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如果红军采纳李济深的建议，也许就不用长征了

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校场，几万人聚在那里，看着一面新国旗升起来，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黄色五角星。李济深站在台上，就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通电脱离南京，公开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

他手下是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三个师，三万余人，刚在上海跟日军打过一·二八，调到福建本来是奉命“剿共”的，现在枪口转了过来。消息传到瑞金，传到南昌，传到南京，三方都在算同一件事：这支突然翻脸的部队，会把局面往哪个方向推。

李济深要联共，不是事变当天才起的念头。

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到香港，跟十九路军的人商量出路，找到中共党员梅龚彬长谈。梅龚彬把话说得很直：不管广东、广西参不参加，首先都要联合红军。李济深接到陈铭枢的请示之后，态度是赞同的。

9月，李济深、陈铭枢给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派朱蕴山、梅龚彬、彭泽湘去跟红军接触。10月下旬，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到了瑞金，毛主席和朱德见了他们，把统一战线的方针讲了一遍。

10月26日，双方签下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里面写得具体：停止军事行动，划定军事分界线，恢复双边贸易，释放在福建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组织的存在与活动，互派全权代表，准备反日反蒋的军事行动。

协定的墨迹还没有干，福州的旗就升起来了。按照纸面上的约定，红军和十九路军这时候应该是一条战线上的两支力量。可从协定签字到福建人民政府解体，中间只有两个多月，红军在军事上没有动。

瑞金那边管事的，是博古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9月底才到中央苏区，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搬的是苏联红军正规战争那一套。在临时中央的棋盘上，十九路军不管打什么旗号，都属于“中间派”，而中间派是比蒋介石更危险的敌人，这个判断在福建事变之前就已经定了调子。

彭德怀不这么看。事变一发生，他就给中革军委发了电报，提的方案很具体：留五军团守中央苏区，把一、三、七、九军团集中起来，向闽浙赣边界推进，威胁南京、上海、浙江方向，用这个动作支援十九路军，同时把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撕开一道口子。

这个方案的核心不是去救福建，而是趁着蒋介石的部队往福建调动的时候，从侧翼打出去，把“围剿”的部署搅乱。

博古的回应是：这个建议是脱离苏区的冒险主义。彭德怀挨了批评，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被撤了，还被警告不得再提与军委部署相左的意见。

蒋介石的动作比瑞金的争论快得多。福建事变一爆发，他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兵力入闽，数目在十个师到十一个师之间。北线的压力骤然轻了一块，如果红军在这个时候从赣东北或者闽浙赣边界往外打，蒋介石面临的就是两头不能兼顾的局面。

但红军没有动。聂荣臻后来回忆，12月初蒋介石抽调的部队从南丰以南往闽西开进的时候，红一军团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正处在敌人的侧面，可命令下来的是不许打。

福建人民政府撑得很吃力。十九路军三万人出头，蒋介石调去镇压的兵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压过它，南京方面还有空军和海军可以动用。李济深派人到瑞金求援，一次一次地来，瑞金方面的答复始终不干脆。

1934年1月9日，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亲自跑到瑞金，请求红军出兵。博古、李德迟迟不作肯定答复。到了1月13日，周恩来代毛主席和朱德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福建方面，提议立刻武装福州和泉州、漳州的群众，保卫福州，并且明确讲，要反日反蒋，只有和苏维埃、红军合作到底，采取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

这份电报发出去的同一天，福建人民政府已经解体了，十九路军被肢解，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出走香港。

从11月20日到1月13日，满打满算不到两个月。李济深在那个窗口里反复递话，红军这边反复权衡，等到电报里的“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写出来的时候，那边已经没有人可以接了。

博古和李德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让装备简陋的红军在堡垒对峙里跟国民党军拼消耗，黎川丢了就调主力北上，洵口打赢了又往敌人的坚固阵地里撞。彭德怀在前线看着部队被调来调去，给博古和李德发过一封电报，说“崽卖爷田心不痛”。

1934年4月，广昌丢了。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往广昌推，红军调了九个师去守，守不住。广昌一失，苏区的北大门就开了。再往后，就是10月的那次转移。

李济深在1933年秋天递过来的那个方案，说到底就一件事：在蒋介石的包围圈还没有合死之前，从里面往外打，跟十九路军形成一个暂时的、有限的配合，把“围剿”的节奏打乱。

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原因不在于情报不明，也不在于时机不到，协定签了，代表见了，彭德怀的电报也到了，卡住的是对十九路军的定性，和对“御敌于国门之外”那套打法的坚持。

福建事变从发动到失败，前后五十多天。红军从广昌失守到被迫转移，中间隔了半年。如果1933年11月红军在闽浙赣边界动了，蒋介石就不能从容地把十个师从北线抽走再调回来，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在冬天就会出现一个缺口。历史没有如果，但那个冬天的电报、协定和求援信都还在，它们记下的是一扇曾经打开过、又关上了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