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每当东京的阴雨天到来，我右侧肋骨上的那道月牙状的暗红色疤痕，就会像活过来一样隐隐作痛。这种痛楚并不尖锐，却像一块沉重的铅坠，直直地拖拽着我的心脏。
在养老院里，负责照顾我的年轻护工不止一次看到过这道狰狞的伤疤。他们大多带着敬畏的眼神，小心翼翼地问我，这是否是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子弹留下的荣誉印记。
每次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会苦涩地摇摇头。这道差点穿透我内脏、让我一生都无法挺直腰杆的致命伤，不是美军的机枪造成的，也不是什么先进的炮弹破片留下的。它来自一九四三年初冬，中国河北平原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无名村落，来自一个穿着破旧破棉袄、赤手空拳的中国老人。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脑海中的画面依然清晰得宛如昨日。那时候我才十九岁，是个刚从秋田县乡下被征召入伍的农家子弟。
出国前，我们在军营里接受了狂热的洗脑，长官们告诉我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我们的神圣使命。然而，真正踏上那片广袤的中国土地后，我感受到的只有无处不在的恐惧、疲惫，以及刺骨的寒冷。
一九四三年的华北，抗日武装的活动异常频繁。我们小队奉命对保定周边的一个村庄进行“扫荡”。出发前，小队长石田军曹拔出军刀，歇斯底里地命令我们烧毁一切、抢走一切。
对于这种命令，我已经麻木了。因为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残酷战争后，我原本身为农民的那点淳朴早已被战争的机器碾碎，剩下的只有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躯壳。
那天下午，狂风卷着黄沙在村庄的断壁残垣间呼啸。村里的年轻人早就撤离了，只剩下几缕还没熄灭的青烟和满地的狼藉。我们小队像一群饥饿的野狗，挨家挨户地踹开木门，搜寻着粮食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一处偏僻的农家院落里，我和同乡的上等兵铃木踢开了一口伪装在干柴堆下的地窖挡板。地窖很深，里面散发着泥土和霉味。铃木端着枪，朝着里面叽里呱啦地大吼，威吓里面的人出来。
过了一会儿，地窖的木梯上有了动静。一个身形佝偻、头发花白的中国老人慢慢爬了上来。他穿着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棉袄，上面打满了补丁，双手布满了老茧，看起来和秋田乡下那些劳作了一辈子的老农没有任何区别。
而在他的身后，紧紧跟随着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女孩的脸上满是黑灰，一双惊恐的眼睛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死死盯着我们手中明晃晃的刺刀。
“搜！看看有没有藏粮食！”闻声赶来的石田军曹大声下令。
老人把小女孩紧紧护在身后，佝偻着身子，不停地对我们作揖，嘴里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说着什么。我虽然听不懂，但能明白那是求饶的意思。他的眼神浑浊且卑微，完全是一个在战乱中苟延残喘的普通百姓的模样。
铃木在院子里翻找了一圈，一无所获，愤怒地一脚踹翻了院子里用来磨面的石磨。他转过头，目光落在了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身上。战争不仅剥夺了生命，更扭曲了人性。铃木脸上露出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淫邪笑容，他把步枪背在肩上，大步走上前，伸手就要去抓那个女孩的领子。
小女孩发出一声尖厉的哭喊，死死抱住老人的腿。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此生最令我胆寒的画面。
那个原本佝偻着腰、颤颤巍巍祈求我们放过他们的中国老人，身上的气息突然变了。那种卑微和恐惧在一秒钟内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同实质般的冰冷与沉静。他原本浑浊的双眼猛地睁开，里面爆发出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精光。
铃木的手还没碰到女孩，老人动了。
老人的身体只是微微一沉，仿佛脚下的泥土瞬间与他融为一体。他的一只手像铁钳一样精准地扣住了铃木伸出去的手腕，紧接着，老人的身体猛地向前一贴。
“啊——！”铃木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他的整条右臂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向上反折，关节处的白骨竟然刺破了军装的布料暴露在冷空气中。
随后他的肩膀借着贴身的那股冲力，狠狠地撞击在铃木的胸口。身高将近一米七、体格健壮的铃木，竟然被这个瘦小的老人撞得双脚离地，整个人像一个破布口袋一样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两米开外的土墙上，喷出一大口鲜血后，便瘫软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从铃木伸手到他被击飞，绝对不超过十秒钟。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风吹过干枯枣树的沙沙声。石田军曹和我完全愣住了，我们接受过严格的拼刺训练，我们杀过人，但我们从未见过这种纯粹依靠肉体爆发出如此恐怖破坏力的技巧。
“八嘎！”石田军曹最先反应过来，他手忙脚乱地去拉枪栓。
“开枪！杀了他！”石田对着我嘶吼。
此时的老人并没有去看地上的铃木，他微微侧过身，将孙女牢牢挡在身后，目光死死地锁定了我和石田。他双膝微屈，两只粗糙的手掌一前一后放在身前。那一刻，我感觉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是一头被激怒、随时准备搏杀的猛虎。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生存的本能驱使着我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狂叫，我端起装有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使出全身的力气，向老人的胸膛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