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被害，女儿晚年坦言：若张学良不送蒋回南京，悲剧本可避免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西郊机场，张学良把杨虎城叫到一旁，低声说了一句，现在就放他走。杨虎城此前并不在放蒋的决策圈子里，蒋已经站在飞机旁边，争执来不及了，只能跟着把人送上飞机。

临起飞前，张学良又塞过来一份手写的委托，大意是自己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交由于学忠统领，归杨虎城指挥。飞机升空之后，张学良跟着蒋介石去了南京，杨虎城留在机场上，手里攥着那张纸。

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英晚年提起这一天，意思讲得很清楚：如果张学良当年没有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她父亲后来那十二年的囚禁和最后的死，本来是可以躲开的。

放蒋这件事，杨虎城从头到尾都被搁在决策的外面。

张学良拿定送蒋的主意，比外面知道的要早。12月24日他就把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叫来交了底，几个人都不赞成，最后只劝到“至多送到洛阳”为止。杨虎城那边，直到25日下午张学良打电话叫他过去，才知道蒋马上要走，张只低声讲了一句“现在就放他”，蒋就在旁边，杨不好当着蒋的面跟张吵起来，只能一起动身去机场。

周恩来那边也劝过，没有拦住。张学良身边的心腹同样不赞成，可他谁的话都没有听进去，飞机一起飞，西安这边就由不得自己了。

杨虎城和张学良不一样。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拜把子的交情，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从头到尾都是一笔越算越冷的账。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早年在关中拉杆子起家，从刀客一路打成十七路军的总指挥，部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地盘是他自己打下来的。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战后拿到了陕西省主席的位置，十七路军也扩编到了几个师。

这种合作在蒋介石眼里从来是暂时的，冯玉祥的西北军对南京不再构成威胁之后，蒋介石转过头就开始收拾杨虎城：先撤掉了他一个师的番号，剩下的两个师里，师长冯钦哉又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到了1933年底，蒋介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免了他陕西省主席的职务，换了邵力子来接。

1935年东北军大批开进陕西，杨虎城在西北的分量又轻了一截。他几次要求带部队北上抗日，电报发出去没有回音。等到1936年秋天蒋介石飞到西安督战“剿共”，杨虎城和张学良反复劝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劝一次被申斥一次，两个人这才走到了兵谏那一步。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元凶”。这个定性上的差别，后来决定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下场。

张学良的飞机在南京一落地，人就被扣下了。西安这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撑起来的局面因为张学良的缺席塌了一根柱子，蒋介石腾出手来，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杨虎城。

十七路军的拆解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事变之前这支队伍拢共五万多人，事变之后驻守同州的冯钦哉带着整个四十二师并入了中央军，孙蔚如十七师里的王劲哉四十九旅也拉走了，前后分出去的人不下两万，十七路军的番号随后被取消。

1937年6月，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让他出国。杨虎城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幼子杨拯中上了船，人在欧洲，心一直在国内。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一路给蒋介石拍电报要求回国参战，蒋那边没有松口，他就自己从马赛上了船，1937年11月26日到了香港。

到香港之后，蒋介石的电报来了，让他去南昌见面，派了戴笠去接。杨虎城12月2日跟着戴笠飞到南昌，一下飞机就失去了自由，被押到南昌郊外梅岭的一处公馆里，里面是特务看守，外面是宪兵警戒。他回国是想扛枪打日本，等着他的是一条走了十二年也没有走完的路。

玄天洞里的孩子

从南昌开始，杨虎城被一站一站地往西南方向挪，湖南、贵州、四川，最后落在贵州息烽的大山里头。关他的地方叫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山洞，洞口砌了墙，装了门，一家人住在洞里，洞外是特务的岗哨，警戒线布了三道，内层是军统特务队，中层是宪兵，外层还有一个连的兵力。

谢葆贞是在1938年带着杨拯中主动进狱陪丈夫的，她在外面本可以带着孩子过日子，可她自己选择了走进来。在息烽的洞里，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杨拯贵，孩子从落地那天起，看见的就是洞顶的石头和门口的岗哨。

谢葆贞的性格本来就刚烈，进了监狱之后更是不肯低头，见到看守就骂，质问他们凭什么把人关起来。

她的身体和精神在洞里一点一点垮下去，1946年底开始绝食，后来又吞金，被抢救过来之后仍然不肯进食，1947年2月在囚禁中去世，三十六岁。杨虎城把她的骨灰盒收在身边，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杨拯中跟着父亲坐牢，进去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出来的时候二十岁不到，头发已经白了。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越来越窄。李宗仁当上代总统之后签过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名单上有杨虎城的名字，可底下的人一层一层地推，命令签了，人没有动。到了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把毛人凤叫来，问杨虎城在什么地方，随后定下了处置的办法。方案是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几个人一起做的，用匕首，不用枪，怕响声惊动别处。

9月1日，周养浩到了贵阳麒麟洞，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接见他，然后送他去台湾。9月5日，杨虎城带着杨拯中、杨拯贵，还有秘书宋绮云一家，跟着周养浩动身离开贵阳，9月6日夜里，车队到了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特务把杨虎城搀着往石阶上走，说是先在戴公祠住两天，等蒋介石传见。

杨拯中捧着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跟在父亲身后往上走，他刚迈进楼梯旁那间屋子，门后头藏着的人扑了出来，匕首扎进他的腰，他喊了一声就倒了，血溅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回过头，另一把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身体。

这一夜倒在刀下的还有杨拯贵、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宋振中，以及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八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事后，特务把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埋在会客室旁边的花坛底下，上面覆了土，种了些花草，想把这个场面掩过去。

杨拯英那时候不在父亲身边，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三岁，父母在事变之前就把她和几个姐妹送离了西安，寄养在长安县一户农民家里。她后来回忆说，她们逃的不是日本人的炮火，是蒋介石的迫害，因为有一个抗日的父亲，年幼的孩子不得不东躲西藏。

1950年1月30日，西安为杨虎城等人举行追悼会，杨拯英十五岁，站在站台上，看着父亲的灵柩从车厢里抬出来，胸前那朵小白花被眼泪打湿了。这是她对父亲唯一清晰的记忆。

很多年后，她在西安说起当年的事，话讲得很平：如果张学良当年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父亲不用熬那十二年，也不会死。张学良被扣之后活到了二十一世纪，杨虎城在歌乐山的戴公祠里停在了五十六岁。西安机场那个下午，张学良踏上舷梯的那一步，把两个人带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