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长征路上的“通校复课”

开栏语

“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依旧坚持办学。”周恩来总理曾感慨，“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

从“半部电台”起家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到跟随党中央踏上漫漫征途的“红星第三大队”，师生们在战火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学。背包上的小黑板、竹管套着的铅笔头、弹片上刻下的电码——这些细节不仅记录着一所学校的坚韧，更承载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而那些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的师生，都有名有姓，真实存在，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千古颂扬。

西电官微将连续刊载《长征路上办学》一书内容，与师生校友一同回望那段“边走边学”的峥嵘岁月，从先辈足迹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三章 通校复课

第一节 教员刘寅归来

红军通信学校恢复办学的具体时间是1935年8月28日，地点在四川阿坝的查理寺。

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6月2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召开报务、机务人员联席会议，对电台通信人员做了统一调整：红一方面军调出5个无线电分队、30多名技术人员到前敌总指挥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8月上旬，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军委三局相应地也分为两部分。伍云甫、刘光甫等率一部分技术人员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人到了左路军，王诤、曾三等率另一部分技术人员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人到了右路军。

军委三局的这次人员调整，其实也把原红军通信学校分为两部分，其中通校校长刘光甫等人到了左路军，政治委员曾三等人到了右路军。

不久之后，随左路军行动的刘光甫这边，办起了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学校。

这两所学校，最后将随三大主力会师、长征取得全面胜利而重新合并。关于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后文会介绍；至于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将在下一章详述。

1935年8月22日，左路军行至四川阿坝地区，红军总司令部成立第三局，任命宋侃夫为局长、伍云甫为政治委员兼第三科科长，王子纲兼任第一科科长，刘光甫兼任第二科科长。

随后的8月28日，原红一方面军通信教导大队部分人员与红四方面军参谋处无线电训练班人员合并，成立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

就这样，已停办一段时间的红军通信学校恢复办学。

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校长继续由原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担任，伍云甫兼任政治委员。专职教员除沈毅力外，新增了刘寅；兼课教员包括李士俊、王玉衡。罗若遐专教英语，刘振堂负责讲授政治课。

当刘寅的名字出现在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新增教员名单里时，大家是不是感觉有些熟悉？

其实早在1931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成立时，刘寅就担任过训练班教员，教授报务、文化和英语。

在江西瑞金举办无线电训练班一至三期时，刘寅任专职教员；举办四、五期时，刘寅主要从事通信工作，兼做教员；六期以后，刘寅就不再担任教员，专职从事红军通信工作了。

据2018年出版的《刘寅传》记载：中央主力出发时，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要求刘寅留下来，负责中央分局与中央军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有3部电台，分别配发给项英、刘伯坚和陈毅。

红军主力长征出发三天后，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发现刘寅不在队列中，迅即报告朱德总司令。经朱总司令过问，急电通知中央分局，项英同意刘寅跟随总部电台转移。

按照这一指示，刘寅于1934年10月17日离开瑞金，追赶已经出发的红军总部。

在追赶红军总部的日子里，刘寅发起了高烧，他只得嘴含一颗青涩的野果，咬牙赶路。三天后，朱总司令仍未见到刘寅跟上队伍，担心他单独行动可能发生危险。叶剑英特地让邓发转给刘寅一把驳壳枪和一匹乘马，以保障其行军安全。

刘寅赶上红军总部后，即被派到无线电六分队工作，之后担任六分队队长。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寅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刘寅为什么会重新回到通校当一名普通教员？《刘寅传》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南下途中，张国焘不仅架空了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还对中央红军调来的无线电人员无端产生诸多怀疑，另眼看待。由于刘寅就来自中央红军，张国焘对他由不信任进而猜疑，于是就把刘寅从无线电六分队分队长岗位上替换下来，安排到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当教员。当刘寅找到政委伍云甫要求下部队时，伍云甫嘱咐他要顾全大局，安心工作……此后，刘寅就再也没有提下部队的事，安心在通信学校当教员。

在之后的长征途中，重新归来的通校教员刘寅，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组织学员们坚持训练收发报技术，给他们教授英文，并及时为部队补充急需的通信骨干。1936年6月，刘寅在草地行军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当选为通信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

今天，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的通信教育史，其实也与刘寅紧密相关。

198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抓紧时间抢救历史资料，要求各部门、各地方整理编写党史、军史、行业史等。时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刘寅在杭州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此项任务，决定由西电负责搜集、编写我军通信教育史，并特别指明由老红军、西电时任党委书记朱仕朴主持这项工作。

历经三十载接续努力，六易其稿，许多老同志卧病在床仍一字一句讲述当年的亲见亲闻，西电人终于在2012年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通信教育史》，为那段没有多少文字档案记录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堪称“绝版”的史料。

如果没有刘寅的关心和布置，没有朱仕朴等人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我军战争年代的通信教育史必将留下许多难以弥补的遗憾和空白。

第二节 秦华礼上通校

在与原中央红军的通信学校合并前，红四方面军参谋处无线电训练班经历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办学阶段，已举办三期，累计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30多人。

合并之时，红四方面军参谋处无线电训练班正在举办第四期。

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亦称川陕时期的第二期训练班，共有学员30余人，因人数较多，单独建队。训练班负责人为宋侃夫、王子纲和蔡威。

这一期训练班早在1934年4月便开学，但开学后不久，因随军渡嘉陵江向川西北转移，学习时间拖得很长，直到与原中央红军通信学校合并时，这期学员仍未毕业。

在这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中，最后一批加入训练班的秦华礼的故事值得关注。

1912年农历腊月初十（公历1913年1月16日），秦华礼出生于川陕交界处的四川省通江县陈河乡大巴山脚下一个极为贫困的小山沟，名叫秦家碥。

秦华礼家是一个贫雇农家庭，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因为家穷，穷到“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三个姐姐都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秦华礼不满周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只有他和母亲二人。母亲刘秦氏靠给别人做针线活，艰难地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计。

秦华礼七八岁的时候，母亲送他上了一年半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失学后，秦华礼靠打零工度日，后被送去裁缝铺当学徒。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江县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十九岁的秦华礼报名参加了游击大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10月，在前往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之前，秦华礼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组织部的青年干事。

秦华礼在2016年出版的自传《百年风雨路》中这样回忆：

有一天，詹才芳政委叫我去谈话，他说：“部队通信很重要，打仗没有通信就等于人没有耳目，组织决定调你去学无线电通信。上通信学校条件要求很高，出身要贫雇农，中共正式党员，政治上可靠。部队急于需要，你的任务很重，要刻苦学习，学成后还回来。”

之后，保卫部张部长又找我去谈话。张部长问得非常详细，从我的出生年月、家庭情况、兄弟姐妹的情况，一直到母亲娘家有些什么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什么成分，等等。问我当红军前在家干什么，何年、何月、何地、怎么当红军的，何年、何月、何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哪个军、师、团、营、连干过什么职务，何人证明，等等。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审查。这些，我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唯一麻烦的就是，我上过一年半私塾。对这个问题，张部长问得非常具体：“贫雇农连饭都没得吃，哪来的钱读书？”还问教书先生的姓名、家庭成分，以及同学的姓名，和我的关系，等等。我说不很准确，但那时他们也无法去调查。

对我的审查结束后，就让我去组织部，然后由组织部写介绍信去总参谋部。当时，我们一同去了五个人，有冯国寿、林桂生，还有俩人的名字记不清了。五人中我和冯国寿的年龄最大。当时都是二十一二岁，另外三个人比我们小。参谋长倪志亮叫传令兵把我们两个年龄大一点的送到通校去，三个年龄小一点的留在总参学译电。

第四期训练班是在隆隆炮声中开办的，其思想政治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政工处负责，行政生活归参谋部负责，训练业务归一台领导。

这个班被编为一支独立的队，由学员汪德祥任队长，查茂德任政治指导员（后为彭宗珠）。戴国栋是这个班的主持人兼报务员、英文教员。

秦华礼和冯国寿被抽调去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的时候，班里其他同学已经断断续续在战斗间隙学习了一年多时间。

《寻剑：无名英雄蔡威传奇》里是这样描述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那一年多的办学情形的：

电训班缺教材、少教员、缺教具，困难重重，连铅笔和纸张也是利用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从敌占区（陕南）弄来的，数量不多，由领导亲自管，限量发给，不能多用。为了不影响电台工作，电训班只好利用一架旧风琴上发报课，行军时还得抬着风琴走。

从一线战斗员被调往通信学校学习，秦华礼自然充满了疑问，他在《百年风雨路》中这样写道：

在去通校的路上，我们边走心里边嘀咕：把年龄大的送到通校去干什么呢？

我们到达红军通校的时候，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天黑以后，来人叫我们俩去三局报到。我们更疑惑了，本来叫去通校的，现在又叫去三局报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不知道通校归属三局直接领导。

我们到达三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首先见到的是伍云甫政委，他正在听收音机。当时，我们根本不懂收音机是个什么东西，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讲话，我们东看看，西看看，很好奇。伍政委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说：“这叫无线电收音机，你们来就是学这玩意儿的，但你们不光是学收音机，主要是学习无线电报。”接着，又问了一下我们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还说，无线电报通信非常重要，有了它，部队就可以打胜仗，你们要好好学习，等等。

之后几天，又陆续来了一些学员，共有30多人。现记得除和我们一起去的五人外，还有原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的一些同志，也来了一些原一方面军通校的同志。

全体人员都集中后，三局局长宋侃夫宣布学校组成人员：校长刘光甫，主任教员沈毅力，教员刘寅，兼职教员李仕俊（李士俊）、王玉衡、岳夏（新闻台的），政治教员刘振堂，排长秦华礼。一个排分为一、二、三共三个班。

红一、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学校合并，重新恢复办学的红军通信学校，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学员数量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新的学习环境会彻底好转吗？迎接秦华礼他们的会是一段怎样的学习生活呢？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四期（长征途中并入红军通信学校）

学员29名：秦华礼、刘澄清、邓国军、唐士吉、胡正先、刘成义、胡时全、刘继明、李福荣、郭福喜、田友仁、刘福乾、杨家德、杨永贵、何世长、李春林、何永忠、冯国寿、谢而胡、刘纪铭、葛正美、谢申明、邱金华、刘修杨、齐振海、张永孝、杨大奎、张大志、戴永年。

第三节 “土包子”学洋文

秦华礼进入红军通信学校的具体时间，他在自传中并未提及，但在通校政委伍云甫的日记里面却有记录。

《红军长征日记·伍云甫日记》记载：“（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晴。上午移驻来路五里处（沿金川上行）。十台戴池弯调三局，黄奕琪（棋）调一台，见习生三名入校。”

1935年8月28日，红军通信学校已经恢复办学。在8月29日的日记中，伍云甫提到了“刘等二十人住通校，伍率十人住七分队”；又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三名见习生入校。从以上事件可推测，秦华礼、冯国寿等人的入校时间大概就在这期间。而伍云甫提到的“入校”，入的就是恢复办学的红军通信学校。

秦华礼在《百年风雨路》中写道：

第二天，我们就正式上课了。

第一堂课主要是介绍我们学习的主课程：收发报、英语、电学、机务、政治等。因我们文化程度都很低，大多数人在家只读过小学，二三十年代农村的小学，特别是私塾小学根本不学阿拉伯字母，英文就更没有学过。所以，学习起来特别困难。

那时，物资条件相当困难，学习无固定场所、无教材、无设备，我们叫它“三无学校”。尤其是学习用品，如纸、笔、器材等，更是十分紧缺。

我们在家时，从来没有用过铅笔、自来水笔，当时是用毛笔。通校开学时，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支铅笔，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用。对此，沈毅力老师还专门安排了课程教大家如何使用铅笔，从怎样削铅笔开始，一直讲到如何使用铅笔。沈老师边讲边削铅笔演示给我们看。

当时用的纸，是前方打仗时缴获敌人的一些无用的文件纸，还有就是大地主家的一些旧书，双面的裁开后再用。器材只有两只电键，一个蜂鸣器，电池用1.5伏两个A电连起来。这些，都是前方部队用过的。

长征途中，在通校的这段学习生活，给秦华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过。

用秦华礼的话来说，通校的学习生活是紧张愉快、生龙活虎的，但也是艰苦的。虽然学员文化程度低，学习条件差，且大部分时间只能在露天上课，困难很多，但他们的学习劲头都很足。

为了完成组织赋予的这个特殊使命—学习无线电技术，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关于这些难题，秦华礼在《百年风雨路》中这样记述：

一是学习方法。在一无教材、二无器材，而且都是在野外上课的情况下，我们从来没见过黑板，也不会记笔记，全靠听教师讲，大家死记硬背。没有电键、蜂鸣器，就用口模仿蜂鸣器的节奏拍发电码，其他人就练习抄收电报。行军时，还边走路边用右手指在左手拇指上练习发报。

为了能尽快地记住单词，我们就自动组成两人一组，因有一部分同志先进学校半年，就分别把先进校的和新进校的同志混编成一组，这样，无论是学英语，还是学收、发报课，效果都很好。

那个年代的电台都是单工，只能用手收发，不能用嘴讲。无论学英语或是阿拉伯字母，都要边念边写。平时行军、休息、吃饭和晚上睡觉前都可学习。

学习英文，我们从认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再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都攻下来了，26个英文字母，不到一个星期，大家都能倒背如流了。

那时，收报机叫“再生式”，即有三个30管（灯泡）；发报机叫“哈特莱式”，即三个31管。练习装机器，没有图纸，就在泥土地上抹出个长方形，在上面画上三个灯座，摆好各种元件，再用铁丝（如铁丝不够就用细草绳）告诉你一头对着变压器P—灯泡某个脚，G—某个脚，我们完全靠死记。蜂鸣器用1.5伏即两只A电连接，叫串联或并联、串并联，讲欧姆定律。

二是器材难。首先是铅笔少，一支铅笔写到手指都夹不住了，也舍不得丢掉，就破开小竹筒，把它夹起来再用。后来，干脆就把竹子削成笔杆，在火灰中烧一下，尖的那头像钉子一样硬，然后再用铁铲把地铲平磨光后，就用竹笔在地面上练习写字。

蜂鸣器用的A电是前方部队用过的，我们就把外面一层纸皮去掉，用钉子在铅皮上钻许多洞，再把电池放进装满盐水的竹筒里浸泡起来，这样就又可以使用很长时间。这种土制电池，我们叫它“麻子牌”电池。

装机器材是前方部队缴获敌人的收音机送到学校做实验用的，但它只能收听广播，不能收发电报，也不便携带。所以，必须把零件拆下来，分给每个学员自己保管。那时候，捡到一个小钉子，都很宝贵，要用旧纸包好，装在身上。当时的纪律是：要像战士保护枪杆子一样地保护钉子，人在钉子在。

机务学习，既无实物又无文字教材，完全是刘校长直接讲述，实际上就是讲他的经验。每逢夜间露宿在树林里时，学员们都围成一圈，他坐在中间讲：什么叫电，如打雷；什么是摩擦生电；等等。举的例子通俗易懂。

关于这段经历，尤其是英语学习经历，通校专职教员刘寅也记忆深刻。

《刘寅传》里有这样的描写：“刘寅等教学员们学英语，是从学习通信用语开始的。学习过程中，创造了不少新颖的学习方法。教员集中领读几遍之后，要求学员自己背诵。然后，把学员分成二人一组，其中一人先说中文，另一人则答出英语。如此反复几次，以加强记忆。”

秦华礼在《长征路上的通信学校》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搞好学习，大家发明了很多好方法，例如，集合报数时，规定必须用英语——one、two、three……晚饭后做游戏，也用英文字母和数字；行军休息时，两人编一组，互相提问、背诵。这样一来，‘土包子’学洋文，学得蛮有兴趣，卓有成效。”

而在自传《百年风雨路》中，秦华礼这样回忆：“在草地行军艰难跋涉的日子里，我们的脑中却要时刻背诵通信发报中的英语单词，还要背熟与对方电台联系的英文符号，以及对方机器的频率、声音、手法等。只有把这些全都记熟了，到了真正在机上接收到信号时，才能准确地判断出敌我电台，不出差错。”

2016年9月1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邀请了多位亲历长征的老红军，讲述他们在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时年103岁的秦华礼再次回忆了当年长征路上学习英语的场景：“最难学的是英语，我们行军时，每个人后面背个小木板，上面写着英语和汉字，后面的人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看着小木板背单词。”

画《长征路上办学》，赵硅作，2001年

人物群雕《长征路上办学》，位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2015年落成

第四节 夹金山救老师

长征途中，秦华礼在红军通信学校共学习了8个多月。

学习期间，仅有两个时段是在室内上课：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在四川省西部天全县一个山沟的百姓家中学习；1936年5月至6月，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北部的炉霍县上课。其余课程都是在野外进行的。

1935年11月16日，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名山和邛崃之间通道上的重镇百丈关。11月19日，国民党军队向百丈关反扑。红四方面军与敌激战七昼夜，毙伤敌人1.5万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

这场战斗被称作百丈关战役，是1935年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川军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其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进行之艰难、之悲壮、之惨烈，可谓红军长征史上仅次于湘江血战的大战。

在百丈关战役期间，红军通信学校学员奉命前去抢救伤员。秦华礼在《百年风雨路》中写道：

到了前线，只见百丈关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全都成了敌我拼搏的战场。英勇的红军战士们冒着浓烟烈火与敌人拼搏，只听到杀声震耳，只看见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一些身负重伤的战士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有的甚至拉响手榴弹与冲上阵地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1935年12月2日，百丈关战役之后，红军通信学校师生转移到四川天全县双河场（今芦山县双石镇双河村）继续办学，直至1936年2月中旬撤离。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双河场。

1936年2月11日至23日，根据《康道炉战役计划》及《补充计划》，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分三个纵队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

就在撤离天全、翻越雪山的时候，通校师生中发生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通校师生是2月13日开始撤离的，前一天各电台召开了联席会。2月20日，他们开始翻越夹金山。

对于来自原红一方面军的伍云甫、刘光甫、沈毅力、刘寅等通校教员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了。

据《刘寅传》记载，就在第三次翻越夹金山时，刘寅遇到了大麻烦，因行军而溃烂的双脚又遭冻伤，肿得鼓鼓的，失去了知觉，已经无力抬脚继续迈步前行。

就在这时，通校学员秦华礼吼道：“绝不能把恩师一人丢在这里！同志们，我们抬他走！”雪山之上，环境恶劣到了极点，每个人都到了体能极限，大家都已自顾不暇，刘寅自然不肯让大家抬他。

秦华礼急中生智，拿出几根绑腿带拴住刘寅的腰，前面两人拉着，后面两人推着，就这样踏着没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带着刘寅翻过了雪山。

关于通校师生第三次翻越夹金山，秦华礼在《百年风雨路》中是这样描述的：

与前两次爬雪山过草地相比，这次的情形格外严峻。

首先是粮食奇缺，大米几乎见不到，每人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玉米。出发前，要先将玉米炒熟后磨成粉。可是，在那种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许多人根本来不及磨，只能把炒得半生不熟的玉米装进袋子带走。但是，分到手的这点干粮，不到三天就吃完了，只能四处采摘野菜充饥。另外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时值严冬，气候恶劣，部队却没有过冬的棉衣。我们南下出发时是身着单衣的，经过近一年的长时间行军作战，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就像乞丐一样。当时，天全、芦山、宝兴一带棕树很多，我们就把棕树皮剥下来扎成棕衫，用自制的棕衫遮雨、包脚驱寒。

记得南下时走过的夹金山等都在海拔4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冰雹不断。这些大山，越往上走越觉得头昏脑涨，四肢无力，气都喘不上来。尤其是到了夜间，寒风怒吼，大雪弥漫，气温骤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我们的衣服都冻成了冰筒子，眉毛胡子上面也都结满冰碴儿，许多同志都被冻僵在雪堆里。

川西一带生姜、辣椒很多。为了御寒，我们就每个人自己做一个竹筒，向老百姓买来生姜、辣椒，切成丝拌在一起，装进竹筒随身携带，实在冷得受不住的时候，就吃一口生姜辣椒丝驱寒。

当时，最为紧缺的是盐。因为盐的数量不多，所以，学员队规定，任何人不能随便吃，一定要快到山顶时，听我统一口哨声才能开始吃，而口哨声再次响起后，就必须立即停止，要留些准备后面过党岭山时吃。

1936年4月13日，通信学校师生到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秦华礼在此度过了他在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期间的第二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关于在炉霍县学习的情形，秦华礼在《百年风雨路》中写道：

在炉霍县的近两个月学习，是我们毕业前的两个月，既要上电台实习，又要练习装机器，时间非常紧张。这时，总部电台台长王子纲同志给学校送来了一只150伏的电压表，还有一些收、发报机的旧零件和被复线。

白天，由刘校长教装机器。他先演示将各种零件在一块木板上摆设好，再接上线用表量，通了电就算成功。然后，由我们每个人学做一遍，一个人拆下来，另一人再照装一遍，各种元件、每条线通到某个元件，都要记得烂熟。

到了晚上，刘校长再专门讲机器的维修课程，整个教学就像讲故事一样，非常生动、具体、详细。比如，当从耳机中听到嗡嗡声却听不到你所需要的信号时，说明机器出现故障，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检查等。这些经验和实际动手装机器的办法，还真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能顺利解决，圆满完成通信任务。

1936年7月17日，第四期学员在甘孜县沙窝小喇嘛寺，完成了在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生活并正式毕业。秦华礼被组织分配到红四军军部电台任副台长。

红军过雪山（版画）

第五节 胡正先学无线电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通信学校恢复办学。在恢复办学后招收的这批学员中，还有一名学员的故事值得关注，他就是秦华礼的同班同学胡正先。

胡正先，男，1918年出生，安徽六安人。1930年12月，十二岁的胡正先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两年后，年仅十四岁的他毫不犹豫地跟着红军队伍离开家乡，从此踏上革命道路。

行军路上，没有上过学的胡正先开始在部队的培养下学习认字。认字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学习排在自己前面的战友后背上贴的字。

就这样，今天认三个，明天认三个，一路走下来，胡正先很快就认识了三四百个字。

1934年4月，在四川通江县，红四方面军举办了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川陕时期第二期）。

这时候，刚刚认识几百个字的胡正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他被选送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2023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吾家吾国》栏目播出了主持人王宁采访胡正先的专题节目。时年105岁的胡正先，深情回忆了自己学习无线电的经历。

在节目里，胡正先向主持人介绍了自己如何进入红四方面军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以及怎样在无线电训练班里学习。

王宁：就因为您认字的基础有了，您就进入了无线电学习的大门？

胡正先：说你读过书，上了几年学？我说我没有上过学。说你认识多少字？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参军以后，认识的几个字。人家就给我一支笔，让把认识的字都写下来。我记得我写了还不到500字，写了400多字。那个人看了看，说行，不错，就叫我去学无线电了

（主持人王宁独白）我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红军行军路上，就有了无线电训练班。当我问胡老这是怎样的训练班时，胡老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电台设备全靠从敌人那儿缴获，并没有条件组建大规模正规的训练班，仅有一个了解无线电知识的高中生来做教员。在这个训练班里，甚至没有像样的教学装备。

王宁：那个时候讲课的工具，是用这个打字机吗？

胡正先：我们用的是风琴，但不是很大，就这么大一个小风琴，当时是脚踩的。

王宁：用风琴练莫尔斯密码吗？

胡正先：用风琴。你的脚一踩，就收。嘀嗒……

（主持人王宁独白）胡老告诉我，在训练班学习的时候，正值红军进行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作战，他和学员们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学习无线电知识。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极其简陋的训练班里，刚认识三四百字的胡正先，要先学习英文。

王宁：您学英语，是从ABCDE……这26个字母开始学的？

胡正先：是的。我在长征路上学英文，学了不少，开始没学无线电而是先学英文。当时在一段时期里，我们生活中都用英语说话，教员管得严，不叫你说汉语，就叫你说英语。

王宁：那证明一般的英语对话，您也都会点儿吧？

胡正先：个别的英文单词，比方说，窗子 window，是不是？你，you、your，是不是？

王宁：还有这里。

胡正先：here.

王宁：你好！

胡正先：How are you!

王宁：Fine, thank you.

胡正先：有时候还记得，多少年了你看，那是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主持人王宁独白）在训练班学习了七八个月之后，胡正先被分到了电台部门实习，这是他第一次用上真正的发报机。但这时他才发现，实际的电台操作和训练班里教的竟然完全不一样。

王宁：这不都学会了吗？

胡正先：在学校训练班学的这些英文都是原文，电台上用的英文都是简语。

王宁：怎么理解？

胡正先：比方说HR，这就是此地，here。

王宁：代表了“这里”。

胡正先：两个字（母）就代表了here, message就是三个字（母），MSG就代表电报了。但是这个教员他没在电台工作过，他只懂得无线电。他知道无线电的常识，但是在电台上具体工作的、怎么工作，他就不知道了。

（主持人王宁独白）既然无法立刻上手，就只好继续学。就这样，胡正先在电台部门做起了勤务兵。

从红四方面军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完毕，分配到电台却不会实际操作的胡正先，在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两个通信学校合并之际，再次迎来人生转折的机会。

1935年11月底，合并后的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已经行军至四川天全县附近，并在此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办学时间。当时正在电台部门做勤务兵的胡正先，被连队指导员再次推荐去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带过他的老师中就有刘寅。

王宁：等于您得为了当“听风者”，反反复复地学。

胡正先：像我也没读过书，脑子笨一些。我们训练班有七八个人，人家都毕业了，我没有毕业。我说我还回部队，我学不会。指导员说，不要回去了，马上办下一期，跟着下一期学。所以人家学一期，我学了两期。

王宁：咱只要愿意学，愿意花工夫，最终一定能学会。

胡正先：对，功到事必成！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红军通信学校再次一分为二。刘寅、刘光甫、刘振堂、王玉衡等一部分人员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伍云甫、罗若遐、沈毅力等另一部分人员则到达陕北。

在西渡黄河的人员里，就有胡正先。

1937年5月初，在陈云、滕代远、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仅剩400余人的西路军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在新疆迪化，这批人员驻扎在东门外后街（今五星街）的一座营房里，对外称“新兵营”。

按照中央从延安来电指示，新兵营的人员被组织起来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航空和无线电等技术。胡正先再次被选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这批学员共计24人，许多曾在川陕时期以及合并后的红军通信学校学习过无线电技术，他们组成了新疆新兵营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直到1938年3月，新疆新兵营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全部学员才在刘寅的带领下，经兰州回到延安。他们到达延安时，已经是1938年4月底。

那时候，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军通信学校已与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并由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更名为中央军委通信学校。

2023年10月，中央电视台《吾家吾国》栏目，主持人王宁专访百岁“听风者”胡正先

下期预告

长征落脚陕北，通校师生在黄土高坡上终于有了安稳的“课桌”：毛主席将珍贵的电台作为见面礼赠予红十五军团，让红二十五军结束了没有电台的“与世隔绝”；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的三个无线电训练班在瓦窑堡胜利会合，吴泽光、钱钧等教员带着大家白手起家。没有纸笔，就把旧账簿翻过来抄报；没有棉衣，就裹着破皮袄坐在石凳子上听课。16岁的红军战士梁茂成骨瘦如柴，却在此拼成了模范学员；曾经的杂货铺小伙计刘克东，也在这里成长为无线电技术骨干。从瑞金到延安，这支历经千难万险的队伍，在陕北的窑洞里扎下了人民军队通信教育的新根基。

明天，我们将推出《第四章 到达延安》，敬请关注。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95周年。红军的这场万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许多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的作品，但鲜见从教育角度展开的，西电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秦明创作的新著《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填补了这个空白。

该书谨遵周总理“一定要让后人知道长征路上办学”的嘱咐，生动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师生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的真实历史，详细描写了通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夜行老山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时刻坚持学习的历史瞬间。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是秦明馆长多年深入发掘西电红色历史基因，继2021年完成《信仰的光芒——毛泽东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书后的又一续章，为广大师生校友了解学习我校红色历史提供了可靠读本，对宣传弘扬西电红色基因具有重要价值。该书入选2026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主题出版图书，现已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排版 / 王子墨涵（融光工作室）

编辑 / 王冠玉

责编 / 王 格

出品 /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