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20日夜，长江北岸，第2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部队开始强渡长江。炮火照亮江面，渡船一批批靠向南岸。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但全国战事远未收尾，真正考验指挥员的，是如何把局部胜利推向更广阔的地区。
渡江之后，战场迅速铺开。人民解放军不再只是攻坚城市，还要追击溃军、接管交通线、分割残余武装，并在复杂地形中完成大范围机动作战。四大野战军各有方向，许多兵团司令员和军长，承担了最直接、最艰苦的任务。
叶飞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949年，他任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率部向福建推进。漳州、厦门等地的战斗，既是夺取城市，也是切断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的立足点。福建战事结束后，第10兵团又投入沿海岛屿作战，叶飞长期在闽浙沿海活动，对当地地形和敌情十分熟悉。
陈赓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4兵团，作战路线跨度很大。渡江后，部队向华南推进，参加了广东地区的战斗，并与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协同攻取广州。广州解放后，第4兵团没有停留太久，继续向广西、云南方向行动。一路追击，一路清剿，陈赓的部队把华南战场与西南战场连接起来。
邓华当时担任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这个兵团从中原、华中一路南下，参加衡宝战役和广东战事，对广州方向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海南岛战役发生在1950年，邓华仍是主要指挥者之一。把1949年的南下作战与1950年的海南作战连在一起看，才能看出第15兵团任务的连续性。
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承担的是另一条南下路线。该兵团曾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向华中、华南方向推进，参与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广西战事地形复杂，敌军又试图依托交通要地和边境地区固守。部队连续作战，直到广西大部被解放，南线战局才真正出现决定性变化。
西南方向，杨勇和陈锡联都是关键人物。杨勇任第2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率部从贵州方向推进，参加解放贵阳、进军川南等作战。第5兵团行动迅速，善于抓住敌军尚未完成部署的空隙。对西南战场而言，这种快速穿插，比单纯围城更能瓦解对手的整体防线。
陈锡联任第2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是刘伯承、邓小平部署西南作战时倚重的主力将领。第3兵团承担了进军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重要任务。西南战事并非一场战斗就能解决，既有城市攻坚，也有追歼和接管。兵团能否持续推进，直接影响整个西南战局。
西北战场同样不能忽略。王震任第1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率部从关中向西推进，参加扶眉、兰州等战役，并继续向新疆方向发展。1949年新疆实现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驻这一广大区域。王震部队行军距离远、补给困难，面对的并不只是战斗，还有交通、粮秣和地方秩序等现实问题。
杨得志的经历，则体现了华北部队向西北战场的转战。1949年，他由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改任第1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员，参加太原战役后转入西北作战。扶眉、陇东等地区的连续行动，使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防线不断后撤。19兵团的加入，也增强了西北战场的攻坚和追击力量。
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活动范围同样很广。部队先参加太原战役，随后进入西北，并在解放战争后期向西南推进。这样的部队调动，绝不是简单换一个作战地点，而是根据全国战局不断补位。哪里需要加强，哪里就要迅速开过去，周士第正是在这种大范围转战中发挥作用。
韩先楚当时任第4野战军第40军军长，以敢打硬仗著称。1949年，第40军参加东北、华中和华南方向作战，随着南下部队推进到广东。海南岛战役则发生于1950年，韩先楚指挥第40军参加渡海作战，在木船条件有限、海况复杂的情况下完成登陆，对海南岛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这十位将领并非处在同一战场，也不能用简单的名次排列高下。有人负责沿海，有人深入西北，有人承担西南攻坚，还有人把部队从华北带到千里之外。1949年的胜利，正是在这些不同方向的推进、穿插和接管中逐步形成；而海南岛等战事，则延续到1950年，成为全国解放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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