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8⽉26⽇，《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昌律师⼋⼗华诞庆贺⽂集⾸发式在北京国贸⼤酒店中国 宴会厅隆重举办，旨在致敬知名刑辩律师⽥⽂昌⼋⼗载⼈⽣历程与四⼗余年法治深耕，回望⼀ 代法律⼈与中国法治事业同⾏的光辉岁⽉。
本⽂是⽂集序三作者、旅美法律学者周⼤伟在会议上的发⾔，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感谢田文昌老师，感谢杨大民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今天下午的会议，也非常荣幸能够为这本书作序。
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排序，应该是以交稿前后作为排序。我可能是这本书最后一个交稿的，也是最后一个找我约稿的。能够把我排在前三名，和把我的文章作为序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首先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名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非常清楚，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在想，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如果这一生还比较幸运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能够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
我们非常幸运，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年代。所以我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也是心情难以平静，写了很多话。
我联想到60年前的1966年的8月，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当时这个月叫红八，当时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大家会看到很多的记录，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我看到文革的研究者最近的资料，当年有一个名字叫江青的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代表的一个会议上讲话，大家注意是中学，都是未成年人，她转述一段领袖给学生的话。她说：关于打人，领袖说：“ 坏人打好人，不该；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成交。” 当年我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目睹了很多惨不忍睹的一些无法无天现象。我们非常幸运，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年代。所以我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也是心情难以平静，写了很多话。
但是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我拿到这本书以后，发现我的文字大概被删除了30%。因为现在的出版言论尺度，我非常理解编辑们的用心良苦，但我始终对此无法掩饰自己的遗憾。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想把我被删掉的一些段落在此做和大家做一点分享。
我在序言里写到，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寻找到律师这个独特群体的记录。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和传说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时隐时现的讼师的背景，没有律师群体，所谓的律师法制度也无从谈起。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普及政治教育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在1960年到1970年这个年代里边，这篇文章曾经被亿万人诵读甚至背诵，不过很少人会仔细体会到其中法政学校和农会之间的巨大鸿沟。所以，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的革命宣教者们热衷于以暴风骤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知识积累和制度渐进的过程。因为依法治国本身是非暴力，和平渐进的思维模式，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代中，中国的法律人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0年-1980年，律师虽有过名义上短暂的存在，但是因为对民国时期所谓“黑律师”的打击，律师当时基本上不是一个正面形象或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职业。在此期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反右、文革期间出现的千百万个冤假错案，其中没有一桩是由律师参与的。所以，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中国律师制度大致形同虚设。
我发言的时间到了。就到此为止吧，希望大民把我这篇文章的原始文稿打印一份送给田文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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