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以色，疎于识人，求功太急，治丝愈纷！徐永昌近距离观察几十年，在抗战最黑暗阶段，对蒋介石的剖析最深刻

1945年9月2日上午，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军令部长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站在他身后的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全世界记者的长枪短炮对着甲板，这是近代中国军人所能抵达的荣耀顶点。

当天晚上，他照例把这一切写进日记，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从山西当军长一直记到1959年病逝前一天，身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为十二大本，书名叫《徐永昌日记》。对这本日记，时人有一句评价：纵观民国年间的军事人物，留下如此系统私人记述的，少之又少。

这本日记之所以值钱，首先在于写的人特殊。徐永昌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甚至不是中央军出身。

徐永昌是山西崞县人，幼年孤贫，从毅军小兵做起，跟着阎锡山一路打上来的晋绥军旧人，做到绥远、河北、山西三省主席，1935年授陆军二级上将。

抗战前夕他与阎锡山已经难以为继，1937年3月被国民政府特任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入京当差；七七事变爆发后外放保定行营主任，指挥第一战区；1938年1月军委会改组，他出任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军委会四大巨头，这个位置他一直坐到1946年。

军令部属于统帅部的作战中枢，蒋的每一道作战命令都从这里发出，前线每一份战报先汇到这里。八年抗战，每一次会战他都坐在离蒋介石最近的那张桌子边上。嫡系写蒋，碍于君臣名分；文人写蒋，隔着政令宣传；而徐永昌是体制里的局外人，看得最全，又没什么可顾忌的。1949年之后，他的旧同事、老朋友一批批投向共产党，他日记里只写"畅询北平友好情况"，仍称"友好"，没有半个字骂人家"附匪"。这种人的笔下，才可能有真话。

更关键的是这本日记的性质。徐永昌号"求己斋"，写日记是自我反省的功夫，不为发表，不为邀名，生前从未示人，写的全是当天的大事和公务笔记。

这跟蒋介石的日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蒋的日记带钩子、带感叹、带"天父"体，明摆着是要留给后人研读的。同一桩事，两本日记摆在一起，一部是写真，一部是写戏。这种区别，在方先觉衡阳投降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4年8月，衡阳保卫战打到第47天。8月7日白天，方先觉发给统帅部两封电报，虞未电、虞申电，内容是敌军突入小西门、巷战展开、衡阳危急，都是走军令部正常渠道的军报，徐永昌照例记在日记里。

当天深夜，侍从室主任林蔚打来电话，把另一封电报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就是那封后来名满天下的"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念完，林蔚补了一句：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

注意，这封电报没走军令部的渠道，直接送到了侍从室，而且是两通电话层层转述，连个电报原文都没有。

徐永昌当场就产生了质疑，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质疑：方先觉等人的"径陈电，向皆交部"，从来都是经过军令部转的，这一封"恐系代拟"——怕是别人代写的吧。

质疑之后，他跟林蔚争辩：万一方等被俘之后有不名誉的情事，今天就把这封电报发出去，岂不遗笑于人？

林蔚笑答：此电非假，方先觉在衡阳通电时曾亲口对委员长以死守自誓。

徐永昌还不依不饶：电纵属实，亦应防其万一，且我何必争此两三日之时间？

林蔚无奈，只好亮出底牌：委员长以为纵被俘无虑也。

第二天，这封荡气回肠的"最后一电"上了《大公报》，全国哀悼"衡阳殉国"。而此时，方先觉正在跟日本人谈条件。

电报是真是假、谁的手笔，徐永昌日记里这几个回合的问答，比后世一切考据文章都更接近真相——他当时就怀疑，这电报是替方先觉写好结局的。

后来的事实比他担心的还要难看。

8月15日，徐永昌在日记里记下从衡阳逃出的梁子超团长的电话报告：围城之敌7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接洽——"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

日本人一条没答应，"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还把我方飞机轰炸时逃亡的官兵抓了回去。

这份报告的真实份量，关键在第四条：送往南京，南京是什么地方？汪伪政权的首都。这不是弹尽粮绝后的体面停战，这是托家带口要投敌营。

重庆统帅部在衡阳失陷一周内就拿到了原始情报，徐永昌把它一字不漏记在日记里。

一边是侍从室要求发表的"来生再见"，一边是军令部存档的六项条件，两边都经过他的手。由这一历史事件，便可见徐氏日记的价值。

在徐永昌的日记中，这件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更有价值的是他记下了蒋介石的善后。

1944年12月，方先觉被军统从衡阳弄出来，飞回重庆。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请注意，方先觉究竟投没投敌、怎么逃出来的，到今天都是悬案，可蒋介石不需要真相，需要故事：守了47天是真的，"来生再见"已经发了，就必须是英雄，所以最后还是要设宴款待，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一支军队的价值观是怎么垮的，方先觉事件就是标本。徐永昌全程在场，全程记录，他对整件事再没有多写一个字——有些时候，沉默就是态度。

徐永昌对蒋介石的正面剖析，集中在1944年下半年，那是抗战最黑暗的时段，豫湘桂一溃千里，衡阳刚刚丢失。

8月13日，他在上班路上琢磨出一个词，回来写进日记："途中细体'大声以色'，实蒋先生之行径也。"语出《诗经·大雅》——"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意思是怀有道义的人不必声色俱厉，拿疾言厉色当统治手段，是末流。

紧接着他写下那句日后被征引最多的总评："蒋先生诚有善善恶恶意，惜疎于识人，求功太急，苦口鲜效，治丝愈纷，虽然，就今日可任首领者，尚无出其右者。"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蒋这个人善恶之心是有的，也真恨坏人坏事，可惜两条致命伤——看不准人，等不得事；苦口婆心劝不动下面，越理越乱。饶是如此，环顾今日可作首领的人，还没有比他强的。

注意徐永昌的这段话：前半段全是贬，最后半句轻轻一转，不是夸蒋，是哀叹当时的中国——连最能干的人都只有这个水平，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挑的。

关于蒋介石的"大声以色"和"疎于识人"，在徐永昌的日记里都有具体案例。

1944年8月，重庆机房街新兵收容所虐兵案发——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听见风声，告诉蒋纬国，蒋纬国再告诉蒋介石。

蒋的处置是"遣特务兵多人围守该处"，先派兵把现场围死，再召集一帮政府大员亲自领着去察看，进门所见，"其人似鬼，其地如狱，伤痕宛然"，然后蒋说了一句极具他个人风格的话："我为委员长，汝等无惧。"——对一群被打得不像人的新兵，先亮身份，叫他们别怕。

这时候兵役署署长程泽润恰好赶到，蒋当场动了手："委员长怒而捶击之，杖为之折，程目亦伤。"拐杖都打断了。

徐永昌怎么评述的呢？"蒋先生震怒当然，应鞠之以军法，而以杖痛击并伤其目，毋乃过乎？"震怒应当，可你是一国统帅，解决问题要走军法程序，自己抡拐杖把人打伤，这算什么？

后来的处理果然更离谱：在蒋的坚持下，程泽润被判枪决，连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都看不下去，认为按军法罪不至此。

一桩虐兵案，蒋的处理过程是愤怒、动手、泄愤式重判——情绪的力度代替了程序的尺度。

徐永昌那句"毋乃过乎"，问得不重，可是一个部属对领袖私刑式的正义，也只能问到这个地步了。

同一时期还有两件事，一件对外一件对内。

对外是史迪威事件，美国要夺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蒋与史迪威彻底决裂。徐永昌记下一句话："真如人评蒋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能吞下改换门庭的大屈辱，却咽不下一个美国参谋长的顶撞。

对内是编练十万学生军的计划——豫湘桂大败之后，蒋对旧军队失望到底，要另起炉灶。1944年9月3日，军委会众人在曾家岩官邸聚餐，蒋提出要编练十万学生军，让众人筹备；9月9日开会，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刘斐一致反对；9月16日再议，张治中和钱慕伊争到差点动武；9月20日白崇禧撂下重话：这么干"全体国军恐将解体"。

面对满座反对，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只催快办——徐永昌记的原话是"蒋先生仍不稍动，力排众议饬即着手，仅谓一面尽管办一面来研究"。先执行，再研究，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不改。徐永昌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更深一层，他写道："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军队烂到这个地步，根子就在统帅本人身上，可蒋的答案是抛弃旧军另造新军——用制造问题的同一双手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求功太急，治丝愈纷"的民国现场版。

顺便说一句，他看何应钦也同样不留情面，日记里写这位"蒋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平日办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琐事，每晚往来于说电话亦费一二小时，说话、听话都在匆匆。"前线骂军政部无能，看了这句评价就知道根子在哪。

这件事过去小一个月后，9月30日，徐永昌给蒋打了个更具体的分数："蒋先生为人不猛，恶恶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犹得几分忠于谋国，近尤积极，在领袖中可称上中，纵眼徧求国内如彼者尚少，国事似非绝望也。"

翻译成白话就是：蒋不残暴，他恨恶，但没本事把恶除掉，这不是为善的正道；对国家还算有几分忠心，近来也算积极，在领袖里打个"上中"——放眼全国，连他这样的都找不出几个，国事大概还没到绝路。

请注意打分的时间：衡阳刚丢，方先觉的勋章还没凉，河南湖南广西的难民正在路上。一个军令部长在私人日记里给最高领袖打"上中"，一半是判断，一半恐怕是给自己续命——国事似非绝望，他才能说服自己第二天接着上班。

同一页纸上，他还写下蒋介石性格的另一面：西安事变善后期间，他奉召到奉化溪口，与软禁中的张学良朝夕相处了一段。他的观察是，张学良"意气至豪"，自以为"极周至、极爱国，事实上则大都非是"；张爱国心倒是有，可惜"正如打吗啡以求身体健壮者"，只会重招耻辱。把张、杨放在一起观察，徐永昌最后给出了四个字评价："张躁杨私"。

他还顺手记了一笔账：杨虎城提的善后条件里有一条，"陕变经用六百万准报销"；张学良在溪口说，从事变起到他离开西安两星期，总共用款不过二十余万。

徐永昌对蒋的观察，一直记到国民党政权垮台。

1948年10月底，辽西会战惨败，廖耀湘五个军几天之内全数报销，徐永昌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蒋先生如此时觉悟，尚有可为。"这已经是绝望里的最后一点指望——不是指望打胜仗，是指望统帅本人醒悟。

但是到了1949年，他自己把这点指望也放弃了。这年5月24日在广州，他与老友谈及共产党，日记里写："共产党的功用，在社会上需要，尤其我国之政治更需要。"一个军令部长、陆军一级上将、跟了蒋介石二十年的旧人，在日记里承认这个政权需要共产党来替它收场。

12月31日除夕夜，他在日记里写下对蒋政权最后的判词："此即是上帝好生之德予此政权以改悔赎命之余地。即是说，假使上帝真不拟留此无能可恨之政权，早已先不令吾人获还台湾也。"

"无能可恨"四个字，咬牙切齿，又冷酷到骨头里——他坚信是上帝还肯给这条破船留一块台湾，让它"改悔赎命"。一个政权混到要它的重臣用上帝的旨意来给它找台阶下，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病逝于台北，享年72岁。

蒋介石的褒扬令里有"不伐不矜，厥功尤伟"八个字。老长官阎锡山的挽联写得更有味道："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

而他自己给蒋写下的判词，早在1944年那个最黑暗的秋天就落笔了——"在领袖中可称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