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 谁在幕后组织大型体育赛事？东亚办赛热潮中的专家流动与职业网络

导 语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依赖主办城市的资金与设施，也需要一批在不同赛事之间流动的专业人员。他们具备办赛经验、技术知识和人际关系，参与赛事的申办、筹备与运行。

本文以东亚国家集中举办大型赛事为背景，通过对11名赛事专业人员的访谈，分析他们的职业流动及网络关系，并探讨东亚地区能否形成自己的赛事专家流动群体。研究发现，专业知识的跨国流动与既有职业网络紧密相连，而各地区不同的语言、组织文化和用工制度则使经验传递及本土专业群体的形成面临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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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介

随着平昌冬奥会、日本橄榄球世界杯和东京奥运会等赛事相继在东亚举办，该地区成为大型赛事的重要举办区域。本文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办赛的“东亚时代”。与此同时，其他地区部分公众因成本上升和收益有限，对举办大型赛事的态度日益消极。东亚政府持续的办赛热情，因而构成了值得研究的背景。

本文将这一变化置于城市企业家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中讨论。政府希望借助赛事塑造独特的世界级城市或国家形象。国际体育组织提供的手册、程序与模板，以及顾问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共同推动了办赛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型体育赛事组织模式的同质化。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目光转向幕后的流动专家，探讨他们如何进入赛事行业、通过何种关系持续获得赛事组织相关的工作，以及东亚密集办赛能否促成本地区专家群体的形成。研究主要围绕在日本工作的外籍专业人员展开，关注的不只是知识如何转移，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机会与组织权力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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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

本文结合流动性研究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开展分析。流动性研究关注人员、物品、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大型赛事而言，流动的不仅是专家，也包括组织模式和办赛知识。但主办地并非被动接受外来经验，本地的制度与工作实践会影响这些经验如何落地。

行动者网络理论进一步将社会关系与物质要素共同纳入分析。国际奥委会、组委会、专家，以及章程、手册和技术文件，共同构成了赛事的组织网络。但该网络并非静态的。本文由此关注不同要素如何被吸纳到共同的办赛安排中，以及这些联系如何得到维持。

本文以奥运会为例，阐述组织、人员与章程如何共同构成网络。转译（translation）涉及使参与者理解加入网络如何满足自身利益，征召（enrolment）则涉及维持其参与。主办方通过回应当地关切、作出调整或开展现场访问维系关系，也体现了网络需要不断维护的特点。

其中，中间者（intermediaries）主要传递既定要求，调解者（mediators）则可能改变、扭曲或重新塑造传递的内容。两者的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样的办赛经验在不同地方产生不同结果。作者同时借用有限视域权力中心（oligopticon）这一概念，说明国际体育组织虽然能够通过文件和专家远程协调赛事，却不能全面掌控现场。权力因此是需要通过具体关系加以解释的结果，而非预先设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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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赛事知识与专家如何跨地区流动

本文首先通过既有研究梳理知识流动的制度背景。悉尼2000年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逐步发展奥运会知识管理体系（OGKM），将办赛经验整理为数据库、手册、参考资料与培训活动。后续的赛事主办方还可以通过现场观察、研讨和考察交流学习经验。这些安排既帮助不同届赛事衔接，也维持奥运会组织与品牌的一致性。

然而，文件主要保存可编码的技术知识，实践中如何处理问题的隐性知识仍与专业人员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知识管理体系与专家流动相互配合，共同支持赛事运行。人员往来和城市间考察，也使某些主办城市的经验成为其他地方模仿和调整的对象。

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赛事专家流动群体（Mega-Event Caravan）的概念。这一比喻最初用于描述澳大利亚在悉尼奥运会前后发展起来、辗转不同大型赛事的个人与企业。他们组织松散，却通过共同经验、职业认同和联系形成群体。这样的流动提供了工作机会，但并不保证下一份合同，也不能消除职业的不稳定性。

作者同时指出，这种流动并非价值中立。流动专家享有的职业机会和资源具有不均等性，其相对封闭的圈层也增加了研究接近他们的难度。此外，专家可以在赛事之间转移，却不必承担赛事结束后留给主办地的后果，因此知识流动还涉及利益与责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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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结合文献研究与半结构化访谈，通过接触赛事组委会及相关组织与关键个人，运用机会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受访者。11次访谈均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面对面完成，处于日本橄榄球世界杯结束之后、疫情尚未全面影响东京奥运会筹备之前。

按文中表格分类，7名受访者涉及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3名涉及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1名涉及平昌冬奥会及冬残奥会，部分人的经历跨越不同赛事。受访者包括6名女性和5名男性，主要来自欧美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另有日本和韩国受访者各1名；其经验涵盖资深顾问、部门负责人和一名担任独立顾问的研究生。

访谈涉及职业经历、赛事参与、流动与网络，以及东亚形成专家群体的可能性。录音转录后，本文识别出职业流动、职业网络和东亚专家群体形成三个突出主题。原计划面向日本和韩国专业人员开展的第二阶段访谈，因疫情而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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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1）职业流动：如何进入赛事行业并持续获得工作

受访者的职业经历表明，进入一次大型赛事可能成为进入国际赛事行业的起点。受访者2曾通过接待服务公司参与伦敦2012年奥运会，随后又参与英联邦运动会、橄榄球世界杯等赛事。其工作机会主要来自口头推荐，而良好声誉帮助其持续留在这一职业网络中。

受访者3也提到，第一次参与大型赛事时建立的联系，为其带来了后续机会：原先聘用自己的人员转往新的赛事，便可能再次邀请自己加入。作者借助ANT中的转译与征召概念，将这些经历理解为进入网络并持续维持联系的过程。

不过，跨国工作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活始终光鲜。赛事合同的临时性、频繁迁移和长时间离家，使稳定的家庭生活难以兼顾。受访者5指出，这份工作需要付出艰苦劳动，提出的专业意见也未必受到欢迎，因此必须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即使对工作充满热情，专业人员仍需面对赛事结束后的就业不确定性。

（2）职业网络：谁获得机会，关系如何延续

研究发现，资深专家不仅提供知识，也在招募人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名最有经验的受访者均担任高级职位，同时参与寻找和邀请其他成员加入。由此，个人职业流动与组织招募相互联系，既有合作关系成为新赛事组建团队的重要基础。

相似的组织结构使专业人员熟悉不同赛事可能出现的岗位，而LinkedIn等平台帮助他们保持联系、了解新机会。受访者1表示，参加赛事积累了大量人脉，持续联络使其能够了解下一项赛事的动向，并在有意参与时联系相关人员。其参与日本橄榄球世界杯筹办的机会便来自他人的主动邀请。

这些关系也体现出行业相对封闭的特点。多名受访者表示，工作来自熟人联系或组委会邀请，而非公开申请。受访者6用“每个人相互认识”形容这一环境。作者据此指出，网络的建立和维系对大型赛事至关重要，专业声誉与长期关系共同影响着谁能够持续获得机会。

（3）东亚能否形成自己的赛事专家流动群体

首先，语言构成了知识交流与跨国就业的重要障碍。英语在国际赛事行业中的广泛使用，使本地与外籍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依赖语言能力。受访者3提到，在日本工作时常需借助翻译，细微含义容易丢失，并出现沟通误解。另一名受访者认为，本地同事虽然能够胜任其他大型活动，但若希望到海外工作，还需要较好的英语能力。

其次，受访者提出了组织决策速度与工作方式的问题。受访者5认为，日本组织在规划和决策上投入较多时间，有时影响赛事期间的工作。受访者8则以里约和东京为例，形容前者更强调灵活应变，后者更重视计划。另有受访者指出，工作人员需要适应赛事过程中职责不断变化的情况。作者将这些经验用于说明，外来知识与本地实践之间存在摩擦。

最后，借调和轮岗制度影响了专业人员能否持续留在赛事行业。韩国受访者提到，政府官员任职期限可能使借调人员在积累经验后离岗；日本受访者则强调，当地更重视稳定的正式雇佣，组委会大量依靠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的借调人员。赛事工作因而可能只是原有职业中的短暂阶段，而非跨赛事职业生涯的起点。

在作者看来，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东亚专家流动群体的形成。密集举办赛事提供了经验积累的机会，但语言、组织实践与用工安排，使这些经验未必能够转化为持续跨国流动的职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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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发现，作者指出，大型赛事的举办目前似乎更倾向于强化既有联系，而不一定带来新的联系，甚至可能形成竞争与对立。这意味着，理解办赛知识的传播不能只关注培训和文件，还需要考察谁掌握招募机会，以及哪些关系使部分专业人员得以持续进入核心岗位。

与此同时，国际体育组织的权力也存在边界。作者结合有关日本橄榄球世界杯筹备的材料指出，世界橄榄球联合会曾要求引入国际专家，以提高筹备标准和推进速度。在这一过程中，专家作为传递并落实组织要求的中间者，帮助稳定原本存在阻力的网络。专业权威需要通过人员与本地组织之间的联系发挥作用，而非仅凭国际组织的地位便能实现。

此外，临时性的赛事组织依赖个人积累的职业资本。专家的价值不仅在于知道如何完成任务，也在于了解为何这样做、何时行动，以及应该联系谁。作者结合既有研究强调，声誉是这类职业的重要资源，但即使经验丰富，专家的岗位仍随项目变化而具有不稳定性。

对于东亚而言，作者从访谈中感受到，西方办赛经验仍被视为重要资源。这既与英语在国际体育商业中的地位有关，也与本地赛事工作常被当作稳定职业之外的暂时经历有关。因此，举办次数的增加与本地专业群体的持续发展，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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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研究揭示了大型赛事背后专业知识、职业流动与网络关系的相互作用。基于有限访谈，作者认为，即使东亚持续保持办赛兴趣，现阶段形成自身赛事专家流动群体的可能性仍然较低。既有国际网络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和就业制度的阻力，是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

作者同时强调，本研究属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初步观察，样本主要为外籍专业人员，并不具有全面代表性，也未系统讨论疫情后的影响。未来需要纳入更多东亚专业人员的经验，并通过纵向、多地点案例研究、参与观察和嵌入式民族志，进一步了解办赛知识与职业网络的变化。

作者：John Horne and Yoshio Takahashi

编译：侯陆腾

如欲阅读全文，全文见于：

Horne, J., & Takahashi, Y. (2022). Mobile mega-event expertise in an “East Asian Era”.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39(4), 391–400. https://doi.org/10.1123/ssj.202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