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

2025年，我国贸易顺差创下1.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巨额贸易顺差虽然对于当下的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保持国内外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看，其影响需要更加全面地加以考察。不久前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这一表述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原文 ：《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

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礼卿

图片 |网络

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告诉我们，贸易顺差是储蓄过剩在事后的镜像。在一定程度上，贸易顺差往往也是储蓄过剩的结果。因此，减少储蓄过剩，将是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努力方向。储蓄过剩或者来自于消费不足，或者来自于投资不足。如何才能增加消费和投资？采取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产权保护、法治和投资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等等。适当扩大金融开放，包括允许更多的双向资本流动，以及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我国经济的再平衡。

通过QDII、债券通、沪深港通（南向通）、理财通等管道式开放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内资本合法合规地流向境外，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再平衡。在当前情况下，适量的资本流出可以在总体上减少国内储蓄过剩压力，减少将过剩储蓄变为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的机会，减少内卷式出口竞争，最终有望促进贸易平衡。扩大私人或居民部门的对外投资，有助于提高外汇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最终有助于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企业国际化经营和个人全球财富配置，可减少其经营和投资收入的不稳定性和风险，起到熨平消费波动的作用，对投资稳定也有积极影响。扩大金融开放是双向开放，并非仅仅是资本流出自由化，也包括扩大资本流入。允许和鼓励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金融服务业。扩大金融开放，将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促进经济再平衡。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当前，扩大金融开放面临非常复杂的环境。与十年前相比，我们正面临经济全球化放缓、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大国博弈升级、贸易摩擦频发、海外直接投资安全隐患增大等新的挑战。不过，站在历史性的战略高度看，这些不应该成为扩大金融开放的阻力，恰恰相反，应该将其当作新的动力。过去40多年，包括加入WTO在内的对外开放举措反复表明，扩大开放总体上让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变得更加安全。面对更为频繁的外部冲击，完全可以通过“干中学”不断提升自身的监管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使开放的经济系统变得更有韧性。实际上，通过不断深化面向市场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完善法制和投资营商环境，上述一些挑战和问题也完全有可能被淡化，甚至化解。

做出恰当的政策安排，以防范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维持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我国逐渐走出房地产市场调整和通缩压力的关键，也是应对扩大金融开放后外部冲击的主要政策工具。为了提升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有必要不断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经过多年探索，对于因信息不完备、非理性反应以及金融市场顺周期性等引起的问题，我国已尝试了不少成功的创新安排，如引入远期售汇保证金制度、设定并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系数等。继续推进监管创新，可以为开放格局下的金融稳定提供保障。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区间。国际经验表明，灵活的汇率安排有助于及时消除外部经济失衡，降低投机性攻击和金融动荡的概率。另外，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高后，保持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也有助于维护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扩大金融开放的具体建议。加快完善并适当扩大以自贸区账户为载体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进一步放宽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限制，包括扩大投资范围、提高便利化程度等，鼓励外商投资进入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行业。逐渐放松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限制，提高QDII额度。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外汇管理局累计批准QDII额度为1761.69亿美元，机构193家，公募QDII基金存续335只。未来，可根据我国国际收支形势，稳步加大QDII额度，并相应增加机构数量。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维护“走出去”企业的合法权益。通过G20等政策对话机制，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央行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和政策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资本流动大进大出，避免由此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另外，在一些地缘政治敏感的国家和地区，“走出去”企业常常面临不合理的罚没、制裁和权益限制等经营风险。对此，应通过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其他外交努力，加强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1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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