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作者：蒋丰
五代时期有后梁，其第一位皇帝就是朱温。他年轻时并不是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英雄少年”。恰恰相反，在正史的记载中，他早年寄人篱下，不事生产，还因为懒惰和顽劣，经常挨人家的棍杖责打。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一》记载，朱温的父亲朱诚早逝，家境贫寒，母亲王氏只得带着几个儿子投奔萧县刘崇家。朱温就在这种寄居生活中长大。史书写他长成以后，“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既不安心从事生产，又自恃勇力，乡里人对他大多没有什么好感。
刘崇尤其看不惯他。《旧五代史》紧接着写了四个很值得“杖政史”注意的字：“每加谴杖。”
所谓“谴杖”，就是因为过失而加以杖责。“每加”二字尤其重要，它说明朱温并不是偶然挨过一次打，而是刘崇对这个寄居在自己家中的年轻人相当不满，经常用棍杖责罚他。
后来叱咤天下、杀人无数的后梁太祖朱温，早年竟然也是一个经常挨打的人。这一层反差当然很有故事性，但如果只把它当成“皇帝小时候也挨过板子”的趣闻，就把这条材料写浅了。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每加谴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保存了一种很典型的家庭性、家长式身体惩戒。
刘崇并不是县令，朱温也不是堂下犯人。这里没有官府，没有判决，更没有正式的笞杖刑罚。刘崇之所以能够责打朱温，是因为朱温母子寄居在刘家，处在一种明显的依附关系中。刘崇既是主人，又在实际上承担着约束这个年轻人的权力。朱温“不事生业”、行为令人厌恶，刘崇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谴杖”。
这和我们此前看到的先秦家庭杖责有明显的历史连续性。《管子·形势》说“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说明家庭成员犯错之后，可以通过棰杖加以训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故事，也说明父母对子女的身体惩戒在传统伦理中有相当深的根基。到了晚唐五代之际，刘崇“每加谴杖”朱温，仍然沿用的是同一种最直接的治理逻辑：人不听话，就打；事情做得不对，就用身体的疼痛让他记住。
只不过，朱温和刘崇之间又不完全是父子关系。这使这条材料更加有意思。
家庭版的杖政，并不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父母对子女，也可以扩展到一个家庭内部的主从、长幼和依附关系。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拥有“管”的资格，他手中的杖就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
刘崇责打朱温，大概没有人觉得需要先问一句：他有没有这个权力？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朱温母子依附刘家生活，朱温又“不事生业”，主人家出面管束，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管束采取什么方式，棍杖自然是最方便、最直接的一种。
这正是家庭杖责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它不需要复杂的制度。一根棍子，一个具有权威身份的人，再加一个被认为应该服从的人，就足以构成一场完整的身体惩戒。
而且《旧五代史》还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刘崇虽然经常责打朱温，刘崇的母亲却一直比较疼爱他。史书说刘母“独怜之”，常常庇护这个年轻人。后来朱温发迹，刘家也因此得到很大回报。
于是，在同一个家庭空间里，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刘崇“每加谴杖”，刘母却“独怜之”。一个拿棍子，一个护着他。
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古代“家庭杖政”绝不是一套整齐划一的制度。它很大程度上依赖具体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情感关系。同样是面对一个顽劣青年，有人认为应该打，有人认为应该护；有人相信棍棒能够使人改过，也有人更愿意用亲情来包容。
至于朱温究竟有没有因为“偷锅”挨过板子，则必须特别谨慎。后世蔡东藩《五代史演义》确实写过朱温偷刘家饭锅的故事，刘崇追回以后“欲严加杖责”，后来被母亲拦住。但这已经属于后世演义叙事，并非《旧五代史》可以坐实的事实。按照我们写“杖政史”的标准，这种情节可以作为后世文学形象研究，却不能拿来代替正史中的“每加谴杖”。
真正可靠的，还是这四个字。也正因为如此，本篇没有必要写“朱温偷锅挨板子”。仅仅“每加谴杖”，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一个后来可以决定无数人生死的开国皇帝，在年轻时也曾处在别人可以用棍杖管束的位置上。
他后来拥有的是皇权，可以杖责臣下、处分军民；而在年轻时代，他首先体验的却是另一种权力：寄人篱下者面对家长式权威时，自己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身份的逆转尤其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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