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云南：一个状元被流放的三十六年

我最近居云南昆明，难免想到永历帝，也想到被贬云南36年的杨慎。 其实谪滇是他的幸运。

他若留在朝堂，大礼议的漩涡、俺答的边患、严嵩的专权，哪一桩躲得过？偏偏一道廷杖，把他打到云南。仕途是断了，人却活开了。科举场上他曾睥睨众生，左顺门前他敢直犯龙颜；到了滇云，他又以一己之力，把这片文化荒原接进了中原文脉。

更难得的是，云南接住了他。上至巡抚，下至百姓，有人为他罢官，有人为他筑屋，有人陪他唱和到老。他丢了仕途，却赢得一省人心。

今日，聊聊杨慎。

一、

云南的雨季，来得早，去得晚。四月里，雨就一场接一场地下起来了。杨慎在滇南写过一首小诗，题作《四月二日雨中拨闷》：

零雨崇朝不下楼，开窗烟外见渔舟。 今年四月寒犹在，坐拥红炉送酒筹。

一个被发配到帝国最南端的人，在这样的雨天里不下楼，开着窗看烟雨里远远的渔舟，四月里还冷得围着火炉。这首诗写的是雨，也是闷；而"拨闷"二字，是杨慎后半生的常态。

杨慎，四川新都人，二十四岁，殿试第一，状元及第；父亲杨廷和，是内阁首辅。一个出身顶级世家的少年英才，进了翰林院，做了修撰。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就是要接父亲班的宰辅之才，是天之骄子。

谁也没想到，这份前程，会在三十几岁那年，被一道廷杖打断。

嘉靖三年，因为大礼议之争，年轻的嘉靖皇帝要追尊自己生父为皇考，跟满朝文武顶上了。杨慎站在了反对的一方。结果是惨烈的：数百官员跪在左顺门前，撼门大哭，声彻殿陛。世宗大怒，先命逮为首者下诏狱，继而下令廷杖。史载这场哭谏被杖、创病而死者十数人，余者或谪或罢。杨慎是带头跪哭的，被两番廷杖，几乎丧命，最后——谪戍云南永昌卫，永不叙用。

据说他的戍地原本是山西雁门。当时京师流传一句民谣：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意思是，宁可发配到塞外三千里外，也不要去云南的碧鸡关。嘉靖听了这句，大概以为云南比关外苦得多，便把杨慎从雁门改配到了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永昌。于是，这个天底下最聪明的读书人，被王朝扔进了它最偏远、最烟瘴的西南一隅。

这一扔，就是三十六年。从嘉靖三年（1524）谪戍，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永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南。

二、

流放之路走了大半年。

杨慎第二次受廷杖，旧创未愈，新伤又生，不等痊愈，世宗即令他离京。他因伤不能行走，只能躺在囚车上，由妻子黄峨伴行，穿着赭色囚衣，乘船经潞河南下。途中还有杨廷和当年裁撤军功冒领者的仇家，招募亡命之徒想在半路暗杀，一路跟踪到山东临清才散去。

行至江陵，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不忍心让她再向前护送，力劝黄峨回新都老家。夫妻在江边一别，从此便是几十年的分离。杨慎写下《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黄峨回到新都，也写了《寄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一个状元、一个才女，本该琴瑟和鸣于朝堂与家门，却被一道诏令拆散在帝国的两头。

从江陵登岸，杨慎带着未愈的杖伤，独走湘黔。他走的是入滇中路，经公安、常德、镇远，穿过苗族地区，越关索岭，渡盘江，于嘉靖四年正月底抵达昆明。前后历时半年，行程万里。抵达昆明时他已疲惫不堪，伤病未愈，原想留下就医，云南巡抚黄衷不敢让他停留，他只得强撑病体，继续赶往六百公里外的永昌。

从昆明到永昌还有二十四个驿站。过定西岭时，山势陡峭，登岭下坡都要手拽大绳，大雨路滑，凶险万分。夜晚投宿在破漏的茅屋，听到邻居家正为打柴的女儿被猛虎吃了而悲啼。等终于抵达永昌，他已是面黄肌瘦，皮皱脱形，几乎不能站立。

按军制，永远充军的罪卒，常服是赭色衣帽，一遇操练还要肩扛戈戟列队。杨慎到永昌后，先去军中报到。他以为自己的余生，就要在这中缅边境的卫所里，穿着囚衣扛着戈戟，一天天熬到死。

但永昌没有让他熬死。

第一个接住他的，是永昌知府严时泰。

严时泰是正德六年进士，与杨慎同年。杨慎一到，严时泰就和退休乡居的前南京户部右侍郎张志淳一起运作，让杨慎没有被派去边地戍所受苦，只在永昌军中充当文书——这是个不用站岗、不用操练、只动动笔杆子的闲差。严时泰还为他安排了住宅，为他寻药治伤，与他同游山水，待若宾客。

张志淳的儿子张含，是杨慎二十岁时在京城结识的老友，比杨慎大十岁，因屡试不第，无意功名，肆力于诗，也回到了永昌。张含的诗，当年被杨廷和读到，极称之，说他当以诗闻名于世；而张含自己说，他"平生知契，白首唱酬者，用修一人而已"——一辈子最知心的朋友，只有杨慎一个。杨慎一到永昌，就住进了张家，常与张含一起出入，赏花品茶，诗文唱和，一起寻访哀牢故迹，探求九隆遗踪，情如兄弟，形影不离。

营中的将校也不把他当发配兵卒看待，常与他同饮共游。可杨慎终究是一名罪卒，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孤独。他在《军次书感》里写：

凭高一望倍凄然，日暮乌啼生野烟。 天地侧身孤旅外，江湖短发乱兵前。 屈平憔悴渔翁问，韩信栖迟漂母怜。

他把自己比作憔悴的屈原、落魄的韩信，在这片边地，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这片边地会给他比朝堂更多的温暖。

三、

杨慎到永昌不久，云南巡抚郭楠就和严时泰商量，把他安排到安宁养病，还特地修建了云峰书院供他居住。安宁距昆明仅四十公里，山水清幽，温泉名冠滇云，有南中古殿曹溪寺，最适合养伤。安宁太守王白庵对杨慎很崇敬，又特意在城东建造了一座遥岑楼供他居住。杨慎听说附近有碧玉池温泉，久沐能治沉疴，便经常去沐浴。他的杖伤，就是在安宁的温泉里一点点养好的。他对碧玉泉感情很深，在《温泉诗序》里称道它"绝胜华清矾石泉"，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天下第一汤"。

郭楠还做了一件更冒险的事。他上疏嘉靖皇帝，说"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请求赦免议礼诸臣，恢复他们的官职。结果是，郭楠因此遭廷杖、削籍。一个云南巡抚，为了一个流放的罪臣，自己丢了官。

杨慎的杖伤在安宁好了，可他的心并没有好。他不甘屈居一隅，还盼着朝廷重新启用他："男子志四方，焉能守一丘？壮游轻万里，逸迹凌九州。"他不知道，世宗对他的恨，会持续整整一辈子。

在安宁住下来之后，杨慎的身边渐渐聚起了一批人。

这批人里，最核心的是七个云南本地文人，后世称"杨门七子"：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李元阳、唐锜、吴懋。当时人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杨慎与他们亦师亦友，或登门拜访，或结伴出游，把个偏僻的滇池边，经营出了一点中原士林的气象。

李元阳是大理人，白族，和杨慎关系最密。嘉靖九年二月，李元阳陪杨慎重游大理，整整四十天，自龙尾关开始，到上关水月楼结束。他们游点苍山，投宿感通寺，一天夜里篝火对坐，听寺僧诵经，字音多讹。杨慎便在感通寺前住了二十天，由白族门生董难做助手，"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为一编"，这就是古韵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名著《转注古音略》。李元阳把这座楼题名为"写韵楼"，此后杨慎曾数游感通寺，读书著述、教授生徒，"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

第二年，两人又同游剑川石宝山。下山后来到兴教寺，寺内海棠盛开，杨慎触景生情，写了《兴教寺海棠》：

两树繁华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这哪里是写海棠，分明是写他自己：京华里一朵千金的状元花，如今被扔在空山路边，无人怜惜。李元阳读了，当即和诗一首安慰他：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似去年香。 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诗玉署郎。

你说空山里没有知音，我不就是那个给你题诗的人吗？

王廷表是阿迷（今开远）人。他的父亲王颖斌当年是杨慎在新都县学的老师，王廷表自己拜杨慎的五叔杨廷宣为师，两代世交。杨慎谪滇后，王廷表曾六次前往探望，还在阿迷家中专门建了一座"状元馆"，迎杨慎居住数月。嘉靖十三年春天，王廷表接杨慎到阿迷，两人朝夕研习，诗酒唱酬，曾在一个晚上各成《梅花诗》百首，王廷表一一奉和，一时传为佳话。

杨士云是大理喜洲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曾供职翰林院，后来因奉养母亲决意不出，闭门读书，是个"清气逼人"的人物。杨慎多次到喜洲拜访他，结为挚友。

胡廷禄、唐锜、吴懋三人，事迹留存较少，但同列七子，皆与杨慎有诗文往还。唐锜后来在杨慎绝笔诗中与李元阳、张含并列，可见交谊之深。

而最老的朋友张含，始终在永昌等着他。嘉靖十一年，杨慎从大理回戍地看张含，张含闻讯，远行至澜沧江霁虹桥相迎，两人唱和之诗至今还留存在江岸的崖壁上。杨慎在永昌待了一段时间再次告别，张含把他送到五十里外的光尊寺。同年四月，张含又专程到大理写韵楼来看他。后来杨慎晚年可能被赦归的消息传来，张含一口气写了《得升庵东归消息三首》，在诗里反复问他何日从云南出发——这个比杨慎大十岁的老人，一辈子都在迎他、送他、等他。

这些人不是杨慎的门生故吏，不是他父亲的旧部，他们是云南本地人，是因为敬佩这个落难状元的才学与人品，主动走到他身边来的。一个被皇帝流放的人，在流放之地，反而收获了朝廷里得不到的友情。

四

给杨慎庇护的，不只是文人。

嘉靖七年，永昌流行瘟疫，杨慎迁往洱海（大理）居住。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绍勋主动上门探访。沐绍勋是沐英的六世孙，十八岁袭封黔国公，是云南最高的军事长官。从这以后，杨慎受到沐氏家族的照顾，得以自由地在大理的赵州、喜洲等地居住，并数度返回四川。一个永远充军的罪卒，按律不得擅离戍所，可因为沐氏家族的庇护，他实际上获得了在云南境内自由行走的权利。

昆明高峣的毛沂，更是把杨慎当成了自家人。毛沂的父亲毛玉，是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初任吏部给事中，在大礼议中与杨慎同受廷杖而死。毛沂出于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杨慎的敬仰，称杨慎为"世叔"，视为至亲，在高峣当地择了一处佳址，为杨慎盖了一座房屋，名叫"碧峣精舍"——据说这笔钱，是官员李心斋赞助的。碧峣精舍在滇池之滨、西山之下，高峣海岸，景物最为奇胜，原是毛玉的故居，有萃芳园，遍植梅花，院内有旷如、会心、萃芳三亭。杨慎定居于此，又新建了三玄亭、一萍轩、朝晖楼。他在这里前后住了七年，是他在云南最主要的落脚处，讲学会友、著书立说，都在这里。

嘉靖二十六年，杨慎把家从安宁迁至昆明，正式定居高峣海庄。这时的云南巡抚是顾应祥，与杨慎私谊深厚。顾应祥是个科学家，研究九章勾股法，著有《测圆算术》《弧矢算术》，也通经史诗画。两人成立了"箬社"，一起研究学术。顾应祥还出资为杨慎构筑了一座广心楼。

从严时泰的文书闲职，到郭楠为他挨廷杖，到沐绍勋上门探访，到毛沂盖碧峣精舍，到顾应祥建广心楼——从知府到巡抚到黔国公，整个云南的官场，都在"抗旨"庇护这个皇帝点名永不赦免的人。嘉靖在京城年年大赦，独独把杨慎的名字划掉；可在云南，从一品的黔国公到七品的知州，都在想方设法让他过得好一点。这不是杨慎一个人的事，这是明代士大夫阶层对皇权的一种集体的、软性的抵抗——皇帝可以把他流放到我们这里，但到了我们这里，怎么对待他，我们说了算。

五

杨慎在云南，不只是被庇护、被供养，他也真的为这片土地做了事。

安宁产井盐和耕牛，是昆明最大的牛市。嘉靖二十五年，大理推官吴宗徽代理安宁州守，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想加征盐牛税。杨慎在安宁住了多年，深知农民和盐民的艰辛，直接出面向官员们陈述此事，使安宁百姓得以免除增税。两年后安宁新开盐井建成，请他作记，他在记里明确写：新井应该富民，不能"上肥下瘦"。安宁人深深感戴他的恩德。

永昌的盐税倍于他处，民多破产。杨慎专门写了一份调研报告，说"请减其额，以苏民困，此仁政之首也"。他又写《与永昌守论采宝石书》，为民请命："宝井之役，民不堪命，今又益之，是驱民于死地也。宜力请罢之，以安边氓。"他在诗里写永昌百姓采宝石的惨状："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

昆明滇池的出水口叫海口，是滇池咽喉。一些豪绅利用疏浚海口之机谋利自肥，强占民田，导致"四州八县之民，劳悴瘟疫，死者以万记，臭达于数里"。杨慎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痛加抨击："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他写信给云南巡抚赵炳然，恳请"俯从舆议，悯民劳而小康之，顺人心而亟止之"。赵炳然听从了他的建议，停止了这项工程，环湖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杨慎也绝非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寻甸土司安铨因知府加倍征粮、又裸挞其妻，举兵反叛；武定土司凤朝文随之响应，合围省城昆明，滇中震动。杨慎此时不过是一个无官无职、戴罪之身的戍卒，完全可以明哲保身。但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吾效国之日也。"他身披戎装，率领家僮和百余步骑，星夜驰赴木密所，与镇守木密的副使张峨用计击破叛军，协助官军平定了叛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状元，在叛军围城的时候，带着家奴就上了战场。但他同时也同情战乱中的百姓，在《恶氛行》里讽刺官府逼反民众："熙熙闾阎逾百年，太平官府真神仙。紫薇迢迢华盖远，虚将敲扑威穷边。"

李元阳后来回忆杨慎，说他"布衣野老，邂逅邱之上，先生晏然与之谈，而忘日之西夕也"——路上碰到种田的老头，他就能坐下来聊到太阳落山，完全没有状元的架子。他在云南收徒，不分男女，无论出身，有教无类。云南巡抚游居敬后来在墓志铭里写："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

据统计，明初至正德年间约一百五十年内，云南共有文人二十余位，著述四十余种；而自嘉靖至明末约一百二十年内，云南文人激增至一百五十余位，著述达二百六十余种。这个文化爆发的起点，就是杨慎的到来。清人叶涞说"高踪何处不升庵"——走到云南哪里，都能碰到杨升庵的足迹与遗泽。云南人民把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共同祭祀，在多处立祠纪念。

六

当然，杨慎不是没有伪装。

嘉靖在位期间，曾六次大赦天下，每一次朝臣都提议赦免杨慎，每一次都被嘉靖断然拒绝。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甚至会在朝堂上突然问左右："杨慎近来如何？"若答"老病"，他便露出满意的笑容。在这样的局势下，杨慎若表现出一丝复起之意或愤世嫉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于是他开始佯狂。他好酒，易醉，醉后狂言无忌，"醉后谩骂，若无人者"，乃至"醉后喧呼惊太守，醒时疏放傲公侯"。云南民风喜好歌舞，他就"踏歌起作婆娑舞，醉后酣歌意且真"。最出格的一次，他在泸州喝醉了，用胡粉涂面，扎了双丫髻，头上插花，让门生抬着，歌伎捧杯，游行于城市之中，了不为怍。后来沈自晋还据此编了杂剧《杨升庵诗酒簪花髻》。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是懂他的，说杨慎行事孟浪，不是自污，而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一个有壮心的人，受不了这种被闲置的落寞，只能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雄心消磨掉，也让皇帝放心。柳永是奉旨填词，杨慎是奉旨浪荡。

可放荡是外衣，君子是内质。他临终时自述生平："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虽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即便在最狂乱的外表下，他内心的那份"义"，从未熄灭。

杨慎不是没有试过回家。

按明代军政条例，永远充军之人，年满六十可由子侄代替服役。杨慎膝下无子——黄峨婚后未育——他便在云南娶了新喻人周氏为偏房，嘉靖十四年生了儿子杨同仁，后来又娶北京人曹氏，生了杨宁仁。他指望儿子长大后替役，自己就能归老故乡。

嘉靖三十一年，他六十五岁，流放云南已二十八年。周氏所生之子已经成年，可以替役。他请求云南军政当局按条例放他还乡，但地方官员没有朝廷命令不敢答应。他求助于同年、时任湖南巡抚的鲍象贤，在信里诉说自己的凄苦："甲申之秋受廷杖者再，髀间痕迹累累，每天阴痛不可止，近来尤剧；加以目昏足软，左臂已不能持，朝露溘见，近在旦夕。"鲍象贤接信后极力周旋，嘉靖三十二年秋，借派赴兵役的名义，使他归蜀，默许他久居泸州。

杨慎在泸州建了宅院，有蕊珠楼、芸香阁，想在此读书养性，了此一生。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不用再回云南了。

可嘉靖三十七年冬天，继任云南巡抚王昺突然派了四个军官来到泸州，将杨慎押解回滇。据杨慎自己说，是因为"杨门七子"遭滇中某士人嫉妒，向巡抚举报了他返蜀长期不归一事。杨慎十月离开泸州，天已飘雪，步履维艰，行至杨林（今嵩明）病倒在荒村野店里。历时四十日，行程三千里，终于在十一月十三日回到昆明。

这时王昺已因贪污罢任，由游居敬接任巡抚。游居敬命他仍住高峣海庄。高峣的乡邻听说杨慎回来，都煮了肉、拿来酒安慰他。可云南当局仍要求他回永昌戍所。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杨慎回到了永昌。

当时，只有老态龙钟的张含来迎接他了。

他被安置在城北卧佛寺，朝听晨钟，晚闻暮鼓，被疾病折磨。想到沉疴难起，来日无多，还乡无望，他于六月末写下绝笔诗《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

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 怨诽不学《离骚》语，正葩仍为风雅仙。 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 中溪半谷城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

诗里的李张唐，就是李元阳、张含、唐锜——他的"杨门七子"里最核心的几个人。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把一生的心意，托付给了这几个云南朋友。

七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杨慎病逝于永昌卧佛寺，年七十二。游居敬命灵柩返回新都。黄峨以七十之躯，徒步奔丧，至泸州遇到灵柩，仿南朝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悼之文。当年冬天，杨慎遗体葬于新都城外其父墓侧。

他至死都没有得到赦免。要到明穆宗隆庆元年，才被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才被追谥"文宪"。这些迟到的哀荣，他本人一个都没看见。

我们现在记得杨慎，多半是因为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因为他在大礼议里那一下不肯弯的硬骨。可我们很少去想：在那名句和那一下硬骨之外，他还有漫长的三十六年，是在云南的雨里度过的。

这三十六年，并非碌碌无为。他著述达四百余种，存诗两千三百余首，《明史》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他的《丹铅总录》开明代考据之风，他的《滇载记》《南诏野史》《云南山川志》《滇程记》为云南留下了最早的系统文献。为了研究云南历史，他甚至学习了白族语言和文字，把白文的《百古通元峰年运志》翻译成汉文的《滇载记》，南诏始末，方得详备。他还和李元阳一起编纂了《云南通志》。

这三十六年，也不是囚禁的三十六年。他的足迹遍及昆明、大理、保山、安宁、建水、开远、剑川、巍山、通海，每到一地，辄携酒登临，题诗赋词。他在昆明写"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第一个把昆明称作"春城"。他在大理写"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廓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他给安宁温泉题"天下第一汤"，给感通寺写"花宫三十六，一一远人群"。他走到哪里，就把诗写到哪里，把学问带到哪里，把朋友交到哪里。

帝国把他流放到云南，本是把他当作需要隔离、驯服的烟瘴之人；可一个王朝最西、最南的文化荒原，恰恰因为一个被放逐的状元，第一次被系统地接入了中原的学术与文脉。云南的官场庇护他，云南的文人陪伴他，云南的百姓感念他——他在这片土地上，活成了比在京城时更真实、更丰满的人。

可他心里始终有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他存诗两千三百余首，因居滇三十余年，思乡怀归之作占了极大比重。他在《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里写："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滇海囚——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他自称"博南山人"，自称"金马碧鸡老兵"，名字里带着几分自嘲的旷达；可"滇海囚"三个字，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从来不是一个自愿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客子，而是一个被锁在这里的囚徒。

一个王朝对一个文人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杀死他，而是把他永远地流放在归途之外——让他有才，却不给他归路；让他被这片土地收留，却永远不许他回家。

《四月二日雨中拨闷》的最后两句，“今年四月寒犹在，坐拥红炉送酒筹”。没有说归。他只是在四月还冷着的云南，围着红炉，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个二十四岁中状元的人，一杯酒，喝了一辈子。

雨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