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箔护符与德西乌斯令：早期基督教边界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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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把“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祈祷文卷进银片、装进小胶囊，挂在脖子上带进了坟墓。他算基督徒吗？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答案却可能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故事要从近1800年前说起。在当年叫尼达（Nida）的罗马城镇、也就是今天的德国法兰克福，一名男子被埋葬时，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小的银质胶囊。胶囊里是一张卷起的银箔，上面写着一段文字，请求“耶稣基督，上帝之子”保护他免遭攻击和疾病。

2018年，考古学家在法兰克福普劳恩海姆区的一处古罗马墓地中发现了这具骸骨和这枚护身符。六年后，也就是2024年，研究人员用CT扫描读出了这张脆弱的银箔上的内容，而不必把它展开。铭文提供了罕见的证据：到公元三世纪，基督教信仰已经传到了罗马德国的这一地区，比其他现存证据所显示的抵达时间早了几十年。

但萨拉曼卡宗座大学早期基督教研究学者圣地亚哥·吉哈罗（Santiago Guijarro）认为，这名男子与这些文字之间的关系值得更多关注。如果他一边信赖耶稣的保护，一边又参加罗马要求的献祭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枚护身符指向了一类文字记录从未打算捕捉的信徒：他们使用基督教祈祷文，却以教会领袖谴责的方式生活。我们对早期教会的图景，很大程度上来自主教们，而主教只在信徒符合规范时才把他们算作信徒。有多少人从这段只承认守规矩者的历史中消失了？

大约在公元250年，德西乌斯皇帝推行了一项帝国范围的要求：向罗马诸神献祭。吉哈罗说，对于一个与基督教群体关系松散的人来说，“很难说这样的人会把服从帝国命令理解为对任何事物的背叛。”

法兰克福考古博物馆根据与男子同葬的陶壶和香炉的年代，将这处墓葬定在公元230年至260年之间。他可能在德西乌斯颁布命令之前就已去世，也可能经历了随后的迫害。没有方法判断他是否曾被要求献祭——但同一时期确有其他基督徒面临这一选择，这也是吉哈罗认为该情景具有合理性的原因。

证据是文献性的。在埃及发现的纸莎草文书保存了官员签署的声明，确认他们目睹了献祭。一些基督徒尽管有自己的信仰，还是完成了仪式；另一些人则设法在不真正献祭的情况下拿到了书面证明。

献祭也是这名男子所在城镇宗教生活的一部分。歌德大学2026年1月宣布资助研究尼达的大型圣所，描述了解读为祭品和仪式餐的动植物遗存，以及一处定年为公元246年、献给某位神祇的奉献铭文。这处建筑群服务于多位神祇的崇拜者，包括朱庇特和阿波罗。

后来的事态表明这个问题多么悬而未决。一些献祭过的基督徒后来想回到会众中，主教们不得不决定是否接纳他们、如何接纳。迦太基主教居普良主张，这些“失足者”（lapsi）不应被一视同仁。他在书信中追问，一个人是自愿献祭还是在压力下屈服，并区分了真正完成献祭与未真正献祭却拿到证书两种情况。吉哈罗把这些争论视为基督教信仰与公开服从可以共存的证据。

这枚护身符把这种可能性延伸到了任何会众的边缘之外。一个与群体只有松散联系的人，可能一边戴着基督之名，一边完成规定的献祭，从未与主教对那一行为的意义达成同样的理解。

“在三世纪，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边界，比后来的教会文献所暗示的要通透得多，”吉哈罗说。

铭文本身乍看之下似乎在反驳这种解读。它的18行文字提到耶稣，反复念诵“圣哉、圣哉、圣哉”，并引用了《腓立比书》2章10至11节——万物在耶稣面前屈膝。与许多古代护佑文本不同，它在基督教语言之外没有可辨认的对异教神祇的祈求。

但吉哈罗主张，写下这段祈祷文的人所相信的东西，可能与佩戴者不同。“内容告诉我们的是撰写或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它对佩戴者本人的说明要少得多，”他说。这名男子可能属于某个基督教群体，也可能从某个基督徒那里收到这件物品作为礼物，而自己并非基督徒。

这一区分可能改变考古学家解读未来发现的方式。一段基督教铭文只能证明基督教文字传到了某地；要证明持有这些文字的人自认是基督徒，需要另外的证据。吉哈罗的论点是，第二个问题太常被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

吉哈罗在2025年发表于《Isidorianum》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这枚护身符。他指出，没有更古老的物件或手稿保存过《腓立比书》这些经文的拉丁文版本。他说，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这段文字出现的地方：“不是在缮写室或图书馆，而是卷在一枚胶囊里，挂在一个葬于帝国边疆的男子脖子上。”

有一个细节仍无法解释。铭文的开头被解读为提及圣提多——保罗的同工之一。吉哈罗称这一解读“坦白说令人困惑”，因为已知尊提多为圣人的传统出现得晚得多。他找不到更好的解释，因此在铭文得到更仔细的检视之前，选择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

连金属的选择都有含义。在古代世界，银被用于护佑，而诅咒通常写在铅上。制作这件物品的人清楚它的用途：帝国各地的人们佩戴护身符，希望免受疾病和危险。

教会当局最终试图禁止这种做法。一条归于老底嘉会议的古晚期教规禁止神职人员制作护身符，并下令将佩戴者逐出。禁令针对的是神职人员而非外人，这让吉哈罗认为这种做法已在教会内部扎根——尽管这条教规比法兰克福男子的下葬晚了超过一个世纪，他的护身符由谁提供仍无答案。

这也暗示了像他这样的人是从哪里学会祈祷文的。有些人可能是从制作护身符的人那里接触到基督教语言，甚至可能是一位神父。如果他们生病了，也许只想要点东西帮自己好起来，而不去追问教会还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这个缺口正是更多发现可能填补的。如果出现其他三世纪的例子，它们的铭文可能揭示人们共享了哪些祈祷文、又如何改动它们；它们的墓葬背景则可能提示谁收到了这些物品——从而展示基督教实践如何在那些没有留下书面信仰记录的人中间传播。

关于这位法兰克福男子，我们只有他佩戴过的文字。他的护身符向基督祈求保护，但他也许从未认为向耶稣祈祷就排除了向罗马诸神献祭。他是否曾被迫选择，已经无从得知。吉哈罗的要点是：一个两者都做的人，仍然值得在这段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还原这种多元性不会削弱我们对早期基督教的理解，”他说，“反而让它更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