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户人家,能攒出多少家底?
湖北嘉鱼县官桥镇有个叫官桥八组的小村庄,面积只有7.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47口人。就是这么一个丘陵山窝里的村民小组,集体总资产已经突破70亿元,年收入31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过了10万元大关。外界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外号——"第二个华西村"。可要真拿这两个村子摆一块儿比,会发现它们走的根本不是同一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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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的官桥八组,是另一番模样。账上欠着一万多元外债,社员一天的工分值两毛一分,一年到头人均收入八十块钱。那会儿谁要说这个穷队将来能办高科技企业,怕是要被人当笑话。
事情的拐点落在一个叫周宝生的年轻人身上。他本来已经端上了县国营厂的饭碗,愣是辞了工作回村,接过生产小队长的担子。要知道那个年代"倒着走"是要被街坊戳脊梁骨的,他认了。
一上任,没谈什么宏图,先带人挖鱼塘、修水渠、办小型发电站。实实在在的苦活干下去,当年粮食就从二十万斤翻到了三十万斤。肚子问题压过去,心思才有地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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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他拿私房钱到镇上做买卖,赚了点启动资金马上回头砸进工业。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一家接一家开,十来个小厂把这个靠天吃饭的队,慢慢往工业化那头拽。
真正把官桥八组和一般"富裕村"拉开距离的,是九十年代初那次转身。周宝生看明白,烧砖挖煤这类生意走不远,必须朝技术含量高的方向钻。田野集团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成立的。
他做了件在当时很罕见的事——跑到武汉冶金研究所,把高级工程师刘业胜请到了乡下。一个村办企业能把大城市的专家挖来,光凭诚意不够,还得真给舞台。永磁合金项目一上马,第一年就挣了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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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这个小村子的产品路数越铺越宽。永磁合金用到了神舟飞船和地震检波设备上;他们做的缆索挂在了北盘江大桥、杨泗港长江大桥上,连贵州"中国天眼"的工程里都有一份;岩石破碎用的纤钢钎具,六成卖去了北美和欧洲。
田野集团后来被科技部挂上了"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牌子,经人事部批准还建起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个只有六十多户人的村民小组,办出一个能支撑国家级工程的科技企业集团,这事放在全国都稀罕。
挣到钱只是第一关,怎么分、怎么管才是真功夫。官桥八组定了死规矩:资产归集体,分红看贡献,村民人人是股民。小孩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每月领成长金,看病基本能报销,水电气按半价收,家家户户住的是独栋别墅。
更关键的是治理这头。遇上大事,必须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议定了就谁也别想绕开。几十年下来,这片村子没出过打架斗殴,没有赌博的,更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规矩立得硬,日子才熬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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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儿,就绕不开江苏那个曾经风光无两的华西村了。鼎盛时期它坐拥几百亿资产,是全国集体经济的招牌。可新世纪以后,新一代班子把摊子铺进了金融、地产,经验跟不上、人才也跟不上,还花大价钱盖那些高耸的标志建筑,窟窿越捂越深。
2023年7月华西股份的一纸公告,让这段故事定了格——华西村委会把持有的华西集团80%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象征性价格转给了江阴国资办旗下的联华基金,目的就是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化解债务危机。一块钱买走八成股权,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同样是集体经济,一个走着稳当上坡路,一个跌进了债务泥潭。差别不在"集体"两个字,在于企业有没有扎在实业的根上,权力有没有被关进规矩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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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之后,官桥八组没把门关上。周边几个村的土地整理,田野集团主动接过来干,摸索出了"公司+专业合作社+农场"这么个模式。农民该搬进新村的搬进新村,股金和工资一起拿,谁也不会被落下。
集团自掏腰包投入十四亿左右,把山水田林路草沙一起整治,不但基础设施通到了田埂边,还硬是多整出六千多亩基本农田。嘉鱼县官桥镇后来被自然资源部列入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部级试点,这事得的是实打实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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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头:官桥八组这个样本,复制不了。它贴着武汉都市圈的边,区位本就占便宜;周宝生那种在八十年代初就敢扔铁饭碗的人,更不是哪个村都能摇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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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从这个小村子里学点东西,学的不是它办了多少工厂、盖了多少别墅,而是另一桩事——集体经济只要治理有章法、产业有定力、带头人靠得住,就能在市场里立住脚,而且越走路越宽。这才是六十七户人家压箱底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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