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鸣 | 把自己长成一棵树

把自己长成一棵树

文|朱鹤鸣

属马的我，在一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即将退休。

小时候的我常蹲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一整个下午，母亲喊吃饭都喊不动。她笑骂：“你这孩子，跟棵树似的，栽在那里一动不动。”那时候只当是嗔怪，现在想想，竟是一语成谶——我这一辈子，确实就像一棵树，被风刮到哪里，就在哪里生了根，不声不响地，把年轮一圈一圈刻进光阴里。

我生在偏僻乡村，念完小学、初中，比同龄人更早地考进县里重点中学，后又考上大学，曾被乡亲们称道一时。弱冠之年，依家人愿望就来到宁海，分配进入学校，报到后，教务主任翻了翻派遣证，抬头打量我——大概是在估量这个面庞尚带青涩的年轻人能不能压住课堂，就说：“初一缺人，高三也缺人，你全包了。”我点点头，那时候嘴笨，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觉得，既然来了，初一的植物、初二的动物、初三的生理卫生、高中的生物又是“副科”，那就全教了。

初一的孩子连显微镜的粗准焦螺旋都拧不利索，高三的学生等着高考，恨不得你把细胞结构嚼碎了给他们喂进去；对天真活泼的初中学生，我还不知道如何拿捏分寸，对与自己几乎同龄的高三学生，我是见到他们还要脸红。我夹在中间，像一棵树同时撑着两片天，根还没来得及扎深。

第一年嗓子哑了整整一个秋天。粉笔灰吃进肺里，咳出来的痰都是白的。但我不觉得苦。大学里的植物学老师第一堂课就说：种子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发芽；根扎不深，什么品种都白搭。没想到，讲台上的这一站，就是四十一年。四十一年的教学生涯，长到足以送走二十多届学生，长到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已更换了三代，长到我自己都记不清带过多少学生去操场测过心率。短呢，又短得像昨天——还站在讲台上，教一个学生调反光镜。

中间最难的日子，是生物学退出高考那几年。课时砍半，实验室差点改成仓库，有的同事转了行。我没走。不是因为清高，是因为我一下子想不出，除了站在讲台上讲叶绿体、讲DNA双螺旋、讲人体血液循环，我还能干什么。那时候学生不重视生物课，我就把课上得更活——带他们去校园认植物，去菜市场看鱼鳃辨新鲜度，去操场跑完八百米摸自己的脉搏。我说：“生物不是背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你们以后不一定记得细胞分裂和孟德尔定律，但你们会记得跑步后的心跳是怎么从一百八慢慢降下来的。”

后来生物学又恢复高考，我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不错，但我从不张扬。连续的毕业班教学，只觉得忙碌，但也有收获的喜悦。我一直不看重职务与称号，职称这条路，走得还算顺，但也不算快。三十四岁就评上高级教师，在当时的县中，算很早的。年轻、课上得好、学生服气，顺理成章。但正高，却让我等了二十四年。不是课没教好，而是没大荣誉，没行政职务，没靠山。一线老师评正高，难。不是难在能力——是难在，你把所有时间都给了课堂和学生，论文、课题、奖项这些“硬通货”，你就比别人攒得慢。四五十岁以后，我开始逼自己写，逼着自己做课题，把近三十来年课堂里攒下的东西，一点一点倒出来。不善电脑打字，稿子就一笔一画写，改了又抄，抄了又改。为推敲一个专业术语，去翻阅数万字的大学教材；为写好一小段推理，在书房里折腾大半天。近七十万字，数百幅手绘图，花去十年光阴，完成了《图说高中生物学》，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审稿几乎是一遍通过；年近六旬，又出《高中生物核心概念通释精炼》。前后两本书，像是把一辈子上过的课，重新理了一茬。

五十八岁，我评上了正高级教师。中学教师职称的天花板，我够着了。这些年还发了多篇核心期刊的论文。有人问我，一个县中老师，怎么还能发核心。我说，不是我水平高，是我在课堂里待得久。你在一间教室里站四十年，该看见的都看见了，该想的都想过了，写出来就是文章。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锐气，但有些东西，得靠时间熬出来，像树瘤，像年轮，急不得。

我这一生，没有大起大落。不是那种跌宕起伏的人生——没有下海暴富，没有学术丑闻，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就是安安静静地教书，一年一年地带学生，一届一届地送走。平安，平淡，但踏实。长辈人常说“平平安安就是福”，我以前嫌这话太土，现在到了这个岁数，觉得这是对人生最精辟的总结。

儿子在攻读计算机科学，搞算法，搞大模型，搞我完全不懂的东西。他小时候我带他认识校园里的植物，他蹲不住，嫌无聊。现在他们搞的AI能识别物种、分析基因序列，比我当年的手绘图厉害一万倍。我们视频时他说：“爸，您那套老本行，现在都数字化了。”我说：“数字化好。但再牛的测序仪，也测不出一棵老樟树站在那里，是在替谁守着什么。” 他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发了条微信给他妈：“我爸要退休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老树。”

办公室的钥匙交了，办公桌的抽屉清空了。留下来有三样东西：一盒旧标本标签，半包没用完的载玻片，一支用了十几年的教鞭。出校门那天，夕阳照在实验楼的爬山虎上，红得像烧起来一样。我想起第一年带学生做校园植物分类，一棵一棵认过去：香樟、银杏、广玉兰、紫薇……有个女生问：“老师，这些树能活多久？” 我说：“香樟能活几百年。你们毕业了，它还在。它不赶时间。”

生物学教会我两件事。一是适应。所有活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社会飞速变迁，教育几经翻篇，我从手绘挂图讲到AI辅助教学，课本换了七八版，评价体系推倒重来好几轮。我没掉队，也没被卷走——像苔藓，给点缝隙就能活，给点湿润就能扎根。二是节律。生物体内都有生物钟，该醒的时候醒，该睡的时候睡。花有花期，树有年轮，人也有自己的节奏。我不追风口，不抢帽子，不是躺平，是知道自己的节律在哪里。慢一点，稳一点，把每一届学生带好，把每一堂课讲透，这就是我的节律。

时代飞驰。高铁、大模型、脑机接口……年轻人一路狂奔，我不拦着，我只是站在原地，像校园里那棵老香樟——根扎在这片土里，枝伸向该伸的地方，叶落了再发，花开了从不张扬。四十一年的教龄，正高的职称，两本专著，十多篇核心。这些数字放在履历表上，是给别人看的。放在我身上，不过是年轮又多刻了几圈，纹路深了一些。往后余生，看书、养花、旅行，静看儿子成家立业。

偶尔回学校，给年轻老师讲一句：“标本做得再漂亮，不如带学生去野外看一眼真的。”

我不赶路，我只是在自己的节律里，站成了一处不动声色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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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朱鹤鸣

□ 图片：乡土宁海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