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湖北一妇女离婚案，惊动省委书记批示：责成两县法院立即处理

1952 年 9 月 23 日，湖北沔阳县十区，一个叫闵全贵年轻妇女请人代笔，给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

信中大概说的意思是：她半年前起诉离婚，案子从沔阳县法院转到洪湖县法院，又被转给区政府，转来转去，到了九月还没人管。婆家不能住，娘家也待不下去，她只能借宿在亲戚家。

图|李先念在湖北时期的工作照

这封信后来被登上了《湖北日报》一版。并连续登了三次。

李先念后来收到信以后，还特意批示，责成洪湖、沔阳两县法院

一个农村妇女离个婚为什么要惊动一个省的"一把手"，这事儿还要从开头说起。

她走的那条路，两头都不通

1947 年，13 岁的闵全贵由表姐做主，许配给洪湖县六区的丁家旸。1951 年冬天，17 岁的她嫁过去。然而婚后两人性情不合，经常闹矛盾。

1952 年 3 月，闵全贵走进沔阳县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拿回自己的陪嫁财物。

沔阳县法院以"管辖不合"为由，把案子转给洪湖县法院。洪湖县法院接了案，把传票转给六区区政府；后来管理民事案件的人换了，案子就压在手里，拖了半年多没人管。

起诉离婚后，闵全贵两头都不是人。婆家不能住，娘家没有温暖。她嫂子骂她：

“有本事就离婚，不然的话，梁上有绳子，河里有水，随你的便。”

当时闵全贵毫无办法，只能借宿在亲戚家。

按说当时已经是建国后，婚姻法也颁布了好几年，可闵全贵想要离婚，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中国过去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妇女这一群体更是长时间处于弱势群体，特别是在一段婚姻关系中。

姑且不谈古时候的“三从四德”，婚后夫家对于媳妇的压迫也令人惊叹，即便是曾作为受害群体的婆婆，也丝毫不体谅儿媳的难处。

据资料记载，道光年间广东乡下，丈夫黄长喜怒骂妻子黄李氏不管饭菜，黄李氏不忿回怼了几句，黄长喜便起身追打媳妇，结果被门口立的木杆戳伤毙命。

按道理说，丈夫因为对妻子实施家暴不慎导致自己送命，妻子并无过错，然而刑部审判该案后，将黄李氏判处“绞监候”。

以上按理，在封建王朝时代，几乎比比皆是。

民国以后，社会风气大开，妇女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社会地位，民国政府更是在1930年颁布了《婚姻法》，鼓励婚姻自由。

可事实上就是，局限于社会环境，能享受婚姻自由的，只是极少数。

1950 年 4 月 13 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4 月 30 日，毛主席签发命令公布，5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全国性法律。全文八章二十七条，开头两条就是原则：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男女婚姻自由，这其中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

《婚姻法》第十七条里明确规定：

“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据说当年开会讨论婚姻法草案，争议最大的就是离婚自由，后来还是邓颖超坚持主张，才把这条写进法案里。

邓颖超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忍不住有些感慨：

“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很多悲剧。”

“反对的人不是没有道理。有人担心离婚太自由会触动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利于社会稳定；也有人担心干部进城以后，拿"离婚自由"当借口，抛掉原配。”

邓颖超的理由只有一条：

“谁最没力气，就先替谁留一句话。”

那时中国刚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大山，邓颖超那句话，是替过去几千年来广大受压迫的妇女说的。

图|邓颖超

1950 年 1 月 21 日，邓颖超把起草小组的最后草稿送交党中央书记处审阅，并附了一封信，再次写明自己支持"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的立场。此后草案又经政务院会议讨论，经毛主席主持的联席座谈会两次讨论，反复修改后定稿。

从 1949 年到 1950 年，这部法律起草了一年半，四十一易其稿，具体条款多则修改三四十次，少则修改一二十次。

如果没有这句话，闵全贵 1952 年那场起诉，连立案的依据都没有。

法律上有了，人们却不知道

1950年11月20日，河南跃龙岗的居民萧昌贵在把老婆骗回乡下后，公然大摆宴席纳妾，他自己觉得这样的小事，政府应该不会管。

后来有群众检举后，地方政府火速派遣工作人员上门劝导，萧昌贵不仅没纳妾成功，反而是大丢颜面。

以上情况也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第一时间颁布了婚姻法，但在地方上执行仍然很困难。

在有些地方，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外号，叫《离婚法》。不少干部自己也觉得，婚姻法是"提高女的、压低男的"，于是敷衍了事，甚至"保守秘密"，不让群众知道有这么一部法律。

1951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过一份《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其中提到了当时中国的情况：

“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农村中，仍然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迫害妇女的生命，致使全国各地有不少妇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自杀。”

这背后，是一桩又一桩血淋淋的教训。

绥远省达拉特旗，一名妇女提出离婚，被丈夫用锥子剜掉左眼，用镐头把腿打断。

广西临桂，妇女曾水初因为要参加当地的革命工作，被丈夫和同族人活活打死。

陶林县，一个农民把要求离婚的妻子戴上脚镣，关在黑屋子里四十多天。

河北襄阳，一个寡妇想改嫁，被村干部吊起来打，第二天就自杀了。

以上一桩桩血案，背后是人们守旧的思想在作怪。

图|湖北日报刊登闵全贵的报道

1952 年 9 月 23 日，闵全贵那封信，寄出，李先念看完，当即批示：

“洪湖、沔阳两县法院，立即调查处理，妥善安置和保护好闵全贵，不得遭受意外侵害，并将处理结果送《湖北日报》公开发表。”

"妥善安置和保护好闵全贵"，这几个字在当时不是客套。

1952 年 10 月 12 日，《湖北日报》在一版刊登了李先念的批示和闵全贵的信。

10 月 30 日，闵全贵拿到了一纸离婚证书。但陪嫁财物还没要回来。11 月 15 日，她又托人写了第二封信。

11 月 23 日，《湖北日报》一版头条公布了她第二次来信，同时刊出李先念的第二次批示：

“闵全贵同志第二次来信，洪湖法院仍未合理解决闵的婚姻问题与她的财产问题，必须依据《婚姻法》迅速处理，省法院及司法改革委员会应派人检查，并将检查的结果送《湖北日报》登载。”

省司法改革委员会组成了工作组，走访男女双方所在的村子，又委派丁家旸所在乡的乡长住进丁家做工作。丁老太太态度冷淡的说：

“《婚姻法》是离婚法，把穷人的老婆给翻掉了。”

丁家二弟的态度是：闵全贵不知足，婚都离了还要东西，"弄个丢人又掉财"。

乡长整宿整宿地谈：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恋爱、结婚、离婚都是双方自由，不是丢人；土改分田分地，男女都一样分；陪嫁财物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带走自己的东西不过分。

思想做通之后，工作组帮着闵全贵把财物搬回了娘家。

1953 年 1 月 8 日，《湖北日报》第三次在一版、三版登载这件事。

这一次登出来的东西有点特别，除了闵全贵写给李先念的感谢信、省司改委工作组的《关于洪湖、沔阳两县法院处理劳动妇女闵全贵离婚案件经过的调查报告》、《解决妇女闵全贵离婚后带回财产问题的经过》，还有两份检讨。

洪湖县法院《对闵全贵离婚案拖延不判的检讨》、沔阳县法院《通过处理闵全贵案件来检查我院的工作作风》。

当时沔阳县法院、洪湖县法院在处理闵全贵离婚案一事上，有不作为的情况。

一开始，沔阳县法院便以管辖不合为由转出，可事实上沔阳县法院与洪湖县六区只有30里，洪湖县六区与洪湖县法院反而有120里。

洪湖县法院后来接案以后，又将案子挤压了半年，说来理由也好笑，他们称当时还有比闵全贵离婚更重要的案子，婚姻问题只是私人小事，无足轻重。

后来在调查过程中，因为闵全贵的丈夫丁家旸有过“参军体检”，法院便认定丁家旸是志愿军人，不予离婚。

李先念两次批示后，《湖北日报》刊登了闵全贵的信，然而法院却在事后写信给《湖北日报》编辑部推卸责任，还抓住信件个别地方与事实不符，几次打电话给十区区委会、区政府领导，责怪代笔人，打击代笔人“爱出风头”。

也因为闵全贵两次给省委书记写信，惹怒了两地法院，于是他们便故意把案子拖了下来，原本电话可以把事情说清楚，两地法院之间却用公函联系。

把法律念给全国人听

1952 年 11 月 26 日和 1953 年 2 月 1 日，中央有关部门相继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1953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指示，规定 1953 年 3 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展开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考虑到过去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常年受压迫，因此中央为了普及婚姻法，花了很大的力气。

这个月里，各种会开到了村一级：青年会、家长会、婆婆会、媳妇会、男人会、妇女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了《夫妻之间》《喜事》等四个反映新婚恋观的独幕话剧，别的剧团排了相声、双簧、太平歌词。评剧《刘巧儿》里那句唱词传遍全国：

当时全国 70% 以上的地区开展了运动；受到教育的成年人口达 1.4 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 42.2%。全国的离婚案件，1950 年近 19 万件，1953 年涨到 117 万件。

在北京等 21 个大中城市，法律颁布前的四个月受理离婚案 9300 件，颁布后的四个月涨到 17763 件，增加了 91%；提出离婚的，七成以上是女方。

1954 年上半年，全国 11 个大城市的统计里，合乎婚姻法规定被批准结婚的，占申请登记总数的 97.6%；因强迫包办而未被批准的，只剩 2.4%。

这 117 万件里，绝大多数是因为包办婚姻、重婚、遗弃、虐待。

图|开展普及婚姻法

在浙江丽水青田。1952 年，随着婚姻法在农村贯彻，各乡镇建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根据青田县统计，那一年有 445 名童养媳回到娘家。

值得一提的是，青田县还有一个特殊的案例，

1953年的一天，一个18岁的年轻妇女孙娇翠来到青田县海口区石矾乡政府要求离婚。

早在1949年，因为父亲去世，母亲裹小脚无法劳动，年仅14岁的孙娇翠就被送到了石矾乡的陈家当了童养媳。

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也从当地的宣讲会中了解了婚姻法。

1953 年的一天，孙娇翠照常在家里干活，无意间听到了丈夫的姐姐和公公的一段对话：

“现在家里没人干活，弟弟以后书读起来，不怕没老婆娶。不要她在家里，把她赶出去！”

倔强的她当天就去了石矾乡政府，提出离婚，并且要求分家产。

乡里把陈家叫来调解，陈家不同意：

“女人离婚还想分家产，从古至今没有这样的事。”

孙娇翠后来回忆那一段：

"那时候，都骂起来（吵架）过，他们不同意把东西分给我。"

按婚姻法第二十三条，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

多年之后，孙娇翠谈及往事，已经记不清当时县政府是怎么调解的，但他最后分了三样东西：

“一百斤番薯干，一百斤稻谷，七分田。”

在调解书上按上大红手印之后，孙娇翠带着这些番薯干和稻谷，回到了娘家。

图|孙娇翠晚年照片

孙娇翠后来又经历了两段婚姻，第二任丈夫去宁夏打工没能回得来，24岁的她再次嫁人，这段婚姻幸福又美满，晚年的孙娇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

“他一直对我很好，事事和我商量，家务也会帮我一起干！”

1953 年那 117 万个走进法院和乡政府的女人，绝大多数不知道"婚姻法"三个字怎么写。她们只是听人念过其中一句：

“如果一定要离，是可以离的。”

就凭这一句，她们走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