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2年10月20日拂晓，克节朗河谷。印军炊事员刚起来生火，一张饼还没烙完，河北岸的炮就响了。
十五分钟炮火准备之后步兵全线推进，当天这一带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被消灭的是印军第7旅，第4步兵师——绰号“红鹰师”的下属主力旅，跟英军在北非打过，参加过阿拉曼战役，在印军里是能拿得出手的牌子。
笔者翻了一下达尔维后来写的回忆录，这支部队进山时把所有重装备都扔在了平原上。每人背三十五公斤给养，穿的是秋季作战服和帆布鞋，三个人分两床毯子，冻伤和肺水肿还没开打就减了一批人。
仗打完，旅长达尔维准将被俘，抓到时已经66个小时没吃东西。
打之前，中方把对手估得很高，这不是客气话。
1962年夏天，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进京汇报作战方案。会上定下的调子是：印度这些王牌部队，战斗力有可能达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水平。
当年的动员会上，张国华拿“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打比方——那一仗中原野战军几乎掏空了家底。他要求部队拿出同样的劲头，准备打恶仗、打硬仗，别指望一锤子办完。
刘伯承的指示是“以雄狮搏鸡之势来打”，罗瑞卿说的是“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各部队的作战方案，是按最坏的打算磨出来的。
一交手不是那么回事：第7旅在防御状态下，不到一天就失去建制。有回忆说，头半小时炮击就放倒四百多人，指挥体系当场乱掉，八小时后这个旅已经不成队伍。
后来的总结里有一句话：印军战斗力大约相当于国民党中等部队。
从“五大主力”到“中等”，中间差着好几个档次。
战后统计，整个反击作战，我方阵亡722人、负伤1697人，无一人被俘；印军被击毙4885人、被俘3968人，合计8853人。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3个旅，另歼4个旅各一部。
先说清一件事：被打掉的是第4师这支王牌架子，最先被全歼的是它的第7旅，不是整个师一次性没了。但一个主力旅在一天之内报销，对印度国内的冲击，是一样的。
因为战前他们信的是另一套账。
尼赫鲁政府当时的判断是中国不敢打：1959年以后印军一步步往前推，中国除了抗议没有动武，这让新德里认定只要继续推，对方就会让。
更关键的是那句流传很广的评估，印度士兵对中国士兵能够以一敌十，半年之内就能把中国军队撵走。
一个国家的总理，按“以一敌十”这个前提排兵布阵，前线一垮，后面就没有第二套方案。
11月19日，瓦弄、邦迪拉相继失守。消息传回，印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那是10月26日就宣布的，到这时候彻底绷不住了。
首都新德里流言四起：有人说前线指挥官考尔已经被俘，有人说中国军队已经拿下阿萨姆邦重镇提斯浦尔，还有人说中国要空降五百名伞兵袭击新德里。
内政部给阿萨姆邦下了指示：撤离之前执行焦土政策，炸掉汽油站、发电厂，烧掉档案和纸币。
尼赫鲁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第一次公开感谢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援助，说要为“民族存亡”请求更多援助。
同一天，他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了紧急求援信。
信里请求美方派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帮印度打击中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和机场；还请求接收印度飞行员去美国培训。印度方面甚至希望英国联合美国派十五个轰炸机中队。
一个不结盟运动的头，向两个阵营同时伸手。
美国驻印度大使当时有一句评价：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
这话重，但说到了点子上，印度不是被打崩的。
八千人伤亡、四千人被俘，放在一个大国身上，是重创，不是亡国。真正塌掉的，是那本账，从上到下都相信的那个前提：中国不会打，中国打不过，一个印度兵能顶十个中国兵。
这个前提一破，后面全空了。
前线指挥官为了推责任，把对面两个师的兵力说成二十多个师。这话传回新德里，等于告诉决策层：中国是倾全国之力来灭国的。于是就有了焦土政策，有了烧纸币，有了迁都的传言。
不是敌人打到了城下，是自己把自己吓到了城下。
对我们来说，这一仗最值得记的，不是战果数字，是战前那份估敌。
把对手估高了，结果是准备过头，但准备过头不会输，准备不足才会。把对手估低了，结果是全线崩溃，印度就是这么塌的。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高估了印军战力吗？高估了，但高估恰恰是那一仗打得干净的原因之一；真正致命的，是低估。
印度在1962年犯的错，不是装备差，不是兵不勇，是把对手看轻了整整两个档次，然后按这个错误的前提，把全国的情绪、预算、外交全押了上去。
押错了，就只能烧自己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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