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

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变革曾引起争议，后之述及此事者一般皆注意考试题目中的“对对子”，但当时社会反应却兼及于其中的作文题，后者引起的争议和辩论不少于前者。考生或社会的“抗议”得到学校当局的充分重视，直接影响了当年的新生录取和次年的作文考题。大学考试不再仅仅是选拔合格考生的测验手段，而逐渐变成本身需要检测的公共议题，即一种必须接受社会审查和评判的社会性公众表述。同时，读者向报界的投书及相关辩论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的走向。

关键词： 大学入学考试；中学国文教育；边缘知识青年；阶级意识；国家与社会

目录

一、作文题引发的争辩

二、事后结果和简单分析

1932年7月底8月初清华大学招考新生的国文试题曾遭非议。其中仅占分数百分之十的“对对子”引起的辩论在当时最为醒目，后来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这一风波的标帜。其实一年级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也曾引起争议，且辩论的篇幅并不亚于有关“对对子”的争论。从外在反应的视角看，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性也不在“对对子”的争议之下，至少更能体现一般的社会认知，可惜这方面的争议几乎未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引起争议的对子题和作文题均由陈寅恪所出。陈先生对考题的“改革”是有意为之、谋而后动，他本人并不回避新考试方式的社会关注，甚至可以说很早就参与了吸引社会对此的关注。故对对子引起讨论和争议，或在其预料之中；但一年级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也引起广泛争议，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想。本来作文题所占分数更多，或当更受考生关注；实际出而诘难者却多有借题发挥之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种既存的社会不满。

清华大学新生考试结束后，从8月7日起，北平《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陆续刊出投书，对清华大学的作文题目和对对子方式进行讨论。最初的投书以质疑为主，该报在发表陈寅恪本人的答辩意见后，也曾刊发一些为清华大学辩护的文章。就目前所知者看，《世界日报》是当时对这次清华新生入学考试讨论最多的报纸。多数读者是用笔名发表其投书的，这样的隐身方式或会使其言论不那么负责，但在宣泄情绪方面可能更真实。这些颇具现场感的读者投书，反映出诘难者对国事的当下忧虑，揭示了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的走向，非常值得考察分析。

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在清华园里，陈寅恪的助教浦江清发现，“素恬退”的陈先生“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陈寅恪最为担忧的，就是在亡国危险迫近时，国性却被无形中所改写，所以他身为留学生而有意自外于得宠于社会的“留学生”，以区隔于注重功利的尊西“时流”，并强调中国的“学术独立”。浦江清更在那年年初“对摩登主义恶感日深”，想要“办一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立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名曰《逆流》”。所谓“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清华园中这样一种共享的心态（程度容有不同），是理解和认识陈寅恪出题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然，同样的时代背景对不同的人可能产生颇不相同的影响；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国难当头而政治紊乱、社会无序，其感受和反应可能千差万别。那些报纸投书者的关怀，虽也常常切合陈寅恪和浦江清等人关注的“时流”走向，但年轻人眼中自有其“摩登主义”，虽未必等同于“高等华人”所感知的，其思想资源却大致相同，基本仍是西来的。而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更明显地感到自身与“高等华人”之间的差距，对他们而言，甚至那些在读的大学生也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故往往以“阶级”关系来诠释贫富差异，这在关于“梦游清华园记”的辩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作文题引发的争辩

第一篇署名“丁零”的投书是讨论“对对子”的，但第二篇署名“振凯”的投书仅一段涉及“对对子”，而更多是针对清华大学的感想和牢骚。作者自称“小子”，以对应于“清华大学的伟大”；后者是该文的关键语，那篇短短的投书，用“伟大”一词达18次。作者一开始就说，“小子从外边来，只听到了伟大的北平有一个伟大的清华大学”。这就把自己和清华大学置于一种对立的位置，言明是从外在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振凯”接着表示自己批评此事并无任何利害关系，他本人“因为资格的太差池，不敢希望高攀这个学校”，也“没有认识的同学”投考清华，而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伟大的大学的考试技术的消息”。全文主要围绕着“清华大学的伟大”来阐发贫富和阶级差距，以反衬投书者的“穷”和“小”。换言之，作者虽站在一种外在的立场来表述意见，看似相对超然，其实又明显对立。

文章接着指责“梦游清华园记”是“一个漂亮的麻木不仁的游清华园的题目”。对外来的“小子”而言，清华园就像“天堂府”一样遥远而渺茫，而游清华园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所想望的事”，也只有“许多未得其门而入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才会“梦游”。至于“穷的学生”，一方面“不敢崇拜伟大的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的学生，连那妄想也不敢存，那如何敢梦游呢”？另一方面，清华园里“只不过是伟大的清华大学资产阶级化的学生［的］活的图画，与由多数劳苦大众所间接刮下的油水配置的一些景色”，对一般人而言，“怕也没有使人可梦游的价值”。

为证明其阶级意识的确实，文章特别指出，五元钱的报考费对他这样的人相当于“半个月的饭费”。按清华的实际报名费是四元，还有一元是手续费，总共五元。这在当年确非小数。参加了这次考试的张政烺先生后来回忆说，他的同乡许维遹先已替他“报考北大，报名费要三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因舍不得白花这笔钱而去参加了北大的考试，结果被北大先录取。而张先生此前还报考了辅仁大学，后来又考了清华，可知张家当年应颇殷实。这样看来，那时清华、北大这类学校的门槛对一般贫寒子弟确实有些高不可攀，与科举时代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问题是，就像当时北平市立师范学校的一个考生姚绍昌所说，“一般平民缺乏知识的痛苦”并不比旁人差，而“一般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他们衷心的知识欲”正是因为贫寒。“在如今学校商业化的时候，上学是需要资本的，没有资本能成吗？”贫家子弟“架不了经济的高压”，在那些收费高的大学面前“便不能不裹足了。上师范虽然没有大出路，但毕业以后也能弄个小学教员当当，再加上入学时一切都免费，在一般求知识欲正强经济根本破产的人们，叫他们如何不挤破师范学校的大门呢！”

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和上文所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必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标准的准确划分，很可能就是从字面意义使用的。即使如此，本文与上文一样，体现出某种朴素的阶级意识在一般人的日常表述中已相当普及，尤其是在涉及贫富对比的状况之时。“均贫富”本是中国传统也曾追求的一个主要社会理想，但强调贫富的对立及其不可调和的特质，并以不同的“阶级”概括之，则显然是西来的新知。

这位考生口中的“无产阶级”大致就是“平民”的同义词，其所指出的问题却是非常实际的，不论用什么标签来称谓，他们中不少人确实都有着“衷心的知识欲”，也都在承受着“缺乏知识的痛苦”。其中许多人恐怕真是连报考清华、北大的能力都没有，遑论进校后的花费。所以他们对这些大学的招生具有不满情绪是再正常不过；相较而言，他们对考试方式变革的不满恐怕只是这整体不满中的一部分而已。换言之，“对对子”本身更多伤及那些能参与而无准备的考生，但也确实促动了贫寒的边缘知识青年发泄其不满；或亦因此，这些人的进攻目标往往更多指向了作文题目。

两天后署名“春焰”的投书进一步表述了类似的思绪，作者同样严厉指斥了“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虽然还有许多闻人学者在大讲其书本上的所谓学问，制造出一些什么什么学者，然而那于黑漆一团的现实——多难的中国、贫无立锥的无产大众有什么补益？无数农村青年到都市被摩登化了，忘掉农村的惨状；同样，在清华园享惯了那样美满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物质的迷梦，一出校门，犹如离开锦绣河山来到瓦砾之场，一切都格格不入，而一切都死死地逼你……呜呼，梦游！”短短几句话，跳跃性地涉及了书本与实际、城乡关系、学生与社会等几方面的大问题，而“一切都格格不入”又“一切都死死地逼你”尤其表现出边缘知识青年的整体无奈和焦虑。

前面说过，这是“九一八”后的第二年。用后来的术语说，难道这些贫寒的边缘知识青年就只关注“阶级矛盾”而不考虑“民族矛盾”？其实不然。边缘知识青年身上承载着大量看似不在的负担，集国家民族兴亡和个人出路的压力于一身。稍后一位署名“尘悯光”的投书就说，“对对子”不过是“中国旧日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务实际、专意瞎费脑力干着玩儿”的事，“素负重名之清华大学”以此考学生，就是“把学生往以之亡国的不事实际上引”。这就大致分享着陈寅恪对国事的当下忧虑。不过陈先生因“亡国”的威胁而担心国语不国，“尘悯光”却因此而进一步强调偏重“实际”的迫切。

那些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也明显看到中外竞争，如姚绍昌便从穷人的知识欲不得满足看到新“教育制度的不良”，致使中国无法“和人家欧美作比”。在世界的“国家堆里，中国原是首具文化的老前辈”，都因为“教育制度的破产”，才使文化事业这样不发达，“真可活活把人羞死”。而上引投书中“无数农村青年到都市被摩登化了”更是一个深刻的认知，这“摩登”和前引浦江清所“恶感日深”的“摩登主义”相类，不过“欧化潮流”的载体从“高等华人”改为“都市”，提示着当年的城乡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外之争的内化。

对不同的人而言，“高等华人”实际是有层次有分际的。在身为清华大学教师的浦江清眼中，“高等华人”更多表现在其不那么“中国”的一面；而对更为贫寒的读书人来说，“高等华人”首先表现在其“高等”之上，故已进入清华等名校的学生也可能计入其中；对那些有着“衷心的知识欲”的“无数农村青年”而言，这些已开始告别“缺乏知识的痛苦”的在校大学生恐怕就是上述与“高等华人”相类的“都市”之一个组成部分。而清华学生在为考试辩护的投书中恰证实了这一点。

一位署名彭俊材的答辩说，“梦游清华园”这个作文题目是要“试验考生的记忆和描写能力，与‘梦游天堂’……等等，是属于同一性质的。只要你的文章做得好，你尽可以任意描写出一个光明灿烂或乌烟瘴气的清华园”，自无可非议。清华的经费部分虽由中国国民负担，然与其他国家机关无异，不应负特别的责任。同理，假如“凡大学生皆资产阶级化”，那当别论；倘若“独指清华大学生资产阶级化，奚异指日为月？因为清华学生多半倒是贫家子弟咧”。彭氏婉转暗示“振凯”大概“别具苦衷，也许是从前投考清华名落榜下，才发这一套牢骚”。他虽未言明自己的身份，但一句“世界上决没有完全无疵的东西，清华大学自不能例外；所以我们并不自满，我们始终在力求改善”；表明他就是清华园中人。

对那些连五元报考费都是沉重负担的知识青年来说，要说“清华学生多半是贫家子弟”，显然不能服人。然而另一位自承是清华学生的周葆珍竟然也有同感。作者说，在清华的同学，固然有一少部分因为家庭富裕而多花钱，但他们不能代表整个清华。“在清华念书，学费每年二十元（毕业时还发回学生作旅行费），无有宿费，其他膳费书费，当然也和在他学校一样，是免不掉的。总之每年的花费，每人在二百五十元左右，也满可以够用。如果省俭一些，一定还可以少花。现在清华的大部分同学的花费，每人都差不多是这些。说整个清华学生是资产阶级，未免是盲目猜测”。

针对“振凯”自称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小子，因资格差而不敢高攀清华学校的说法，周氏恳切地劝告说：“如果因为家境差一点，那我敢保险你来清华念书，绝对较任何大学省钱；如果以为自己资格差一点，那我很忠恳的劝你，努力预备一下，以备一试。”语气诚恳是这封投书的特点，作者称其“完全拿个人立场由良心驱使来讲话”，应非虚言。但其可能真有些不知民间疾苦：人均年花费250元的数目，恐怕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负担，那些只能报考师范者甚至可能想都不敢想。

1936年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任内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的5％公费生，考取者全年补助即为250元。报纸就此说：“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那几年物价涨幅并不特别快，若按照浙大的标准，周葆珍等认为清华学生多为贫家子弟也非虚言；至少清华基本不收学费、宿费，比其他很多大学更利于贫家子弟。但据陈存仁的回忆，大约同时上海绸缎铺高级掌柜也不过月薪8元，学徒出师的店员每月仅1元。虽说根据以前的规矩，绸缎铺掌柜的收入通常还包括分红，故实际恐不止月入8元。但即使数倍于此，要供养一位大学生，仍是很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除真正的最低温饱标准（其实也常有大不同）外，“贫困”与“富裕”从来都是相对的，很多时候往往是基于个人和家庭的状况而感知到的。李敬穆曾根据八种既存的社会调查数据折中，假定中国一家最低生活费为每年130—160元，年收入在这数目以下的家庭便是穷人。当年中国地区差异甚大，实难有统一的标准，姑以这一个人年生活费约30元的贫穷标准为参考，那位个人月生活费达10元的“振凯”，其实生活状况并不太差；但这不妨碍其自感贫寒，至少其年花费只是需用250元的清华学生的一半。同样，彭俊材和周葆珍以为清华学生多贫家子弟，大概也是其真实的感受。可知那时很多人都眼光向上，他们看见和对比的更多是那些更为富裕的，而对其身边更贫寒者却往往视而不见，这可能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在自感贫寒的心态下，周葆珍可以诚恳而理直气壮地纠正那种关于“清华是个特殊贵族学校、清华学生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疑惑。在其眼中，“清华是国立的一个大学，凡是国内任何立案中学的毕业生，只要是智德体健全的青年，都有考入清华的机会”。校内还设有招考委员会，商议办理各种新生考试事宜，“务使投考同学机会均等”。故无论是“处于僻乡、居住都市，生于富或长于贫的各种青年”，都是“站在一个水平线上”，根据考试标准定取舍。而已跨进清华园的同学，“也未忘了未入清华的校外同学”，他们每年招考新生时“都印有新生向导专号，指导新同学”。故“清华大学绝对不是任何人、任何阶级所独占独享的”。

周氏也尽量试图理解社会之人为何“疑惑到清华是资产化”，可能因为“清华的建筑，是较其他闹穷的大学富丽，经费也未像他校的茫无着落，教授未罢课，学生未闹学潮，按部就班的向前走”。但这不正是洗雪“我国国耻”的一个表现吗？“中国人不争气，教育已濒破产。北平一隅，大学之多，概皆校务沉沉，奄奄一息”。清华大学的特例，其实更多体现出希望的一面，即“在破碎零乱的中国今日教育，还有这么一个灿然前进的大学，使中学的毕业同学能找到一个安心读书的地方”。因此，“清华大学是为中国青年而存在的，并不是为现在在清华的同学而存在的”。

至于“梦游清华园记”这一国文题目，作者以为，出题者“一定想到了考场里的同学有一大部分未到过清华，所以他出‘梦游清华园记’，他不出‘游清华园记’……只要作的文文辞新颖、字句流利，看卷子的人就会多给你分数；他绝不会按照你游的对不对来判断你作的文的”。这个意思在陈寅恪的答辩中也曾表出，或者在校园中已有所议论。周氏进而说，教授怎样出国文试题，本无一定的标准。不知“振凯”从“哪一点见出这个题目是漂亮、是麻木不仁”？而“因为一个国文题目又引起什么‘乐园’、什么‘资产化’、什么‘间接刮民众’”等判断，未免小题大作，徒说些富于情感的话是于事无补的。

如果说周葆珍投书以语气诚恳为特点，此前一日所刊出的“伯辛”的投书，就基本采取了反唇相讥的口气，言辞相当锋利。作者是对“春焰”的全面回应，所论也包括“对对子”。“伯辛”明言，因为对对子的考题“不合一部分考生的脾胃，于是接二连三地攻击，甚至于伟大的清华、资产阶级的清华，也无原无故地和‘对对子’缠在一起”。本来“有产和无产”与对对子没什么关系，且清华“不过只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地方，不管‘资产’和‘无产’都可以来”，故“清华不敢做‘资产阶级’，也不敢做‘无产大众’”。

作者进而驳斥“春焰”关于对对子不合“时代意义”的提法说，“照时代的意义讲起来，现代是需要研究社会科学而革命的时代，要考的只是时代需要的社会科学”，那就不仅是考不考对对子的问题，根本连国文、英文等都不应该考。如果“春焰”所说的“时代”是指“文学上一种时代的趋势”，则从宋词、元曲等数下来，现在唯“普罗文学是时代的”，则清华本届国文试题，恐怕都未必“合乎时代”，应该全数反对。

“伯辛”显然看出了“春焰”投书背后隐伏的全面颠覆意味，故针对其“黑漆一团的现实”、“书本上的所谓学问”对“贫无立锥的无产大众有什么补益”等话语问道：“是不是题目应该出‘无产大众论’，便于无产大众有补益了？进一层说，是不是不要书本上的学问，而从事于社会上的革命？或者只有不要书本上的学问，便可于贫无立锥［的］无产大众有补益？”如果要对无产大众有补益，是否“干脆就不要读书”？那样的话，“北平的各大学，都可以关门”。本来全国国立大学之设立，目的都是讲书本上的学问。何况连“革命的理论，也从书本上来的”呢！

“春焰”和“伯辛”的对话很能反映当年的时代思潮，虽然前者攻击“对对子”的确有些借题发挥，但后者那句“资产阶级的清华，可是不敢当”也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即“资产阶级”这一标签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杀伤力，所以站在清华一边的才必须以几乎喋喋不休的方式来特别否认清华并非如此。辩论双方对“资产阶级”的理解和界定未必相同，甚至可能很不同；但都不觉有必要厘清这一观念，可知在一个观念较为普及以后，大家似乎公认已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理解，尽管这种共识很可能是虚幻的。而书本学问、无产大众、革命理论的共同使用及其间隐含的逻辑关联，也提示着“五四”后开始的走向“行动的时代”这一倾向在读书人中间已日渐普及，随着“知识”涵义的转移，一些知识人的自我否定也为时不远了。

也许为了平衡立场，《世界日报》次日又刊发一篇质疑清华的投书。作者署名“穷小”，且一开始就说自己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才发表意见的，显然延续着那种故意凸显清华既富且大而自居弱势的对立意态。文章以为，清华试题从“对对子”到作文，都显“古怪”，实在难为了考生。盖“一个刚从穷乡僻壤的乡村中跑来的学生，他没有亲戚或朋友在清华大学堂读书，更未曾在清华大学堂的毕业生门下拜师称徒，压根儿不知道清华大学堂的一切情形，请问出题先生，他的‘梦游清华记’从何写起呢？是从天桥的卖艺说到西单的大洋货店呢？还是任自己意思信口开河呢”？

但这一投书的主要立意并不在此，而更多是代那些想入大学的边缘知识青年立言。此前报纸曾说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达2800多人，但只能录取245位新生。这样一种考生求学欲和招生名额的显著差距，非常可能引发社会的不满，故清华校方表示这是“完全为宿舍不敷所限”。以宿舍不敷的物质因素来化解可能的社会不满，当然是想凸显非一时人力所能为的意思。稍后“湘石”便称“有人说”正因这次报名人数众多，“主考的教授想用这次入学考试的空前特别试题——对对子来难一难学生，以定取舍”。这不啻提示考试方式的创新是因为有某种“阴谋”存在，不无挑唆之意。

“穷小”虽不接受“阴谋”说，但认为“宿舍有限”可能归因于对居住标准的要求不同。作者认为，清华之所以吸引特别多的考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有美丽的丰富的宏大的完全的设备，教职员也有十足的薪金，校址又远在西郊，离开了悲惨杂乱的中国的现在社会，可说是‘世外桃源’”，故人人向往。但有些人是因为“在那里处处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表现’”，另一些人“千里远来，跋山涉水，不过为的是求学，绝不是想住阔房，更不是来享公子哥儿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的臭福气。他们有学可求其愿已足，至于‘吃苦’、‘将就’，他们简直认为家常便饭，并不惊奇”。清华校方因宿舍有限而限制考取名额，是为了让“入校者能享‘爽快’、‘富裕’与‘美满’”，竟不惜“牺牲青年求学机会”。问题是：“难道不能少建筑几座洋房，多弄几堆瓦屋或草房么？”

以瓦屋、草房来取代洋房或者有些理想化或情绪化，但文章提出的居住标准差异可能是存在的。近代办新学从一开始就在建筑上耗费甚巨，后来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大楼”和“大师”的对立来诠释大学之“大”，已成传诵的名言，其所针对的正是大学往往过于重视建大楼这一流行观念。清华本为留美预备学校，其校舍较常人所居更“豪华”一些，大概也是事实。“穷小”眼见“各处的公寓和民房的里〔里的〕留住学生，都噪嚷着狂叫着‘失学了！失学了’”；对这些可能面临失学的青年来说，“他们不敢希求住什么洋房，也不敢苛求住什么新式的绿廊房”，应是发自内心的实际想法。

关键是青年失学已成为社会问题，“现下的中国社会，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产，所有的大学校都几乎是关门的关门、停办的停办”；残存者“不过是苟延残喘维持现状而已”，其中还有几个大学“被教育部之乱命停止招生”。故除私立大学外，招收文法科学生的国立大学只剩北大和清华，意味着失学青年数目的大幅增加。凡“对于社会之柱石的青年的失学之关心的人，或是对国家前途兴亡慎重的人，你都应当对于这大批的失学的青年替他找个办法，绝不应该袖手旁观，坐视不理，瞧着有用的石柱沉沦于堕落的苦海，白白葬送了他们的生命，去掉了国家的栋梁，更不能来断送他们的前途”。作者呼吁：“失学的青年太多了，请不要因宿舍而限制名额吧！”能“多收容一点这些失学的青年，就是社会的救命者和青年的恩人”。

其实清华大学将不能多录取新生归因于“完全为宿舍不敷所限”，本是一种预防性的说辞。而学校之所以如此，正说明当年的社会舆论已经相当有力，不能不预留地步，故特以“完全”二字排除其他任何人为因素。但“社会”一方虽不满教育部的作为，却对国立大学有着更多的期待，“国家前途”和“国家栋梁”的提出，都隐喻着国立大学的责任。在穷而小的边缘知识青年与既富且大的清华大学之对立背后，潜伏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穷小”明言，他的意见代表着“许多的青年”，务必“请清华学校当局答复一下”，“祈勿不理”。

周葆珍和“穷小”的投书对清华考试题一辩护一反对，体现出《世界日报》想要维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在此前的8月15日，《世界日报》以采访出题者和阅卷员的方式刊发了陈寅恪关于清华“国文试题中之‘对对子’答案及所以如此出题之理由”的解释。内容大致相同的答辩随即刊发在《清华暑期周刊》之上，后者明确指出所应答的包括国文试题的对对子和作文。这些在报刊发表的言论，是对社会的答复，虽也涉及学理上的一些要点，但主要侧重回应的是报刊所反映的社会关注点。

陈先生在文中对“多人误会”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做出了解释，表明并非想要“夸耀清华之风景与富丽”，也不是“叙事体游记”，而是要“测验考生之想象力及描写力”。“所谓梦游”，就是要描写考生“理想中之清华大学”，是否实际到过清华园关系并不大。正是为考生考虑，才不出“梦游清华大学”而出“梦游清华园”，因为“写景易而描写学校组织、师生、课业状况较难，美的描写易而写实较难”也。近年俗套之题多被用尽，此题“实新颖、简单、美妙、自由，容易之至”。对这样好的题目仍有人发怨言，“想系入清华之心过切，或因他故而生忌嫉之感，不足介意”。

纯就作文而言，这样的题意应考者或不难理解。据张政烺先生回忆，他“同寓的陈君作文，只写游清华园，想在最后点出是梦。时间到了，梦字没出现，非常懊丧”，于是放弃了后面其他门类的考试。这是一项不成功的经历，但仍说明考生理解了题意。后来《清华暑期周刊》曾发表两篇获得满分的作文，皆以想象的描写为主，也都能充分理解题意。或正因此，很多关于作文的诘难的确有“因他故而生忌嫉之感”的味道；而陈寅恪特意表明此作文并非想要“夸耀清华之风景与富丽”，说明他对当时报纸上的讨论很熟悉。

在8月16日，《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以一段“编者的话”宣布：“关于清华大学招生试题，本栏曾发表了不少读者的意见，有的讥评，有的辩护；应说的话，大概也都说到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此便告一结束。”然而到8月19日又刊发了一组投书，理由是“在宣告结束的那天，又接到几封读者的来信，都是在前一天付邮的，当然不受‘宣告结束’的拘束”，故一齐发表出来。由于“反对的意见已经发表的很多，辩护的意见也已有几篇，而且出题的陈寅恪君也在教育界发表了谈话”，这回是真要结束讨论了。

不过，最后发表的四篇投书，全是质疑清华试题的，不排除报纸在刊发几篇辩护的投书后受到某种压力。其中一篇直接质疑陈寅恪关于“对对子”的答辩，其余三篇中有两篇是“春焰”和“杰”对“伯辛”投书的再反驳。虽然“伯辛”原先的辩论主要并不涉及“对对子”，而更多是针对两人从作文题引申出的议论，但“春焰”和“杰”的答复却几乎全在“对对子”之上。

在这追加的第二轮质疑中，只有一篇署名“尘悯光”反驳彭俊材的投书涉及作文，但其批驳也无多新意，只表示“梦游清华园记”这个作文题“玄之又玄”，确“有非议余地”；并进一步强调了“清华园”内外的差异：对那些不曾进过清华园的考生来说，对其实地事物本乏了解，“还要在梦中去游，而从事于记述之描写之”，等于不顾实际而“勉强虚构”，的确有些“强人所难”；而且，“除了资产阶级者不忧衣食无业多暇才能如俊材君般消闲地坐（？）在清华园中做驳人的大文章而游之逛之，恐怕贫家子弟却不能抛弃了他分内的工作，像那样醉生梦死地‘游’‘逛’”！

这样的批驳大致只是一种态度的强化，但前面各投书所强调的国立大学应遵守教育部规定而照顾全国中学课程，以及“穷小”代表失学青年向国立大学的质疑，均凸显出从“社会”立场以监督“国家”的意味，“清华学校当局”很难置之不理。即使校方不出面答复，也会要求下面有以因应。陈寅恪以出题者身份做出公开答辩，很可能也受到来自学校的某种压力。而投书者之间的辩论所揭示的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走向，尤其值得关注。

二、事后结果和简单分析

1932年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风波，如前所述，出题者陈寅恪不仅不回避，甚至可以说很早就参与了吸引社会对此的注意；因为只有社会充分关注，才可能达到他所希望的触动中学国文教育的结果。但社会的具体反应却不尽如其所预想，仅仅在技术层面稍作变更的作文题竟产生“大哗”的效应，大概就超越了他先前的思想准备。从投书者方面看，不同的人对考试方式变革的不满也未必同：“对对子”更多伤及那些能参与而无准备的考生，对那些贫寒到连报名费都是沉重负担而又具有强烈求知欲的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发泄不满的目标更多指向了作文题目。

尽管不少投书者都辩明自己并非考生，故其发言不是利益驱使，而是路见不平代人出头，但其言论所反映的首先仍是对考题的不满。1932年清华的国文试题，不论是与上届相比，还是与同年其他学校比，确实都显得更难。北大同年的国文试题仅是“文言译白话文一篇，无作文”。胡适当时曾说，“这次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易的国文常识测试”，应是写实。而上一年清华本身的国文试题，作文是在“本试场记”、“钓鱼”、“青年”和“大学生之责任”四题中任选其一。不仅范围更宽，后两题更可能是考生早有预备的。从这样的纵横比较看，1932年的清华国文试题的确容易引起考生的不满。

因为这次考试方式改革所引发的争议，中学国文教育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对不同的人其实意味着相当不同的意思。出题者明显感觉到民族危机，确有借大学考试以改变中学国文教育的深意；而当时对世事不满的一些边缘知识青年似乎更多思考着另外的问题，他们集国家民族兴亡和个人出路的压力于一身，故承载着大量看似不在的内外负担。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这批基本不署实名的无名之辈改写了历史。投书及相关的辩论使大学考试逐渐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公众表述，故必须接受社会的审查和评判。一旦象牙塔失却疏离于外在社会的独立性——疏离本身就是一种独立，不论那独立是多么有限——包括国文在内的入学试题就具有太多“功夫在诗外”的附加涵义，它不再仅仅是选拔合格考生的测验手段，而成为一个本身需要检测的公共议题。非常可能的是，至少对大学管理者而言，对后者的考量会超过前者。

结果，考生或社会的“抗议”得到学校当局的充分重视，可以说非常有效：清华当年的录取标准有所降低，而录取名额则大大扩充。1931年清华的新生录取标准曾是各科总平均须在54分以上，而国文英文算学三门平均须过49分。1932年则“经该校招考委员会议决”，虽“今年考生成绩不佳，录取标准亦未提高”，实际降为国、英、算三门平均及各科总平均皆须上45分。同时，“录取新生名额尽量扩充”，实际录取一年级新生342人，比原公布的招生名额增加了几乎40％。这是否如“穷小”所建议的那样降低了住宿标准不得而知，但说明要么原来的宿舍确有扩容的可能，要么学校又在别的方面进行了努力，总之新增幅度实在不小。

到1933年，清华的国文考试更非常为考生着想，不仅没有了可能引起争议的“新奇”方式，连作文题也不具备任何争议——考生可以在“苦热”、“晓行”、“灯”、“路”和“夜”五个题中选作一个。题目多而不偏，不至于再出现考生对此毫无准备的现象；相反，考生早有充分准备，通常都能以不变应万变，把任何题目引向其已经预备好的叙述方向之中，然后展开相对公式化的论述。

参与出题和阅卷的朱自清说，出“这些题的用意在看看考生观察与描写的能力”。因为以前出过议论题，但考卷中“总是许多照例的泛而不切的话”；这次变而出些小题目，“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找点自己的话”。但大多数考卷“还是发照例的议论，自己似乎并没有话说”。不发议论的也“往往只将题目轻轻一点，便飏了开去，来一大段不相干的故事或不相干的谈话”。很多考生不能理解题意：“‘苦热’的‘苦’字，除了几本例外，都被当作形容词看，解作既苦且热，或解作苦的热。”而考生“运用文字，也极少熟练的；几乎每篇都有些不顺的句子，加上满眼的别字”；虽没说出什么“切实的话”而能“大部分文从字顺的”，至多只有十分之一。

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最苦的可能是阅卷的老师。清华学生的国文水准后来是否就不如以前，或胜过以前，需要细致的考辨。但大学的入学考试从此日益深入公众的视野，却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演变。大学本身也拉近了与社会的距离，这是福是祸，固当别论；不过，“社会”主动监督“国立机构”的意识却清晰可见。

身负教育责任的清华大学虽是“国立”机构，但向来与“社会”和“国家”（state）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国家”与“社会”也向来容忍着“大学”这一特殊机构的独立自主性。在这次事件中，清华大学因其“国立”性质而被投书者视为“国家”的某种代表，其原来基本自主的作为受到了投书者所反映的“社会”之监控，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因应着“社会”的要求。

多数投书者是以弱势的形象出现的，投书的总体数量也并不算多，但却能使他们眼中强势的国立大学就范。是腾诸口耳的传播大大增强了“舆论”的力量？还是帝制时代本较独立的“社会”逐渐与共和时代的“国家”融合并借助报刊这类新形式强化了其“参与”能力？这一现象也许可供那些争论中国是否有所谓“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人参考。

而且，此次事件中居于“社会”一方的正当性及其对当事机构的威慑，正是建立在指斥特定的国立机构未能恰当地遵循国家的政策性规则之上；即“社会”并非以独立于或外在于“国家”的立场来监督国家机构，相反，它诉诸“国家”以强化其监督特定国家机构的职责，并迫使后者让步。换言之，“社会”是在代“国家”立言，要求其维护自身的权威，即“中国教育行政的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学这样相对特殊的国立机构此前曾享有的某种独立性。

尽管这次争辩的言论往往带有较强的情绪性，知识精英和边缘读书人似乎都呈现出较为成熟甚或深刻的一面。出题者确实有希望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改变中学国文教学的预谋，而实际代表着考生的投书人也或多或少看出了这样的意图。许多人更已充分意识到，考试也是一种表述。争论者之间一个明显的议题是，大学的入学考试是否应该反映和表达时代和社会的要求？暂不考虑这后面隐伏的教育和学术是否应该疏离于社会的大问题，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更直接的问题是，考试应当侧重社会上众皆认可且相对长远和固定的知识呢？还是必须要体现类似“阶级关系”、“行动的时代”和“革命”这些社会思潮中的新兴主题？

不论考试本身是否应当如此，这些主题在关于考试的讨论中已实际表述出来了。从辩论的言说中可见朦胧的阶级意识已相对普及，而阶级关系这一新概念牵涉到相当广泛的思虑，从报名费到清华的固定经费、教师不罢课、学生无学潮等现象都牵连在内；表面侧重的似乎只是中国内部的社会不平等，然而也终于有人点出了这与国耻和国家形象相关。另一方面，一般家庭难以负担的高额费用的确暴露了新教育体制整体上的不公平。如前引1936年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的报道说：“往昔科举书院制度之下，贫寒子弟犹可奋志苦读，置身通显；乃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

类似的思路进一步反映在1933年的国文考试之中，阅卷的朱自清发现，考生“作‘苦热’一题者多分贫富二类立论，殊有帖括气，然足觇近人思想方向也”。大部分考生的论述为：阔人虽热，但可以住洋房，用电扇，吃冰激凌，甚至去青岛、北戴河避暑；而穷人则多以洋车夫代表，在烈日炎炎下跑得气喘汗流，坐车的还叫快走。上海考生多说到此而止，北平考生往往还要说车夫倒地而死；“这一回卷子里，洋车夫真死得不少”。此外，“做‘夜’的也常有分阔人的夜与穷人的夜的；做‘晓行’的虽因早晨的乡间不大会有阔人而拉扯不上去，但也常将农人的穷苦与苛捐杂税等等发挥一番”。

朱先生说，“这种恨富怜穷的思想，是这回南北试卷里的普遍思想”。但他认为这未必反映了考生的“根本思想”，因为可以看出“这并不一定是考生诸君自己真正相信的思想”，而不过“是些人云亦云的门面话，像是哪儿捡来似的”。有一本卷子在文后有小注，明言其读到“诸杂志上谓时代渐趋于普罗文学”，为要追逐这“时代潮流”，所以会这样写。的确，连前引为清华考题辩护的“伯辛”，也同意当时唯“普罗文学是时代的”。朱自清承认这是“近年来最流行的思想，‘诸杂志’确是多说的这个。青年人谁不怕落伍？怕，便非‘追’不可”。也因高中“国文教师只是新思潮的贩子”，学生为追随老师，便“所有的新思潮他都得来一手儿；国文教师为供给这种需要，也便到处张罗，专心对付”。大家都欲“得其大意，便于谈说”，故“这种恨富怜穷也不过一种新洋八股而已”。

当年中学国文教材本不统一，教师往往据其自身的偏好和特长有选择地发挥和引导；而那些有志于读清华一类大学且家境能负担之人，想必在上中学时会选择“性相近”的学校，所以朱自清所见的考试情形的确能反映为那些为大学升学考试而预备的中学国文风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帖括气”当然意味着广泛流行的意思。故陈寅恪不仅出了渐已失传的对子题，所出的作文题也不那么好作，都直接挑战了已成惯习的“新洋八股”，非常可能触犯众怒。

在尊西的时代，“新八股”更因挟“洋”而增强其影响力。且“八股”的力量本来就在于众皆遵循的公式化，最明显的是那些未能应考者、落榜者和代其出头之人在其投书中都反复发扬着恨富怜穷的“时代潮流”。其实不仅是“青年人谁不怕落伍”，老师亦然。朱自清看到的中学生及其国文教师在追逐“时代潮流”方面的互动互竞，便是“非‘追’不可”的显例。他在公开论述中说这些人仅仅是拾取人云亦云的门面话，不一定反映其真正的思想，或许还有点书生之见，但其私下的记载已指出这样的帖括气“足觇近人思想方向”。

一种思想能成为师生竞相追逐的“时代潮流”，当然不会无因而至。20世纪中国的士风本以激进著称，但“激进”本身尚不足以说明此问题。从前面的讨论可知，以“阶级”为象征的贫富层次其实还很多，则社会似乎尚未两极化；具体个人对贫富的感知标准可能很不相同，唯“眼光向上”似已成那时很多人的共同倾向：他们看见和对比的更多是那些更为富裕的，而对其身边更贫寒者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样一种眼光的转变，恐怕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正因为轻视甚至蔑视贫寒（以及城市藐视乡村）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风气，才使“穷”而“小”本身具有了某种社会批判的正当性，这或者即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革命温床”。1933年夏天刚去过江浙的顾颉刚发现“南人甚恨国民党”，他当时就感觉“共党起或有办法。如仍无可为，则中国惟有亡国耳”。是外患使亡国成为一种迫近的可能，但外患也考验着执政者。如果说章太炎和刘大鹏这样的上层和基层知识精英对执政的国民党不满主要是因其不能立即抗日，顾颉刚眼中的“南人甚恨国民党”却是因为所谓的“农村破产”。

曾经温和甚至“反动”的丁文江在这次清华考试前夕说：现在“许多青年进了共产党，许多青年在学校里闹风潮。但是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两年后他更感到有必要提出并回答“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其“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但仍“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认识到上述内外不满聚集起来的力量，或许就能理解丁文江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他的言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日长幼咸逐的“时代潮流”是多么有力。

历史上有不少意义明显的大事，可能包含着很多看似与该大事无甚关联的社会细节，而这些细节或许牵连着许多“题外”的宏阔时代主题；反过来，有些看似不存在或不明显的现象，却汇集了众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和意蕴。陈寅恪自身的努力虽然可以说“失败”，因其革新考试而不满的那些投书者却可能改写了历史。当然，与其说这些投书人一次性地改变了历史，不如说他们的作为体现和反映了一种进行中的趋势或倾向：造成和推动把象牙塔置于社会监控之下这一重大转变的因素很多，而且这也是一个相对长程的演变。即使这样，即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因主动隐去其实际姓名而成为历史上的无名之辈，他们仍然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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