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柳条编个丈夫：这部奇幻片把“人味”拍出来了

《柳条丈夫》（Wicker）定档10月23日上映。故事设定在一个面目模糊的中世纪村庄：镇上的人只以职业相称，男性用自己的行当，女性用丈夫的行当。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渔妇（奥利维娅·科尔曼饰），她要么是拒绝了婚姻的传统框架，要么是被这个框架拒绝，于是人们只以她的营生称呼她。

她请一位有神秘手艺的编篮匠（彼特·丁拉基饰）为她编了一个柳条做的丈夫（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饰）。这个设定听起来古怪，影片的处理却出人意料地直白：它甜，也毫不含糊地谴责那些细小的残忍。

奇幻的部分并不全是温柔的。片中包括暗示性的暴力、可见的血腥场面，以及那个年代频繁死亡本身就是现实的冷峻底色。但这些元素最终都用来托住美好的瞬间，肯定人应当去品尝生活里的欢愉，无论那是狂喜还是感官层面的。整体上，这部片子温暖、有魅力，也有真实的悲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科尔曼为首的演员阵容——她似乎毫不费力地同时抬起了片中粗俗的笑点和悲伤与喜悦的时刻。

影片改编自厄休拉·威尔斯-琼斯的短篇小说《柳条丈夫》，由亚历克斯·休斯顿·费舍尔与埃莉诺·威尔逊（《拯救自己》）执导。渔妇被排挤到村庄的边缘，表面理由是她的气味太重，那是打鱼的职业代价。但真正把她推到边缘的，是她拒绝嵌进文化所要求的那套紧密结构，而海边村庄的女族长、裁缝的妻子（伊丽莎白·德比齐饰）正带着专横的微笑维护着这套结构。

这种社会约束对所有人都是窒息的。渔妇以反叛回应，裁缝的妻子则靠控制他人来缓解自己同样被束缚的感受。视觉上也在强化这股压迫感：小镇显得狭小、搭建仓促，室内即便在白天也常常昏暗、点着蜡烛，编篮匠的作坊 shrouded 在神秘里，村民的家中则被无知的黑暗闷住。整部电影的时间里，观众也跟着被困在这座极易着火的村子——好像什么都是干草或木头做的。相比之下，渔妇的小屋与村庄隔开，孤立，但四周是空间、新鲜的绿意和一种解放感。柳条丈夫接手之后，小屋渐渐变成一件被艺术塑造、被认真照料的东西，像是编篮匠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他的造物。

柳条丈夫本尊相当惊艳，编篮匠的其他设计也一样，哪怕是最骇人的那些，放在脏兮兮的村庄里对比尤其明显——那里大多数东西、常常也包括人，都沾着泥土或污秽。维塔工作室打造了柳条丈夫，并辅以电脑特效，让他显得精致而珍贵。当他受损时，观众能明白那伤害映照的是我们自己未能善待有价值之物。他令人不安，却带着斯卡斯加德本人的天然美感，既是人之外的东西，又高于人。演员平缓的语调贴合角色的天真，恰好呈现出柳条丈夫的能力：仅凭对人间的不解或不参与，就指出人类世界里哪里不对。

起初，渔妇买下这个丈夫兼伴侣，是一种挑衅。她在嘲弄村民，把他们剥离人性、把彼此物化的习惯整个倒转过来。角色也反了过来：她保留渔妇的名号，而她的伴侣只被叫作柳条丈夫。这让裁缝的妻子格外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渴望渔妇享有的自由与目的感。现实中，工作对渔妇既是必需也是馈赠，她缺少那些更深地嵌入社会惯例之人的特权。工作给她意义，却让她几乎没有朋友，也常常一身脏污。这个被放逐、被误解的女人，在一个木制男人的刺人怀抱里，找到了村庄生活里普遍缺失的接纳与照料。渔妇对柳条丈夫生出了超出预期的深情，也因此落入真实依恋的软肋，包括嫉妒与不信任——哪怕对象是她理论上“拥有”、甚至可以兼作家具的丈夫。

演员们把这则高度风格化的寓言钉在了地上。影片早期，一个不超过30秒的眼神里，科尔曼和德比齐就交代了两个女人彼此理解、羡慕又厌恶的全部共同历史。更关键的是，正是在这里，科尔曼的一个回头，让观众明白德比齐那种随意的恶意已经注定了小镇的命运：渔妇会说出自己的话，并因此拥有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丈夫——一个将挑战他们生活方式的存在。科尔曼把渔妇发现柳条丈夫每夜带来的欢愉时的那股雀跃带给了观众，又没有夸张到让我们与角色保持距离。她的表演给了观众宣泄：从深度的脆弱与自我破坏，走向一个接过礼物、并带着它奔跑的女人。

某种意义上，影片请观众检视：我们在毁掉好东西之前，允许自己享受多少好，而这种毁掉往往出于恐惧——怕它不是真的、不是应得的，因此终将背叛我们。渔妇一直被告知自己不值什么，她必须与“允许自己感受欢愉”这件事搏斗，也要与“相信甜至少能与苦持平”这件事搏斗。通过目睹她这段非正统的关系，整个村庄也被迫面对同一个问题。这是影片最有意思的想法。

主题上，《柳条丈夫》敲打父权制的手法直白得像一根棍子。单是名字，女人就被缩减为财产。裁缝的妻子小气、被动攻击、具破坏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天赋往好里说是被闲置，往坏里说是被彻底压制。村民的生活陷入危险，是因为没人有意志指出：掌管关键设施的人醉了、无能，或者常常两者兼有。所有人都为这些板结的传统付出代价。影片是一出明摆着的道德剧，但超现实的幽默足够多，让它不至于显得吃力或说教。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埋下的不只是对彻底有害的偏见的控诉。它轻盈而顽皮地检视：为什么我们男男女女都忠于那些给我们制造痛苦与不适的限制，无论是社会规范还是内在局限。它也追问自然本身的边界——编篮匠违抗了生活给这个村庄居民的那个“不”。他愿意帮他们够到最深的欲望，只要他们肯说出自己想要什么，无论有没有人认同，并且照料他提供的小小奇迹。

丁拉基的编篮匠与小镇保持距离，但与渔妇不同，他不是在与小镇对抗。这个意义上，他是观众的替身：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察者或希腊歌队，有时甚至独白或叙述事件，并做出最终评判。丁拉基给这个角色带来愉悦感，体现出编篮匠热爱在困难的框架内创造，也热爱做到超出自己以为能做到的事。他同时赋予角色共情，又不把牌打得太满。他的怜悯主要留给渔妇这样的外来者，他鄙夷村民无力把共情给到她、甚至给到他们自己。

需要一个柳条做的男人，才能让这个镇子看见什么叫完整、什么叫真正的人。他看世界的方式不受文化规训的污染，成了村民一面常常不受欢迎的镜子，照出日常生活的荒诞。最终，影片赞美的是大胆、是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家庭、志业、两者，或完全另一样——而不需要谁的批准。叙事相当直接，但费舍尔与威尔逊的手很稳，技术元素加上出色的演员阵容，造出了一趟约1小时45分钟、富有想象且沉浸的旅程，去往一个与我们只差一点点的宇宙，给我们足够的距离，把自己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