能练出来的，它一定是“跑”出来的。

另外一个我特别看重的品质，是诚实。不要为了让一篇稿子更好看，就去修剪事实。要让编辑觉得你的稿件是可信的，你拿到的材料、呈现的事实都是可信的。

生存是表达的前提——在经历过所在平台突然消失、稿件莫名被撤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还是得活下来，先让稿子发出来再说。有时候记者写稿，会觉得某一句修辞或者埋的某个绝妙的“雷”特别痛快，我做记者的时候也是这样。但站在编辑的位置，我可能会把它删掉。如果因为一两句比较过激的表述，让记者前期的努力全部归零，我觉得得不偿失。

在当下，专业能力愈发重要。除了采访能力，还包括资料收集和整合的能力，此外还有理性审视、判断选题的能力。如今信息爆炸，人人都可以发帖，所有人都在追逐速度，但专业记者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更准确可靠的信息。

或许有一天，具体的媒体平台会消失，公众号也可能消失，但好奇心不会，新闻这行的那点儿专业精神也不会。它们始终会存在，并且是刚需。

系列统筹 | 胡尹馨 周艳芳

编辑 | 陈晓冉

编委 | 吴苇菁 胡尹馨

值班编辑 | 林卓仪

运营总监 | 唐瑷祺 李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